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德秘密读者见证共产党宣传失败

　　“一个人将会一步步的被推的越来越远，直至他跨过某一界限，然而却没有注意到脊梁正在以无法察觉的速度弯曲了。”这句话很好的诠释了在极权、专制社会下人们的生活，而通向这样的生活，统治者们认为宣传是一个绝对必要的过程。在共产党国家中也是如此。正如东德政治术语词典中所说：“宣传是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心部分，党的整个活动的中心。”

　　关于东德如何通过宣传钳制东德人的思想，美国人彼特沃克在其撰写的《弯曲的脊梁》一书中，进行了很好的阐释，并比较了纳粹德国与东德两个极权体制时期的宣传活动的同与不同。根据其描述，东德追随苏联将宣传分成两个领域：宣传与鼓动。至于两者的区别，按照东德一个地下笑话所言，宣传是“为了从宽广的高速路到光明的共产主义的旅途提供科学的基础”，而鼓动则“就曲折与困境做出解释”。

　　在东德的宣传中，首要的基点是“党总是正确的”，这个党除了东德共产党外，还包括苏共。由于东德共产党要臣服于苏联的领导，因此在其早期的宣传中，对苏共领导人斯大林的崇拜充斥全国，斯大林被塑造成一个毫无缺点、几乎超人式的人物，如同当年纳粹打造希特勒一样，“斯大林的名字就是苏联的道德与政治统一的象征”。

　　数千首赞颂斯大林的诗歌被从俄语翻译过来，传颂在东德大地。教室中，围绕着斯大林的画像，东德的孩子们背诵著类似这样的诗篇：“十指交叉你的小手，鞠躬低下你的头，默念五分钟：斯大林。”可以说，直到斯大林1953年去世，东德对斯大林的崇拜不亚于当年对希特勒的崇拜。

　　在1956年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的真面目后，东德对其的崇拜才停止，而且此后的苏联领导人和东德领导人都没有受到同样的待遇。尽管东德领导人没有如斯大林那样在宣传中被广泛的奉承，但宣传中其形象始终是正面的，而且从不会提及他们的错误，因为有党的领导，所以东德领导人总能做出正确的决定。

　　在东德，官方经典不仅包括马恩列著作，还包括党代会的决议与党的领导人的纲领性讲话，而后者是各级党员必须阅读的——这似乎在众多共产党国家中都是如此，中共也不例外。

　　洗脑模式

　　为了加强人们对党的崇拜、信仰，东德共产党还确定了一系列官方政治节日，让老百姓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如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被杀纪念日，国际妇女节，五一劳动节，东德成立日等，在主要节日中，都安排了民众手持旗帜、横幅等上街游行并接受领导人检阅的形式。对于东德成立日，每五年举行一次盛大的庆典，每十年发行一次纪念书籍，40周年则进行“大庆”。

　　除了这些特定节日，东德宣传部还高调纪念如马克思、恩格斯、台尔曼等的诞辰日和忌日；对于每五年召开一次的党代会更是热情报导，并称每一次大会，都代表了东德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自然，各种洗脑仪式，如在纪念碑前举行青年奉献仪式、少先队与青年组织入会仪式、战士和官员宣誓仪式、授旗仪式、火炬仪式、新婚夫妇鲜花仪式，等等，如同其他模式一样，提醒著东德人国家的“伟大”，从而让他们相信他们是这伟大尝试中的一部分。

　　为了让东德人为了社会主义的目标共产主义而努力奋斗，东德宣传部门除了抨击西方的“腐朽”外，还为东德人不断描绘共产主义的美景：“那里的一切形式的剥削和压迫将会消除，人们将免于战争的灾祸。”

　　控制文艺创作

　　当然，东德宣传部门不会忘记了报纸、杂志、文学创作的影响力。毋庸置疑，当时的报纸、杂志基本是官方的，出版书籍则受到了严格的审查。根据《民主德国的秘密读者》一书，东德审查体系的枢纽是隶属文化部的“出版社与图书贸易总局”，负责审批出版计划，并向最终授权的近百家出版社下发文件。出版社每出一种新书，事先都必须通过发行许可审查，以便将“异端”提前处理掉。它还不定期的向海关提供官方咨询性服务，而海关、邮局则要和国家安全部门密切合作。所有的审查机构都通向国家安全部。国安部的人员及功能深入渗透到出版社、书店、图书馆、各种书展、海关和邮局。

　　无疑，这样的系统当今中国也存在，其结果就是不仅任何不符合中共思想和原则的书籍都胎死腹中，而且所有作者、出版商、电影制作人和词曲作者、记者等“都自愿变做了政权的‘精神帮凶’”。

