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党：日暮途穷的大中华政党

“一个伟大政党赖以生存的政治基础，离不开两种必不可少的力量：合理的意识形态和足够的物质力量。缺乏后者的保障，她就不可能支配现在，而没有前者的呵护，她将注定失去未来。”——《无可匹敌的力量：群众运动》附录之《政党的前景》

2017年5月20日，中国国民党在一番痛苦的选战之后，终于迎来了新的党主席——前行政院长吴敦义。这是一位精于谋算的典型国民党老牌政客，也最擅长在变幻复杂的政局中最大程度地盘桓自身的得失。

中国国民党主席选举5月20日落幕，新任党主席确认由吴敦义当选。吴敦义当晚在竞选总部发表谈话，感谢支持（图源：中央社）

在去年前主席朱立伦辞任之后的国民党主席选战中，呼声甚高的吴敦义，面对党内僚属的规劝，反而选择了观望，因为这位老谋深算的政客深知去年的党主席任期只有一年多，注定是个过渡人物，不可能享受代表国民党参加选举的好处，还要处理复杂难解、怨愤甚大的党产官司。他只有选择观望，才能避开政治激流，以救世主横空出世的姿态攫取最大的政治利益。

不过，吴敦义的个人胜利，并不意味着国民党的成功。

2016年7月底，台湾智库发布民调显示，没有执政负担的国民党的支持率已经下跌到了17%，12月底，这个支持率上升到21%，但与2016年国民党总统选举31%的得票率依然相距甚远；与此同时，在民进党的主导下，台湾立法院通过了《不当党产条例》，开始以“转型正义”之名的法律手段追缴国民党的经济资产，使得国民党陷入拖欠党工薪资的窘境。事实表明，在“大中华情节”浓厚之洪秀柱负有争议的领导之下，国民党的境况愈发糟糕了。

那么，作为政治老手、被视为“本土派”的吴敦义，能否捡起国民党的大旗，挽救国民党的危难呢？

答案是不能。

国民党的未来，并不决定于他的领袖是否精明，也不决定于他的对手是否愚蠢——这两者只是具有短期影响的小波段，不足以改变政治洪流的长久走势。国民党的命运，归根结底取决于她作为一个政党赖以维系的两种关键力量：她的意识形态和物质实力。非常不幸的是，中国国民党已然丧失了这两种力量。

汉地十八省，传统的汉人聚居区，国民党党徽铁血十八星，即以汉地十八省寓意。而国民党意识形态基础的三民主义，首先就是包装成”大中华“式的汉民族主义原则，然后才谈民权和民生

“苏俄是少数人种当国，排斥异己，我很替俄国担忧。”——《蒋介石日记》中蒋介石的访苏感受，“少数人”指布尔什维克苏联的早期领袖都是犹太人和外国人，用以批评布尔什维克的民族政策（图源：VCG）

蒋介石不承认中国存在真正的少数民族，他认为中国民族“四海之内，各地的宗族，若非同源于一个始祖，即是相结以累世的婚姻。诗经上说：‘文王孙子，本支百世’，就是说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取自《论中国之命运》）这实际上就是最典型的汉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这位国民党领袖不但据不承认回族的存在，甚至还计划在战后，分批遣送自20世纪初开始在东北定居的朝鲜族人口

作为一个依托汉民族主义起家的政党，国民党历来将“大中华主义”包装下的“汉本位”民族主义视为自身意识形态的根本。孙文处处标榜“黄帝赤子”以宣示自身政治主张的合理性；蒋介石对布尔什维克“少数当国”的忧虑，并在《论中国之命运》中将中国视为“黄帝子孙的国家”；蒋经国组建自命“炎黄子孙，复兴中华”的黄复兴党部；李登辉在国民党元老逼迫下自称“再造新中原”（1996年）以己任；马英九承袭国民党传统，以元首之尊祭拜黄帝。这些一脉相承的作为，实际上都体现了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基础，在于大中华名义包装下的汉民族主义。

然而，“大中华”意识形态赖以生存的政治基础，在今天国民党能够存在的台湾土地上已经不存在了。台湾独特的历史记忆和狭小的岛屿空间，使得台湾的本土人很难像大陆人一般，会对中华民族有一种刻骨的认同。在完全不同的政治制度和相对疏离的交流下，出于对自身的利益考虑，台湾人对身边有形乡土的了解和关切，自然远甚过对教科书中虚无飘渺、毫不相干的大陆山河，这种天然的本能必然不断促成本土主义的兴起，并赋予其无可辩驳的道义正当性，从而随着时间推移，最终确立台湾政治新的意识形态原则。

就像历史所记录的那样，随着这种意识形态力量的壮大，国民党的大中华意识形态不断溃败。蒋介石时代尚能够挟军事武力的强硬威压，能够勉力维系台湾社会的“大中华主义”意识形态标准；蒋经国则在延续“大中华主义”的同时，不得不宣称“我也台湾人”的口号；上世纪90年代，李登辉则可以通过借用台湾本土主义的力量挫败国民党大佬们对其的挟制；而到了马英九时期，作为国民党领袖的他，已经开始高喊本土意识形态架构下的政治口号“爱台湾”，来求取选战的胜利了。

