中共绝无仅有家族：一门出了4个中央委员

这是中共党史上一个绝无仅有的家族，一门出了四个中央委员：蔡和森是中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中共早期最主要的理论家、宣传家；向警予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先驱，中共唯一的女创始人，第一个女中央委员；蔡畅是新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领导人，曾任全国妇联第一、二、三届主席；李富春曾长期任国家计委主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书记处书记。而葛健豪虽非中共党员，却被称为“革命的母亲”，立传于《中共党史人物传》。本文摘自《湖南日报》。

1919年12月，上海杨树浦码头。“呜——呜——呜——”汽笛鸣响，江面上的法国“央脱来蓬”号邮轮徐徐启航，劈波斩浪。54岁的农妇葛健豪来自湖南双峰县，她踩着一双小脚，要与儿子蔡和森、女儿蔡畅一起赴法勤工俭学，成为第一个“留学老学生”，被舆论称为“二十世纪惊人的妇人”。葛健豪对送行的人说：“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就要活得有意义，我们现在去留学，将来回国就可以干一番救国救民的大事。”

他们的朋友，另一名奇女子向警予也在船上。35天的旅程中，她和蔡和森相知相恋，不知不觉都放下了曾经的“不婚主义”宣言。

而蔡畅未来的伴侣李富春已经先期到达了法国，在那里，他们收获了爱情，也坚定了一辈子为之奋斗的革命信仰。

中共党史上一个绝无仅有的家族形成了，一门四个中央委员：蔡和森是中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中共早期最主要的理论家、宣传家；向警予是我国妇女解放运动先驱，中共唯一的女创始人，第一个女中央委员；蔡畅是新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领导人，曾任全国妇联第一、二、三届主席；李富春曾长期任国家计委主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书记处书记。而葛健豪虽非中共党员，却被称为“革命的母亲”，立传于《中共党史人物传》。

一家三代同求学传为佳话

双峰县荷叶镇地处湖南中部，因其四周环山、中部低平，形似一片荷叶而得名。这里山清水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思想深入人心。当地有三大望族，曾国藩家族、“鉴湖女侠”秋瑾的婆家王氏家族和葛健豪娘家葛氏家族，他们之间彼此联姻。

葛健豪自幼聪明伶俐，五六岁时随哥哥葛望钦在家馆读书。16岁时，她奉父母之命嫁给同乡蔡蓉峰。她生性刚烈，当看到丈夫赌博、吸鸦片、娶小妾、虐待工人，屡教不改时，便毅然提出休夫。

葛健豪与秋瑾情同手足，亲如姐妹，经常集聚在一起，或饮酒赋诗，或对月抚琴，或下棋谈心，往来十分密切。她不顾丈夫反对，变卖家产支持子女上学。

1913年，蔡蓉峰为了500银元，要将年仅13岁的蔡畅许配给一个财主当小媳妇。葛健豪极力反对，与蔡和森商量后，决定带女儿逃婚。次年春天，年近半百的葛健豪卖掉了一部分陪嫁的首饰凑足所需费用，带着蔡和森、蔡畅，还有寡居的长女蔡庆熙及其三岁的女儿刘昂，一起到长沙求学谋生。

到长沙后，葛健豪希望进入“湖南女子教员养成所”学习，但校方以她年龄太大为由拒绝了。蔡和森遂替母亲写了呈文，到长沙县署告状，县署在呈文上批“奇志可嘉”四字，并通知该校破格录取。葛健豪勤奋好学，就寝钟声响过以后，还要看一阵书才睡觉。她是个小脚女人，却坚持和青年女生一起上体操课。此时，蔡和森已入长沙省立第一师范学习，蔡畅入周南女校初级班学习，蔡庆熙先入自治女校，后转入横粹女校，刘昂则进了周南女校附设幼稚园。蔡家祖孙三代5人进省城求学，一时传为佳话。

在这些新式学堂里，他们都遇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蔡和森和毛泽东成为好朋友，经常在一起纵论天下，他们都是教育家杨昌济的得意门生，与萧子升并称为“湘江三友”。

学习期间，蔡畅认识了周南女校另一位学霸级人物向警予。她们有着许多共同点：向警予有个开明的父亲，而蔡畅有位思想开放的母亲；都有思想进步的哥哥；都爱新知，爱锻炼；都以身许国……

