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審視：曾國藩的大屠殺對文明之深害

　　近代以來，對於中國傳統文化，國人有兩種截然相反的評價：

　　一是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是垃圾，統統革除也在所不惜。

　　中共在上台之初，就是持這種決絕否定態度的，所以毛澤東一夥在五十年代一度要以拼音文字取代漢字，但是其後，尤其是“鄧改開”以後，中共又搖身一變，裝扮成中國傳統文化的維護者。

　　這種態度肯定是不可取的。漢文明有許多優點，也與西方文明有豐富的互補性，正愈來愈多地得到見證；日本民族是世界上最有鑑別力民族之一，對待中國傳統文化，日本人態度，與那種自暴自棄的華人完全相反，他完整地保存和敬奉着中國的許多傳統精華：如漢服、茶道、書法、中醫（漢方醫）、周易。.

　　另一種則認為中國傳統文化完美無瑕，是聖潔的“神傳文化”。如國粹派就是這種態度。

　　中國傳統文化是否神傳文化先不論，以它為完美無瑕，顯然失之誇張。我們不能因為自己是中國人，就對自己文化的缺點視而不見，而象手電筒一樣只照別人。

　　憑心而論，中國傳統文化也有很多缺點，它的最嚴重的缺點，就是缺乏人道主義——即比較殘忍。

　　宋亡以後，中國人即便不是世界上最殘忍的民族，也是最殘忍的民族之一。

　　閹人制度就是殘忍的一大標誌，從周朝到辛亥革命一連兩千多年實行這一制度的民族，全世界恐怕只有中國人；凌遲——這種把人千刀萬剮的慘絕人寰慘殺，居然作為國家明正典刑，存在了數百年之久，全世界只有中國。這不能不說，與文化的缺陷有關。

　　當然，中國文化也不是一直都很殘忍，宋朝之前沒那麼殘忍，宋朝更是文明到了取消所有酷刑，大大縮減閹人制度的近代文明前夜。.可惜這一進程又被蒙古的鐵蹄踏斷了。

　　中國在宋亡以後越來越殘忍，蒙、滿的征服固然是主因，但也有自己不爭氣的因素，它以兩個漢人為代表，就是朱元璋和曾國藩。

　　朱元璋擯棄宋朝的文明，繼承蒙元的野蠻在此不表，但說曾國藩：曾國藩是近代加劇中國野蠻化的頭號“功臣”，中共之所以在各國共產黨中，都屬最為殘忍之列（或許僅次於朝鮮勞動黨與紅色高棉），與曾國藩帶來的殘忍，密不可分。

　　簡明地說，各國共產黨都是殘暴的，但共產黨與尤為殘忍的中國近代文化結合起來，就生出了特別殘暴的中共。

　　而中國傳統文化在近代之所以變得尤為殘忍，曾國藩罪責難咎！

　　曾國藩（主要在鎮壓太平天國過程中）極端殘忍地濫殺無辜，大大加深了中國文化的殘忍。

　　2009年，盤古樂隊的主唱手敖博、吉他手段信軍前往台灣，途徑曼谷，特意看望並宴請了正流亡泰國的筆者。席間信奉佛教的敖博說：中國地主士紳遭到中共的殘酷屠殺，是曾國藩等人剝皮、凌遲慘殺濫殺農民的報應！

　　余聞言心驚，不禁靈動而神往。

　　以儒家信徒為代表的人則辯稱：曾國藩殺的是天平天國暴徒，那些“賊”人該殺！殺那些人是仁義！

　　問題是，曾國藩的屠殺，遠遠超出了太平天國成員的範疇，不折不扣地是濫殺無辜：

　　曾國藩指揮湘軍順江而下進攻天平天國，從九江到南京，湘軍攻一城屠一城，直殺得“雞犬不聞三千里”，湘軍將領彭玉磷都感嘆：“直教戮滅無遺種，屍涌長江水不流”（彭玉磷《克復九江屠城》）。

