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粟裕惨成鸡肋 毛泽东借刀杀人

　　“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随着战争硝烟的沉寂，和平钟声的敲响，粟裕这个为战争而生的人，也就似乎成了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粟裕的这种“荣光”因“得罪了两个半元帅”而戛然而止。彭德怀主持千人大会，给了他一顶“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的帽子，残酷斗争了五十余天，即便不得不低头，诚惶诚恐八次违心作检讨，也还是过不了关。好在毛泽东没有完全忘记粟裕，或许仅仅是假借他人之手，稍稍“惩戒”一下这个“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完人”，也就是蒯斯曛当年所说的“麻烦”来了。本文摘自《名将粟裕珍闻录》，作者张雄文。

　　粟裕不是元帅，却是毛泽东极为倚重的方面军统帅，屡屡被委以征战重任，堪称他与蒋介石争天下的杀手锏。

　　这两个湖南老乡，战争年代里，是“君臣相得”的典范。

　　与陈赓等几位老乡大将不同，他们（黄克诚除外）很早就和毛泽东有着不小的渊源，可谓知根知底，而粟裕虽然也是见面“泪汪汪”的老乡，与毛泽东的交情却是一刀一枪“打”出来的。

　　粟裕的异军突起，的确出乎毛泽东的意外。

　　如果说人才有两种，一种是少年得志，风光无限；一种是大器晚成，后来居上，那么粟裕显然是后者。

　　他虽然赶上了男儿向往的铁血时代，随朱德上了井冈山“落草”，见到了闻名遐迩的“山大王”毛泽东，但一来是兵头将尾的小小连党代表，二来没有当时最吃香的过硬文凭（黄埔军校毕业），毛泽东也到底不是神，还没能一眼看出他的能耐。

　　他虽然也自觉以毛泽东为师，默默地跟着他学打仗，不断琢磨他运兵遣将的战法，但很长时间里，毛泽东却还不大熟悉这位勤勉的好“学生”。

　　1929年6月，毛泽东在红四军七大上落选，黯然离开了前委书记的岗位，到福建永定的天子洞养病。陪同毛泽东离开的江华后来回忆说：“那时我们一行人真有些灰溜溜的样子。”萧克也回忆说：“毛泽东同志一气之下，据说跑到漳州‘养病’去了。”

　　这时候，粟裕还是红四军的基层干部：三连连长，奉命带所部保卫毛泽东。

　　这是他与毛泽东的第一次长时间的“亲密接触”，十分尽职尽责，不敢有丝毫疏忽懈怠。

　　他把全连百来号人马分为两拨，自己亲自带一部分跟在毛泽东身边，另一部分则安排在驻地附近活动，随时注意四周的动向。

　　毛泽东尽管心情不大好，但对粟裕这位“卫士长”开始有所了解，也很欣赏他的细心周到，觉得安全有了保障后（蒋介石的陈维远部就在附近），便放心地埋头写自己的东西。

　　粟裕是老实人，除了每天例行地探望、问候之外，再没有过多的“亲近”之举，也就未能更多地引起毛泽东的好感。

　　识人之道的最高境界是识人于落难之时。

　　毛泽东是一个很讲感情的人，对患难时支持自己的人，是十分感念的。林彪就因为这回红四军七大上作为少数派，竭力支持他，捞到了政治上的第一桶金，1970年前的数十年间，一直是他最信任的正牌“嫡系”。

　　粟裕则不但在红四军七大上沉默寡言，表现平平，警卫的时候又没有“交心”的宽慰话语，显得有些木讷，与灵泛的同龄人林彪自然不能比。

　　不过，毛泽东的落难，毕竟也使他与粟裕之间有了一段难得的渊源。

　　这种“一同下过乡”的经历，情义上虽然与他跟邓小平、罗荣桓“一同下过岗”有不小的差异，但也非一般人能有的缘分。这是后来毛泽东也信任粟裕，将华东野战军的战役指挥交给他负责，并屡屡交代“不必请示”，不断委以重任的基础。

　　一年后的1930年底，粟裕走上了高级指挥员行列，出任红六十四师师长。这个师虽然是装备简陋的师级单位，却与红军主力林彪的红四军一样，一度直属红一方面军总部指挥，归总司令朱德、政委毛泽东直接指挥。

