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拒绝蒋介石500万光洋 后成为开国元帅

有人问过贺龙：“听说你曾经70次找党，要求参加共产党？”他回答说：“我也记不清了，算上历次的要求，没有70次，恐怕也有几十次吧！”为了这份初心，他拒绝了蒋介石送来的500万光洋和武汉卫戍司令的头衔；将自己一手拉扯起来的军队毫无保留地交给了一个年幼的政党，直至全军尽墨。本文摘自一点资讯，作者长征后卫薛伯陵，原题为《从草莽英雄到开国元帅——一位旧军人的打怪升级之路》。

这是1927年8月底的第一天，南昌起义部队南下瑞金的途中，一位军官找到了周恩来，递上了自己的入党申请书：“让我入党吧！我把一切都交给共产党了，党叫我怎么办就怎么办！”这位军官不是别人，正是时任南昌起义总指挥的贺龙。对于这样的入党誓言，生处和平年代的我们也许都不陌生，然而只有将历史翻回80年前的那一页，你才能体会这句话之于中国革命的分量。南下的路上，反动派重重阻截，妄图把这支新生的军队扼杀在襁褓之中；由于部队成分的复杂，起义军中的一些人对革命的前途产生了迷茫和顾虑。“根本信仰不同，主张亦异，惟有待机定进退。”刚刚离开南昌，左翼总指挥蔡廷锴便带着一个师率先叛逃；在决定生死的汤坑之战中，团长欧震阵前倒戈，让起义军返回广东重新北伐的计划彻底沦为泡影。

随着战局的恶化，一些部队“师长、团长均皆逃走，各营、连长亦多离开”，就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考虑自己的后路的时候，贺龙却毅然选择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了共产党：“跟着共产党走，才有出路。”这样的话，在南昌起义之前，贺龙已说了无数次，然而当时的中共领导人虽然将起义总指挥的重任交给这位著名的左派将领，但在吸纳他入党的问题上却是顾虑重重。我们无法架空历史去苛责当时的决策者，毕竟这样的谨慎来自于血的教训，在军阀混战的旧中国，想要找“出路”的人实在太多，为了权和利，一些昨日还以“同志”面目出现的人转眼就在背后举起了屠刀，革命或反革命在他们眼中都不过是一条“出路”而已，这让年幼的共产党如何去相信这样一个出身草莽、手握重兵、蒋介石、汪精卫都想极力拉拢的旧军人呢？

大浪淘沙，大革命中的血与火足以让投机者现形，也足以考验真革命者的忠诚与坚强。这一次贺龙终于得偿所愿，在瑞金的一座学校里，他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份珍贵的入党申请书，至今还保留在南昌起义纪念馆中。

解放后有人问过贺龙：“听说你曾经70次找党，要求参加共产党？”他回答说：“我也记不清了，算上历次的要求，没有70次，恐怕也有几十次吧！”为了这份初心，他拒绝了蒋介石送来的500万光洋和武汉卫戍司令的头衔；将自己一手拉扯起来的军队毫无保留地交给了一个年幼的政党，直至全军尽墨。在当时的各路军阀、政客眼中，这是一次输的血本无归的“投资”。“大路不走走小路，皮靴不穿穿草鞋”，放弃乱世中人人求之不得的荣华富贵，去追随一个血雨飘摇中前途未卜政党。这种“任性”的抉择，除了信仰，我无法解释。

两把菜刀闹革命——百折不挠的革命信仰

“贺龙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出了一个军。我们现在不只两把菜刀，我们已经有了两个营的兵力，还怕干不起来吗？”这是毛泽东同志在著名的“三湾改编”中对秋收起义部队讲的话。“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激励了困境中的起义军，也随着革命军队的发展壮大永久地传唱了下来。然而贺龙的革命道路却远非故事所描述的如此风轻云淡。南昌起义失败后，起义的领导人员有的疏散到了海外，有的去了上海，有些甚至就此脱离了革命队伍，而贺龙拒绝了党中央派他留洋学习的安排，只身回到他革命的起源地湘西，重新拉队伍，发誓重头再来。在反动派的血腥围剿中，这只队伍起了又垮，垮了又起，在艰难困苦中开辟了湘鄂西根据地，成就了不朽的红二方面军。

国共合作后，蒋介石唯一一次约见贺龙，他故作关切地问到：“云卿，你家里可好？”贺龙愤愤地说：“房子不知被烧了多少遍，人嘛，都被你们杀光了，只剩下我一个拿枪的了。”一次尴尬的会面，也道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在贺龙参加革命后，他的家人在他的感召下纷纷投身革命，而他的家乡和亲族也遭到反动派疯狂的洗劫和残酷的杀戮。向轩，年龄最小的红军战士，他的母亲正是贺龙的五妹贺满姑，在他两岁的时候，母亲为了掩护伤员被敌人捕获，凌迟虐杀，大姨贺英将他兄妹三人从牢中救出，1933年贺英的游击队遭敌人袭击，牺牲前，贺英将手枪交给7岁的向轩，让他去找红军，向轩拖着中弹的伤腿一边还击一边撤退，摆脱了敌人找到了贺龙。解放后，经总政治部认定，向轩的军龄从他参加战斗的7岁算起。据统计，在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中，贺龙一家前前后后共诞生了109位烈士，数千族人惨遭反动派杀害。