　　其中，著名的大屠殺有三次：

　　1858年屠江西九江，湘軍將守城太平軍暨其家屬兩萬多人全部殺光，又大殺城中百姓，城中積屍數萬，被拋屍長江者更難計數；

　　1862年屠安徽寧國府，老百姓被殺者難以計數；由於屍積如山，倖存者太少，兩個月後城中屍體還無人收埋；

　　1864年七月，湘軍曾國荃部攻破太平天國首都天京，立即執行曾國藩的屠城政策，三日之內，二十多萬湘軍見人就殺，見屋就燒，奸淫擄掠，無惡不作，南京城內數十萬老百姓慘遭屠殺，其中許多人是幼兒、老人和婦女；時在曾國荃軍中的趙烈文（曾國藩幕僚）見證：“••••••沿街死屍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滿二三歲者亦斫戮以為戲，匍匐道上。婦女四十歲以下者一人俱無，老者無不負傷，或十餘刀，數十刀••••••”（趙烈文：《能靜居士日記》）；“秦淮河屍首如麻”、“三日夜火光不息”（《湘軍紀》）。當年太平軍攻占南京，南京城沒有受到大的破壞，而經過湘軍的浩劫，史載南京連一棵完整的樹都沒有，全城幾乎變為空城。

　　這就是湘軍版的南京大屠殺！它比起七十三年後日本人製造的南京大屠殺，恐怕有過之而無不及。趙烈文估計：湘軍之屠南京，殺了二三十萬人；但後人評估，遇害人數遠不止此數，因為太平天國全盛時期南京有一百多萬人口，而太平天國滅亡十一年後的光緒元年（1875年），“江寧”（即南京）人口仍不及五十萬人。

　　然而莫大諷刺的是：製造日軍版南京大屠殺的松井石根和谷壽夫成了戰犯，早被判處死刑，而製造湘軍版南京大屠殺的曾國藩，迄今榮享“聖人”牌位、仍然受到頂禮膜拜。

　　面對如此故意屠民滔天罪行，冠名“儒家”的人仍無恥地辯稱：這是鎮壓天平天國的必須！

　　但曾國藩的濫殺老百姓，並不僅限於太平天國占區，早在湖南興辦團練時，曾國藩就在省城長沙設立“發審局”：凡團紳送被捕人到局，立即殺死，禁止屍親呼冤，又禁止向團紳講理；有一次曾國藩抓到十一個據說是搶了米行的農民，曾國藩竟然連審都不審，下令把他們全部砍頭；曾國藩在湖南竭力鼓動濫殺濫捕，提倡團紳捕人，要求：地方官殺人、捕人要多，殺人要快，官殺人‘不必拘守常例’，紳捕人“不必一一報官”。湖南並非太平天國統治區，試問：此種濫殺，是鎮壓太平天國所必需嗎？

　　可見，曾國藩的濫殺，遠遠超出了鎮壓太平天國所必需，他的濫殺，是大規模的蓄意謀殺，曾國藩就是謀殺犯。

　　曾國藩不僅大規模地濫殺無辜，而且殺人手段之血腥殘忍，世所罕見，超越人倫底線，完全可以用禽獸不如來形容：

　　在圍攻江西興國、大冶的戰鬥中，曾國藩把俘獲一百三十四名太平軍，不分官兵“一概剜目凌遲”；九江戰役中俘獲十二人，曾國藩命令立即‘凌遲梟示’、又生擒十三人，曾國藩命令“就地剜目凌遲”。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湘軍紀》載，“重陽戰鬥擒獲七十餘人，（曾國藩命令）殺死後令兵勇割人肉生吞。”

　　生吃人肉是什麼行為？這難道不是食人惡魔的行為嗎？

　　這就是曾國藩儒家道德“聖人”真面目！這就是李劼所讚頌的曾國藩內心“修為”的真相！

　　有以“儒徒”為代表的人辯稱：不能以今天的道德標準來要求古人，曾國藩式的濫殺，在當時的時代是很常見的。

　　這完全是對歷史無知的想當然。按今天的道德標準濫殺無辜是大罪，按當時的道德標準，濫殺無辜真的就不算什麼嗎？

　　在率軍討伐太平軍之前，曾國藩在湖南的大殺濫殺，曾惹得輿論大嘩，落得“曾剃頭”的罵名——請注意：“曾剃頭”的綽號，並非來自太平軍，而是來自曾國藩自己的湖南老鄉！

　　當時目睹湘軍的屠殺，不少士紳、甚至連滿清的地方官都看不下去，他們曾上書清廷彈劾曾國藩，指控曾擅殺良民。（但清廷置若罔聞，反而多次下詔表彰，這反映出滿清政權的非法性）