　　粟裕与毛泽东的接触因此多了起来，开始正儿八经学打仗。在第一次反“围剿”中，还给毛泽东献了一条锦囊妙计，因此大获全胜，活捉了张辉瓒。

　　1931年5月第二次反“围剿”时，粟裕带红六十四师与黄公略的红三军一起，在板坑打败了蒋介石的公秉藩部。

　　战后，他与政委高自立将战况及下一步如何行动的请示写成短信，派通信员送交毛泽东、朱德：

　　总司令

　　政治委员

　　职部……于午前十一时许在板坑右翼高山与敌公秉藩接触，直至午后五时敌始溃散……职部自昨日出发后与（红）三军全无联络，未知各方情况如何？行动如何？望示知。

　　兹送上××××情报一并送来之（请）查收。

　　六十四师职 粟裕 高自立

　　五月十七日午前一时于板坑

　　这封简短的信函，见证了一场枪林弹雨的厮杀，是至今发现的粟裕与毛泽东直接对话的最早文电。

　　如果再这样对话一两年，粟裕的军事才干被毛泽东多注意几回，他再上升一个台阶，成为军级或军团级主官，彻底摆脱后来资历束缚的阴影，应当是极有可能的。

　　然而，上帝大概安排他大器晚成，偏偏不给他这个机会。1932年宁都会议后，毛泽东“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再度“下岗”，三年后的长征路上才重登“九五”，粟裕也就在师级岗位上徘徊了近八年，成为真正的“老”师长。

　　毛泽东到了延安，站稳了脚跟后，开始想起留在南方丛林里的老部下们。

　　粟裕这个当年的警卫连长，就是脑海里挥之不去的一个。他多次设法打听粟裕的情况，期望这个生龙活虎的“青年战术家”还活着。更残酷激烈的抗战即将开始，太需要会打仗的人才了。

　　但毛泽东“侥幸”的期望没能成为现实，得到的报告是，粟裕可能牺牲了。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气吞山河的毛泽东虽然如此豁达，但心头也难免有着惋惜与沉痛。

　　1937年5月，陕北热热闹闹召开了苏区代表会议。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致开幕词时，首先庄重地宣布悼念在以往斗争中牺牲的同志们。粟裕作为“英灵”，就被他排在了以李大钊为首的烈士名单上，坐了第三十四把“交椅”。

　　这当然也代表了中共中央实际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意愿。

　　没想到粟裕是一只战火中涅槃的“不死鸟”，没有跟李大钊去“长眠”休息，还想跟随毛泽东统兵打仗。

　　七个月后，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得到他还“活蹦乱跳”的确切消息，连忙向延安毛泽东报喜：“粟裕还在。”

　　毛泽东闻听后，欣喜之情自不待言。

　　因为粟裕浙南山区多年的沉寂，毛泽东又从当年的一个方面军统帅，成为了全党全军的最高领导人，此长彼消，这时候的粟裕，还未能获得与毛泽东再次直接对话的权力。

　　但毛泽东一直在关注着粟裕，也不断从粟裕那里获悉诸如韦岗处女战、黄桥战役、车桥战役等意外的捷报。他当然也不吝啬嘉奖令，不时通过新四军军部给粟裕打气。

　　1945年6月，粟裕接连三次取得天目山大捷，干净利索报了“皖南事变”一箭之仇。

　　这是从游击战转变为大兵团正规战的一次纯熟大演习。毛泽东再次对粟裕刮目相看，极富远见地对在场的周恩来等人说：“粟裕同志将来可以指挥四五十万军队。”

　　这个统兵打仗的“钦定”数据，后来全军只有三个人达到且超过了：解放战场的林彪与粟裕、朝鲜战场的彭德怀。

　　世人可以不认同毛泽东是神，但不能不佩服他料事如神。

　　全面内战爆发后，粟裕七战七捷，首创打败蒋介石美械装备的“盈利”模式，使心里毕竟有些七上八下的毛泽东，吃了一颗搞定蒋介石的定心丸。

　　他亲自提笔起草文电，将这一仗作为范例通报全军学习。

　　就像后来他幽默地说自己做了湖南省省委第一书记的秘书周小舟，从过去的小舟成了承载几千万人的大船一样，粟裕也从警卫他一个人的小连长，成了南天一柱的“护国大将军”。毛泽东开始了对他前所未有的信任与倚重。