一旦信奉“大中华主义”的国民党被迫认可了对手的本土主义原则，那么就会产生两个必然的政治后果。

一方面，国民党将背负沉重的政治包袱，曾经被标榜反分裂的“二二八”事件和为了“炎黄复兴”事业推行的“去台语”、“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就会变成国民党”本土主义“下的政治罪孽，而非”大中华民族主义“的政治功勋，因此，马英九每逢”二二八事件“就对台湾民众道歉，却完全忽略了事件扩大化的源头在于台省人对外省人的屠杀。这些旧原则下极度扭曲的现实，就是现有本土主义原则下的必然结果。

另一方面，国民党一旦接受了对手的原则，无论其如何向这一原则靠拢，都不可能获得像对手那样在这一原则下的民众认可度（却可以获得相比党内对手更高的认同度，在将民众置于最终审判者的社会氛围中，会引发党内的分裂，80年代末的苏共和90年代末的国民党即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的政治基础将愈发依赖于物质力量。

无论是马英九还是朱立伦，这些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之所以在选战中比民进党更标榜”拼经济“，不是因为国民党更擅长拼经济，而是缺乏道义力量的国民党只能通过”拼经济“的口号诱惑选民，从这个角度来看，经济发展上的挫败对国民党的创伤，实际上远比民进党致命，因为一旦前者被证明在经济发展上与后者一样无能，那么将足以摧毁前者赖以生存的唯一政治基础。考虑到经济发展的极大不确定性，国民党的政治基础实际上不过是一堆随风浮动的流沙。

法国奥尔良王朝国王路易·菲利普（如图）的统治，建立于君权神授完全破产之后的1830年，由于维系君主体制的意识形态已经灭亡，他不得不小心谨慎地执政，拼命发展经济，并力避任何可能的风险。托克维尔在回忆录里这样评价他“这个人是19世纪的政治怀疑者，又是18世纪的政治怀疑者，自己没有信仰，也不相信任何人有信仰。······其缺陷与他所处的时代有着同一性，他就是使得疾病成为不治之症的灾难。的确，号称公民国王的奥尔良公爵不得不沦为一位政治上的庸人（正统派讽刺他只是一位街垒国王，因为他的王冠是街垒后面的暴民赏赐的），他有中产阶级的狡猾和实际精神，但缺乏更高的目标，只能在不堪一击的沙堆之上实行一种即少德性又却威严的统治，像经营一间杂货铺一样管理国家。”

“权力的稳固绝不能寄托于不确定的经济成就，它必须扎根于无可辩驳的道义原则之上”——《无可匹敌的力量——群众运动》

上世纪后期，作为两个意识形态步入消亡的政党，国民党与苏共事实上采取了两种不同的策略应对危机。

国民党将自身的命运付诸于民主化大潮，然而，伴随着崛起于校园之中的本土主义步步壮大，国民党不断分裂衰败，曾经在台湾强悍无匹的党国威严最终在不可抗拒的本土原则面前土崩瓦解：2005年，百年老店国民党还号称有百万党员，到了2016年，合格党员只剩下35万左右。2016年3月党主席补选，仅14万党员投票，与朱立伦时相比，减少了5万，投票率仅41.61%。党员数和投票率不断降低的背后，是国民党政党生命力难以挽回的衰败。

而苏共则在意识形态渐趋崩解的情况下强化了控制，但是，随着道义原则的瓦解，保持物质力量的所需成本急剧攀升。到了1985年，苏俄财政不但无力承担日趋庞大的军警和基层政府开支，也难以维系国家分发的市民福利，“历史不应该忘记，在苏俄崩溃前的最后几年，是其基层干部待遇和市民福利急剧恶化的数年——这种不幸，对列宁、斯大林时代的苏俄和东正教式民族主义的普京政权能够承受，但对于丧失了道义根基的戈尔巴乔夫政权则足以构成不可治愈的死疾。”（摘自《无可匹敌的力量——群众运动》之《权力的崩溃》）

所以，作为一个失去意识形态道义合理性的政党来说，国民党的未来注定是灰暗的。失去行政权和立法院多数，对于民进党来说，不过是深根于大地的野草经历了一场野火，随时都可能绿草翻青，并愈发茁壮；但同样的失败对于国民党来说，则是一场无可挽回的灾难，这个政党看似繁茂枝叶的下面，是因水土不服而逐渐枯萎的异乡之根，一次烈火，足以毁灭她不可再生的所有。

实际上，国民党的历史犹如浮士德式的历史悲剧：缔造这个政党的不朽伟人实际上是一个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利式革命家，而毁灭这个政党的“蠢材”本质上则是一个恪守原则的可敬君子。而这一切，恰恰验证了普鲁士伟人VonRoon对俾斯麦成就所做的评价：

“无人得以不朽而无须付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