　　湘軍屠城的血腥殘暴，甚至連湘軍的將領都看不過去。湘軍大將彭玉麟就先後於1861年安慶屠城後、1864年南京屠城後，兩次致函曾國藩，要求曾國藩“大義滅親”——即殺掉屠城的直接責任人曾國荃，曾國藩置若罔聞。

　　以上能夠反映出：濫殺無辜按當時的道德標準稀鬆平常、不算什麼嗎？

　　無需比歷朝中最為文明的宋朝，比比明朝如何？萬曆年間，為了反抗太監孫隆徵稅，蘇州人罷市、遊行示威、毆打明廷稅監，有人提議動用軍隊鎮壓，“但太守（總兵）朱公燮元曰：不可。兵一御外寇者也，吾不能鋤奸，以至招亂。若又擊之，是重其毒也。切眾怒難犯，若之何抱薪救火哉！”（《吳葛將軍碑》）。

　　更早且在漢族正統王朝中最為殘暴的明朝人，都知道不能動用軍隊濫殺老百姓的常理，這能夠說明古人的道德標準，不以濫殺無辜為大不了之事？

　　曾國藩何止不符今日的“普世價值”？他既不符合古道，也不符合“儒道”。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論語－衛靈公》）；孟子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孟子.公孫丑》）

　　試問：慘無人道、濫殺無辜的曾國藩符合什麼儒家之道？

　　難怪儒家信徒蔣介石在日記中會批曾國藩“近乎偽”，蔣介石最崇拜的是王陽明，而非曾國藩。

　　難怪毛澤東會對曾國藩五體崇拜，他直言：“愚於近人，獨服曾文正，觀其收拾洪楊一役，完滿無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滿乎？”（毛澤東1917年8月23日致黎錦熙信，見《毛澤東早期文稿》第85頁）。

　　顯而易見，曾國藩慘無人道、濫殺無辜的腥風血雨，大大地加深了當時中國社會的殘忍，但把這種殘忍大而化之，深深影響後世的，卻是曾國藩身後的滿清皇室——愛新覺羅家族：

　　鮮有人注意到：正是以賊韃子偽咸豐和葉赫那拉們為代表的滿洲妖孽，把殺人權下放——給予了曾國藩、葉名琛、駱秉章、李鴻章之流慘殺、濫殺的權力（百年後，毛澤東把這種手法玩得爐火純青）；

　　而更是殖民中國的滿洲妖孽們，一次又一次地表彰曾國藩們濫殺、慘殺，並給予了殺人犯們“曾文正公”等榮耀和地位，終於使得殺人犯文化登堂入室，成為中國文化的正統主流，以致獨裁者中良心和善根都很大很深的蔣介石，都未能免俗。

　　可見賊韃子滿洲妖孽樹立的這個“曾武歪公”，其流毒之深！

　　嗚呼！滿清對中國傳統文化、道德僅次於中共的戕害，世間有幾人能明了！？

　　有以“儒徒”為代表的人，以中共曾經批判曾國藩，來為曾國藩辯護。其實，中共批判曾國藩是在毛澤東時代，且以馬列階級論的角度進行批判（因中共自命是造反農民階級的同盟），中共批判曾國藩代表的“階級”，而從未批判曾國藩的慘無人道，更未提及他製造的“南京大屠殺”！

　　毛共以階級論批判曾國藩是錯誤的，不等於“鄧改開”時代重樹“曾文正公”就是正確的。

　　將曾國藩這麼一個慘無人道、濫殺無辜的殺人犯長期奉為聖人，不能不說是中國人的恥辱、不能不說是中國文化的悲哀！

　　不重新審視曾國藩的滔天罪孽，人道主義在中國就樹不起來，而中華文明的缺陷無法修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