　　在山东野战军陈毅与华中野战军粟裕争论时，毛泽东屡屡站在后者一边，不但令陈毅“仿粟裕办法”，1946年10月还干脆将华东战区方面军的战役指挥权交给了粟裕。

　　司令员陈毅还在其位，战役指挥权却给了副司令员粟裕，负责军队最核心的事务：打仗。这个古今罕有的稀奇事，是毛泽东用人的一个创举。

　　粟裕这匹埋没了多年的千里马，没有让伯乐失望。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战役，一个比一个胃口大，也一个比一个惊世骇俗，第一年就打出了全军各战区第一的战绩。

　　毛泽东知道，国民党的命根是他的军队，全军将领如果都和粟裕一样痛快地“挖”蒋介石的命根，革命的成功也就指日可待了。

　　因此，他不只有慧眼识英雄的自得，更多的是“成功日近乐陶陶”的喜悦。他在1947年8月24日夸奖粟裕和他的野战军：“我华东军在第一年作战中，已表现自己为全国各区战绩最大的军队。”

　　朝中有人好做官，何况这人还是“圣上”。因此，当粟裕偶尔马失前蹄，雨季里的南麻、临胞打成了消耗仗，未能完成战役目标，华野统帅部的其他人颇有责难微词，粟裕主动向毛泽东写检讨，请求处分时，毛泽东不但未予责怪，反而温情脉脉地慰勉有加：“粟裕同志支午电悉。几仗未打好并不要紧，整个形势仍是好的。请安心工作，鼓励士气，以利再战。”

　　不仅如此，考虑到粟裕有作战指挥权，却无人事权的独特指挥环境，他还将华野分为两部，主力部分交给粟裕：“山东主力现在西边，请考虑粟裕同志带炮兵主力速去鲁西南统一指挥该五个纵队。”

　　剩下四个纵队则由陈毅负责：“陈（毅）率六、九纵俟水退后，迅速转至东边与二、七纵会合，从反面钳制鲁中、鲁南之敌。”

　　毛泽东有个“霸气”的规矩：党内同志上门，不论地位高低，资历大小，从不出门迎“客”。

　　但有两个人让他破了例：一个是林彪，1942年伤愈后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十分兴奋，亲自前往迎接；还有一个就是粟裕。

　　1948年5月，粟裕奉命前来商量华野战略行动。毛泽东又激动异常，大步迎出门外，拉住他的手，动情地说：“我们的英雄回来了！欢迎你，粟裕同志！”

　　毛泽东还清楚地记得，这是自己与粟裕1931年后的首次见面：“十七年了啊，有十七年没见面了吧？”

　　粟裕自然也激动得一塌糊涂，连连问好。

　　“不辣不革命”，老乡远道而来，最好的招待当然是辣椒。粟裕肠胃不好，辣椒也就只礼节性地尝了尝。毛泽东则大快朵颐，全盘照收。辣得两颊生热，额头冒汗之际，他的谈兴也高涨起来，说起了粟裕的杰作：孟良崮战役。

　　他感慨万千地说，消灭七十四师，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有两个人没想到，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我毛泽东本人。

　　这种当面交心的褒奖，自然是过去翻山越岭而来的嘉奖令里体会不到的，粟裕只有感奋而已。

　　十七年不曾见面，又没有经过延安整风这一关的历练，粟裕过去尽管能打，也或多或少影响了受信用的程度。这似乎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这回见了面，交了心，这个小个子看来可堪大用，毛泽东也就采取了更非常的举措。

　　他不但改变了自己浪漫的“渡江跃进”主张，采纳了粟裕不过江的战略建议，还将华野的一把手陈毅调往中原，让粟裕接替其位：“华野还是你来搞。”

　　拿破仑说，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能升职当然好，“主上”隆恩浩荡，粟裕又岂是烂泥扶不上墙的阿斗？

　　但他得知老搭档陈毅并非到中央或别的地方“高就”，而是去中原军区搞后勤，即“建立中原军区及中原局经常工作”，与过去兵强马壮的华野统帅之位自然不能比。考虑到他的中原局第二书记的新职，最多也就是职场上司空见惯的“明升暗降”。