此时，家境贫寒的李富春也凭自己的才华考入长沙名校长郡中学读书，成绩优异，而且也热爱体育，是校足球队的成员。

第一个提出“中国共产党”名称

毕业后，蔡家租住在岳麓山下。蔡和森一面自学读书，一面锻炼身体。这时，蔡畅已经留在周南女校教书了，用每月八块钱的薪水支撑一家人的生活。为了解决家里生活的困难，葛健豪向屋主租了半亩菜地，粮食不足，就用蔬菜、蚕豆添补。这里也成了长沙进步青年聚会的地方，岳麓山上，湘江边，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

1918年春，蔡和森与毛泽东在湖南农村游历半个多月，了解社会情况。回来后，毛泽东、蔡和森成立新民学会，这是五四运动前最早的一个革命团体，是湖南省反帝反封建的核心组织。成立大会就在蔡和森家中举行，葛健豪特地为他们做了一顿丰盛的午餐。虽然不是会员，但是蔡畅旁听了成立大会的全程。长期的耳濡目染也让蔡畅的思想不断变化。

新民学会成立后，蔡畅写信告诉正在家乡湖南溆浦艰苦办学的向警予，并热情地邀请她加入。向警予收信后，很想出去干一番“真事业”。这年秋天，她只身来到北京，这正与蔡和森的想法不谋而合。1918年6月23日，蔡和森为筹措湖南留法运动，只身赴京，从而认识了陈独秀、李大钊，对俄国革命有了初步的认识。

李富春也从长郡中学毕业，面对动荡不安的国内局势，他也懵懂地希望另辟出路。1919年10月31日，19岁的李富春乘坐邮轮“宝勒茄号”从上海启程，远涉重洋，前往法国。

两个月后，蔡和森一家三口与向警予一起也自沪启航，奔向法国。到法国后，蔡和森“蛮读猛译”马克思主义著作，他这时寄回国内的书信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要渠道。

蔡和森于1920年8月13日、9月16日写给毛泽东的信，1921年2月11日写给陈独秀的信，为两人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支持。在1920年9月16日的信中，蔡和森明确提出党组织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从现有资料来看，这几乎是最早提出“中国共产党”名称。

不婚主义者的爱情同盟

在去往法兰西的漫长旅途中，蔡和森和向警予两个年轻人的心越走越近。赴法之前，他们都曾表示要把自己的所有时间和精力投入到革命事业，不考虑个人问题，向警予还曾不畏权势，不慕荣华，拒绝了军阀周则范的求婚，表示要“以身许国，终身不婚”。

没想到，这么快就遇到了知己。共同的理想和抱负，让蔡和森和向警予犹如“镜中人”，情投意合，难舍难分。到了法国，他们很快结了婚，组成了令人称羡的“向蔡同盟”。在浪漫的法国，蔡畅也放弃了自己“终身不嫁”的誓言，1923年3月的一天，李富春和蔡畅携手走进巴黎市区一个半地下的咖啡馆，单独庆祝这个属于他俩的日子。

斯人已去，信仰不绝

“向蔡同盟”留下了一对儿女：蔡妮和蔡博。向蔡无暇照顾自己年幼的孩子，只好托付给葛健豪和蔡庆熙抚养。

1928年3月20日，向警予在武汉被法租界巡捕房逮捕。无论敌人如何威逼利诱，向警予都绝不透露一丝党的秘密。蔡和森闻讯后曾竭力营救，但是都失败了。1928年5月1日，向警予英勇就义。惊闻此讯，葛健豪如遭晴天霹雳。她为向警予撰写了一副挽联：

同乡里，同留法，同一家，同甘共苦，戚戚焉，愚母惭愧未同去；先国家，先民族，先大众，先人后己，凛凛然，贤媳光荣已先归。

三年之后，蔡和森也在广州牺牲。蔡畅怕老母亲承受不住这接连的打击，一直隐瞒着这个噩耗。1943年3月16日，葛健豪在临终前，还一直不知道蔡和森已经壮烈牺牲。她问长女蔡庆熙：“和森、咸熙(蔡畅)有信回没有?”并要长女写信告诉他们：“母亲已看不到他们事业的成功了，但革命一定会胜利的!”她去世后，毛泽东为她提笔写了挽联：“老妇人，新妇道；儿英烈，女英雄。”

1975年1月9日，李富春与世长辞，蔡畅悲痛欲绝。她将夫妻俩在银行的存款10万元全部交给党。后来，蔡畅再次将她的三万多元存款，连同利息，全部作为特别党费交给了党。

1990年9月11日，蔡畅也离开了人世，但这个家族的信仰还在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