　　在东德，作家被供养起来，只要按照党的意志创作，作家们就可以保证获得名望和利益。如1955年创立的莱比锡贝希尔研究所每年招收20名住宿制学生，也提供函授课程培养作家。它一直维系到东德晚期，产生了大量“成功”的作家，但没有一个跨入一流的行列。

　　对于鼓动部控制的电视，相关人员精心制作了大量有趣和受欢迎的节目，而宣传就隐藏在其背后。至于东德的电影导演，虽比电视制作人的限制少，但也无法自由的拍摄，同样受到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限制。

　　无疑，东德统治下的文学艺术创作者们都明白一个道理：文学艺术都不是为自身而存在，而是具有一定的宣传功能，那些想法不同的作家和艺术家们或者选择接受东德政府的要求，或者逃亡西方。

　　秘密读者无所不在

　　问题是，东德共产党的宣传和钳制有多大效用？东德垮台后，德国人撰写的《民主德国的秘密读者》一书为我们寻找到了部分答案。

　　根据书中披露，令东德共产政权没有想到的是，查禁图书虽然可以隔绝人们对某些真相的认知，维护体制的安全；但实质上，它却催生了一股强大的反抗暗流，那就是大批秘密读者的产生。这些读者中除了市民、工人、教徒、危险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之外，还有官员和一般公务人员，覆盖面很广。他们阅读的书籍从政治、历史，到科学、生活类，各式各样，而他们也想出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打破审查制度，从图书走私、行窃到地下印刷、复制与传播，五花八门，极具创意。

　　书中描述的从西德运往东德的方法主要包括：把书藏到火车的厕所里，办法是用钥匙或简易螺丝刀把厕所的镶板墙揭掉，等过了边境再行取出。也有人过境时，关掉厕所水箱的进水口，用塑料膜把书包好藏进水箱，过境后再取出来。还有人将报刊藏进背包里或贴身上口袋里，也有人藏进裤腿里或者自行车轮胎里，有一个胖妇人还把报纸直接绑在肚皮上。

　　在东德遭到严重迫害的某宗教团体还把《圣经》和它的核心期刊剪成纸条，塞进无核的烤李子或者去了仁的核桃里面，然后把这些李子、核桃放在包裹里寄给狱中的教徒……

　　更令人惊奇的是，一些东德海关人员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许他们的内心也深知，这样的制度是怎样的违反人性。

　　在东德，秘密读书者的大量存在让国安部非常不安，他们对由此形成的一些圈子进行了调查，理由是他们“教唆反国家”和“组建反国家团体”。不过，虽然有着这样那样的危险，但东德人阅读、携带、收藏禁书从未停止过。一些政治性读物成为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在未来的政治实践中拥有巨大能量的推手。

　　当时一个叫“反对非人道战斗团”的组织的领导者蒂利希非常重视阅读，他强调指出：“对极权主义的反抗开始并结束于每一个人身上”，必须“通过图书和优秀杂志”来“摧毁寂寞、实现集体的无声教育，借助精神作用来撒播欧洲文化已被腐蚀的土壤”。

　　秘密读者的存在也间接证明，东德的政治宣传在不少东德人身上并不起作用。没有人知道这样的秘密阅读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东德人的大逃亡，也没有数据显示其在东德的覆亡上发挥了多大的影响，但当东德共产党政权垮台时，没有多少东德人表示留恋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资料显示，从1945年到1989年柏林墙倒塌，至少有250万东德人逃往西德，这亦导致东德劳工短缺；即使在柏林墙严密封锁的28年中，亦有数千人冒着生命危险翻越墙头，至少有137名渴望自由的生命喋血于此。而当1989年匈牙利开放通往西欧的边境设施后，更是有数万东德百姓涌往匈牙利，伺机逃往西德。1989年的11月9日，柏林墙宣布开放的那个晚上，有10万民众从墙东涌向墙西。这堪称是奔向自由的胜利大逃亡。

　　结语

　　东德秘密读者的存在和东德人持续的逃亡，都在表明东德共产党政权是如何的不得人心，因为人们所向往的正是共产党政权不愿给予人们的，那就是“自由”。何谓自由？法国哲学家罗素说过：“我们所寻求的自由并不是那种压迫别人的权力，而是按照我们的意愿去生活、去思考权力。”也就是说，每个人要有按照自己意愿生活的自由，包括学习、工作、迁徙、写作、言论、出版、信仰的自由等等。而这些，在东德，在苏联，在中国，在所有的共产党国家，人民根本都无法享有。

　　没有自由又不愿苟活的人们，除了反抗就是用脚投票。苏联如此，东德如此，东欧国家、中国也莫不如此。只是如今苏东共产政权早已垮台，惟有中共还在摧残著中国人。但没有人否认，历史是重复的，今天的中国有着越来越多的秘密读书者，有着越来越多用脚投票和抛弃中共的中国人，而这也意味着中共垮台并非是一个遥远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