　　如此一来，自己与老搭档，一上一下，便十分不忍，粟裕再三向毛泽东推辞，说：“陈毅同志无论如何不能离开华野。”

　　毛泽东最后接受了他的建议：陈毅去中原后，原来在华野的职务继续保留，粟裕以代司令员、代政委之职实际统率华东野战军。

　　他的秘书蒯斯曛是复旦大学的高才生，比他还大一岁，算是见多识广的老江湖，很有些为人处事方面的经验。

　　他当晚听粟裕谈到辞让司令，还惹得主席不高兴时，跟粟裕说：“首长，你这样做不好，将来可能有点麻烦。”

　　蒯斯曛是秘书，也是个作家，文人心眼就是多。这些麻烦尽管十年后才到来，但许多知情人也不能不佩服他的眼光之毒。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毛泽东“登坛拜将”，重用粟裕的决策无疑是对的。与蒋介石争天下，战争当然是第一位和现实的事情，其他政治、经济都需要从属于军事。

　　“选择一个战略区的领导人，主要是选择军事指挥员，选择战区统帅。”粟裕也就成了这样一个应时而出的统帅。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此后，毛泽东每临大战，屡屡电示粟裕：“独立处置，不要请示”、“机断专行，不要事事请示”。

　　粟裕在这种超乎寻常的信赖之下，豫东、济南、淮海、渡江、上海，横扫千军，连战皆捷，与其他野战军的战果凑在一起，一个新的共和国雏形也就呼之欲出了。

　　1949年到后来，粟裕受到的倚重有增无减。

　　进入1950年，毛泽东对粟裕的倚重，甚至还超过了他的第一爱将林彪。不仅未答应粟裕提请林彪指挥台湾战役的建议，仍然令他负责此战；朝鲜战争一爆发，毛泽东还将粟裕从东南调往东北，列为了挂帅人物的首选，林彪反而破天荒地成为第一“替补”。

　　正因为此，杨尚昆很钦佩粟裕。

　　他与粟裕历史上并无渊源，但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经常听毛泽东提起粟裕和他的战报，耳濡目染，也就对粟裕熟悉了。

　　他后来回忆说，在七战七捷之后，毛泽东就称赞粟裕善于指挥大兵团作战。而且对一些重要战役，“毛主席常说，发电报征求一下粟裕的意见” 。

　　但“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随着战争硝烟的沉寂，和平钟声的敲响，粟裕这个为战争而生的人，也就似乎成了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

　　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粟裕的这种“荣光”因“得罪了两个半元帅”而戛然而止。

　　彭德怀主持千人大会，给了他一顶“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的帽子，残酷斗争了五十余天，即便不得不低头，诚惶诚恐八次违心作检讨，也还是过不了关。

　　好在毛泽东没有完全忘记粟裕，或许仅仅是假借他人之手，稍稍“惩戒”一下这个“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完人”，也就是蒯斯曛当年所说的“麻烦”来了。

　　他先找到萧劲光，询问萧劲光对粟裕的看法。

　　萧劲光也是毛泽东多年的老人马，备受信任，是后来可以用来掺林彪“沙子”的人，却没有粟裕这样“树大招风”。他直言说：“粟裕为人正派，没有二心，是好人。”

　　毛泽东点点头，表示同意。

　　随后，他意味深长地传话给批判大会的组织者们，说：“粟裕同志战争年代打仗打得好，是为公的。到北京以后是为公还是为私？不能说都是为私吧！”

　　最高统帅话里有话，别人下手就不能不有所顾忌了。粟裕才终于得以过关，未曾走进敌我矛盾的行列。

　　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也不幸突然落马，被人拿出他前年整粟裕的方式开始不断挨整。挨整的时候，过去一些讳莫如深的事情也自然顺带浮出了水面。

　　这年9月15日夜，毛泽东出席中南海颐年堂举行的军委扩大会议时，许多高级将领纷纷揭发、批判彭德怀曾多方面排挤和打击原总参谋长粟裕。

　　据邸延生《历史的真知——“文革”前夜的毛泽东》一书记载：“有人揭发：以前粟裕总参谋长凡在上报的文件上面写有‘彭副主席并转呈中央、主席’的字样时，彭德怀经常扣压文件，还当着粟裕的面大发脾气说‘我不是你的通信员’而拒不向中央转呈；还有人揭发彭德怀和黄克诚曾在1958年5月26日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恶意攻击、诬陷原总参谋长粟裕，给粟裕扣帽子‘一贯反领导’、‘向国防部要权’、‘告洋状’……”