从两把菜刀闹革命，到重返湘西卷土重来——垮掉的是队伍，打不垮的是贺龙革命的斗志。

从南昌起义的三千湘西子弟兵，到革命征途中的109位贺家烈士，倒下的是英灵，挺立着的是至死不渝的革命信仰。

以斗争求团结——长征路上党性光辉

1936年6月底，贺龙率部在甘孜同红四方面军会师。然而他们并不清楚的是：在此之前，中共中央与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之间发生一场决定红军命运的“北上”还是“南下”的争论，此时，中共中央已北上到达陕北，而一意孤行的张国焘则率部南下，妄图“另立中央”。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贺龙与二、六军团的主要领导依靠坚定的党性原则做出正确的判断，与张国焘的分裂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早在这年的6月初，二、六军团便先后收到张国焘派人送来的攻击党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小册子《干部必读》，贺龙敏锐地察觉了问题，严肃地说：“《干部必读》不准看，看了要处罚人，放在政治部！”

会师后，为拉拢红二、六军团反对中央，张国焘大肆攻击中央奉行“右倾逃跑”路线，提出要召开党的会议讨论“一、四方面军问题”，召开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的干部联席会议等，想依仗人数优势，从组织上胁迫二、六军团同意他的反党路线。贺龙同任弼时、关向应商议后说：“联合起来开会，我们不反对，但是，丑话要说在前头，不准以多数压少数，把错误的政治观点强加给二、六军团。”在同张国焘分裂路线作斗争的日子里，贺龙巧妙地化解了张国焘设置的一道道难题，他曾当面提醒张国焘，只谈团结，不谈分裂。并明确规定：部队之间交流，不准讲一、四方面军问题，不准讲党中央一个字。他多次对二、六军团的干部说：“同志们，这里是张国焘搞的假中央，他在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罪恶活动。我们大家都要听党中央的。谁要是不听党中央的，他就是天王地老子也不行，他就是八只角的王鱼，也要掰下一只角来！”朱德同志后来回忆说：“贺老总对付张国焘很有办法，不争不吵……北上会合中央，贺老总是有大功的。”

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在朱德、贺龙等同志的正确引导下，二、四方面军有力地团结了起来，一致通过共同北上的决议，最终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

贺龙常说，作为一名革命军人，对党忠诚是第一位的，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决不允许“军权高于一切”、向党闹独立性的倾向发生。长征路上所发生的这一切，正是他党性光辉的又一次闪耀。

甘当厉兵秣马人——解放战争中的幕后萧何

1947年，为应对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宁边区的“重点进攻”，党中央决定，贺龙所部野战部队交由彭德怀指挥，贺龙负责陕甘宁、晋绥两个边区的后方工作，支援西北战场。一个一辈子驰骋沙场的将领，在战火最炽烈的时候，“改行”管理后方，许多人觉得不可理解。但贺龙认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切都要听党的，怎样有利于战争就怎样安排。对于自己从红军时期一手培养壮大的部队和老部下，他这样说：“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我带的军队，别人也能带。军队要听党指挥嘛！”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十分感慨地说：“像这样一纸命令就调整了指挥关系，在旧军队中简直难以想象，而在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内，却顺顺当当地处理好了。党对枪杆子领导的有力，军队指挥员之间的团结，真是史无前例的。”

从此以后，在解放大西北的战斗中，贺龙一心扑在后勤工作上，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身份，统一领导陕甘宁和晋绥两个边区部队及后方工作，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支援西北解放战争。在财政上，贺龙亲自兼任西北财经办事处主任，将两区的银行、贸易公司合并，成立了统一的西北农民银行和西北贸易公司。与国统区做生意，换回部队急需的冬装被服等物质。在粮食补给上，他动员和组织了庞大筹粮运粮队伍，从晋中、晋西南以及其他解放区调回了大批支前的粮食。在弹药补给上，他将两个地区的军工合在一处，集中人力、物力扩大生产，到1948年，晋绥军工已有14座兵工厂。在兵员补充方面，他加强地方兵团建设，仅1947年就动员3万人参加野战军，5万人参加地方军。到了1949年6月，西北野战军已由贺龙交兵时的2万多人发展为6个军22万人的大军，以压倒性优势取得西北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

多年后，毛泽东感慨：“就那么一些人，能够打出那样的结果、那样的局面，实在是太不容易了！”这个“太不容易”背后有一位决胜千里之外、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还有一位运筹帷幄之中、堪比萧何的贺老总。

1955年，贺龙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军衔，这也许不是他投身革命的初衷，但却是他一生革命功勋的最好鉴证。从南昌城头的起义总指挥到叱咤湘鄂川黔的红二方面军主帅，从抗日烽火中的120师师长到经略西北、解放西南的开国元勋，贺龙同志用自己一生的奉献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对信仰的忠诚。

谨以此文纪念贺龙同志诞辰121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