　　众人发言后，毛泽东明确表态说：“去年5月的军委扩大会议，是彭德怀提出来要搞的；批判粟裕，彭德怀不能说没有责任。”

　　他还用手指一指在座的罗瑞卿：“你去对粟裕讲，告诉他，就说是我讲的，下一次中央军委开会请他参加！”

　　罗瑞卿当即欠了一下身子，点头表示：“是！”

　　几个月后的1960年1月，粟裕果然应邀参加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时，还特地转过脸来，似乎有些内疚地当面对粟裕说：“你的事可不能怪我呀！那是彭德怀他们那个千人大会上搞的。”

　　毛泽东显然想做些解释与安慰。这柄杀手锏虽然暂时不用，但也不能“生锈”，“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博古当年说他只知道《孙子兵法》，但这正是博古们短视的地方，能领会《孙子兵法》的博大精深，“上马治军，下马治民”也就游刃有余了。

　　粟裕当然明白不是毛泽东搞的，他的夫人楚青就说：“粟裕的冤案不是毛泽东搞的，也不是林彪搞的。”

　　后来在粟裕1979年开始给中共中央写的平反申诉报告长期石沉大海时，楚青甚至有些激动地说：“我巴不得是毛泽东整粟裕！你想想毛泽东要整的人，1976年后，大刮平反风暴，哪一个还没有平反？地富反坏右都一风吹全平了反！”

　　事实也的确如此，如果是毛泽东主动搞的“案子”，粟裕也就不是撤换为军事科学院副院长，“文革”期间还能相对平安无事那么简单了。后来他平反的历程也就会顺利得多。

　　所以，粟裕听了毛泽东的解释后，有些兴奋，但也有些迷茫。兴奋的是主席到底还惦记着他，迷茫的是却不公开给自己摘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里通外国”、“军内的坏人”的帽子。

　　他不知道，没有了战争，他头上“高帽”的摘除，已是第三代的事情了。

　　除了打仗，别的方面，粟裕大概永远只能是毛泽东的“学生”。

　　在毛泽东的心里，二十二年的征战生涯，经历的大仗不可谓不多，却只有淮海决战可以同二战时期的国外大战役可以一比。

　　因此，当二战名将英国元帅蒙哥马利1961年到中国拜访他时，他便提到了淮海战役，也说起了粟裕。

　　1997年5月，电影《佩剑将军》的编剧石征先，曾为创作另一部电影文学剧本《张思德》，专程采访原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毛泽东生前身边工作人员师哲。

　　张思德是毛泽东延安时期的警卫战士，与他同在毛泽东身边的师哲当然有所了解。石征先得到了不少有价值的东西，十分满意。

　　宾主对坐，谈兴正浓时，师哲忽然说到了粟裕，说毛泽东常常谈起他身边工作过的两个警卫员，一个是张思德，一个是粟裕。

　　石征先早在1978年7月就拜访过粟裕，并在1983年与人合著过《淮海战役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对粟裕的历史很感兴趣。因此师哲一说，他就有意外的惊喜了。

　　师哲缓缓地回顾说：“粟裕在井冈山时期当过毛主席的警卫连长，此人很聪明、机智，很勇敢，很会带兵，很会打仗。”

　　粟裕的确曾带自己的连队保卫过毛泽东，称得上是“警卫连长”，石征先自然也知道这一点。

　　师哲接着说：“1961年9月，毛主席接见蒙哥马利元帅。蒙哥马利称赞毛主席是高明的军事家，用兵如神，特别是淮海战役不可思议。毛主席很谦虚，说‘在我的战友中，有一个最会带兵打仗的人，这个人叫粟裕，淮海战役就是他指挥的，他也是我们湖南人’。”

　　石征先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料，忙将师哲的话单独做了记录，并请他签了名，以表慎重。

　　师哲爽快而郑重地答应了。

　　正提笔写字的时候，他的女儿师海霞恰巧走了进来，问父亲在干什么。

　　听说原委后，她笑着说：“那我也可以签名，也可以作证（证明这一次采访行动）。”

　　这当然求之不得，石征先忙又写了一张，请他女儿也签了名。

　　一年后，师哲溘然长逝。

　　蒙哥马利访华时，他并不在毛泽东身边，当然没能亲耳听到毛泽东这番惊世骇俗的话。但这并不能说明活到九十三岁高龄的他，没有几个当时仍然还在毛泽东身边的至交好友。

　　因为事先是带着张思德的主题采访，粟裕的话题是偶然谈起的，多年以后，石征先老人还十分后悔，说忘了请教师哲，这一信息从何处得来的。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师哲作为原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是名气不小、地位不低的历史人物，没有可靠的来源，他不会为采访笔记慎重地签字负责，更犯不着为素无往来、早已辞世的粟裕杜撰一段并无“实惠”的故事。

　　十一年后，石征先老人也乘风归去。这个谈话的原始记录才终于被资深研究人员发现、证实，原来它静静地躺在中央档案馆的外交类文件里。

　　其实，尽管毛泽东的话里有个“最”字，容易得罪一大批人，因而如同刘伯承说粟裕是“我军最优秀的将领”，公开发表时遭到修正一样，不容易传出来，但他有这个说法也不奇怪。他谈淮海战役与粟裕也不止一两回了，可谓有着很深的“淮海粟裕情节”。

　　周恩来的贴身卫士韩福裕回忆说，建国之初，他随周恩来到中南海服务处理发时，碰巧毛泽东也来了。得知他是周恩来的卫士后，毛泽东笑容可掬，很随和地问他的名字。

　　韩福裕告诉他，叫“韩福裕”。生怕毛泽东听不懂自己浓重的方言，他补充说：“是韩信的韩，幸福的福，粟裕的裕。”

　　毛泽东一听，笑着说：“你这个名字好呀，包含了中国两个大军事家韩信和粟裕，你还比他们都幸福。”在场的人包括周恩来都笑了。

　　对韩福裕而言，毛泽东的话自然是幽默的戏言，然而正是这不经意的话语，却也真实地折射了粟裕在毛泽东心里的分量。

　　1953年2月，毛泽东由陈毅陪同，坐火车从南京、徐州、济南回北京。这一线都是粟裕统率华东野战军打过仗的战场，一路上毛泽东就多次提到粟裕能打仗，会带兵。

　　列车经过徐州时，毛泽东凝望窗外这个当年淮海战役的主战场，再次深有感触地说，粟裕立了第一功。

　　到粟裕曾经“中秋夺城”的济南后，毛泽东又说他是“人才、将才、帅才”。

　　陈毅笑着接过话头，说粟裕是樊哙。

　　毛泽东似乎有些不满意，说：“粟裕，一不是樊哙，二不是韩信，三我毛泽东也不是刘邦；粟裕就是粟裕，是人民解放军的战将，是人民的好儿子么！”

　　陈毅连忙说：“主席讲得对！算我失口……”

　　这些话，在场的“大警卫”公安部长罗瑞卿听到了，“小警卫”李银桥也听到了。然而，囿于某种缘故，粟裕这个“当事人”，从来不知道最高统帅曾这样说过自己的“闲话”。

　　2006年7月，原华东野战军作战参谋秦叔瑾老人，在军事科学院等单位出席的《粟裕年谱》出版座谈会上，以书面语言郑重地说：“毛泽东在上世纪60年代对来访的英国蒙哥马利元帅说过，他的战友中，数粟裕最会打仗。”

　　他认为，毛主席的话，是对粟裕同志戎马一生的高度褒奖。

　　另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原海军上海基地副司令员、中央军委海军司令部办公室主任苏荣，2007年5月在人民大会堂粟裕百年诞辰纪念大会上，也深情地回顾，1961年，毛泽东主席在武汉会见英国蒙哥马利元帅时说过，他的战友中，数粟裕最会打仗。

　　他也觉得，这是毛泽东给粟裕一生的高度评价。

　　这的确是至高无上的嘉奖。

　　有最高统帅的这一嘉奖，粟裕这位井冈山的老人，虽然没有军人的最高军衔——元帅，后半生又“门前冷落鞍马稀”，过得十分沉闷，但也足以“笑傲江湖”，快慰平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