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在文革中大概只拍了一次桌子，发了一次火，说明他实在是气极了。因为徐是全军文革组长，不能不顾江青这个顾问的面子，所以是站在比较中间的立场上的，拍桌子主要是对着萧华的，追问他躲到哪里去了。这当然冒犯了叶剑英，所以叶拍桌子是明确对着徐向前的。叶剑英怒斥徐向前：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本文摘自《晚年周恩来》，作者高文谦。
中共党内元老派的集体谏诤被毛泽东强力压下去，溃不成军。善于在政治风浪中游泳的周恩来虽然度过劫波，却失去了与文革派相抗衡的阵地，势单力孤，沦为中央文革的小伙计，不得不对江青一干人低首下心，甚至说出这样的话来：“以后你们作决定，我给你们办事。”
这场史称“二月逆流”的抗争，首先是从军队开始的。自从去年十月间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根据林彪的提议，发出《紧急指示》后，军队院校的造反派也像地方院校一样蜂拥而起，成立了五花八门的群众组织，踢开党委闹奉命，四处串连，在查找“黑材料”的名义下，冲击上级军事领导机关，进而围攻国防部大楼，军队由此日益卷入文革的狂澜之中。
本来，林彪此举是想配合毛泽东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战略部署，并趁机在军中排除异己，结果却引火烧身，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包括国防部等最高统帅在内的各级军事领导机关不断遭到冲击，军队的各级领导人也遭到和地方党政领导干部一样的厄运，被揪斗、游街，罚跪、撕掉领章和帽徽，甚至性命不保。像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就惨死在造反派的手里，就连林彪的亲信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也未能幸免造反派的揪斗，不是被迫东躲西藏，就是被关在地下室里，闷得半死。一时间，各军区纷纷来电告急求救，叫苦不迭。
对这种自毁长城的搞法，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军中老帅忧心忡忡，认为内忧必然引起外患，因此力主保持军队的稳定，提出“地方越乱，军队越要稳”。这样，在军队是否也像地方一样开展“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问题上，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帅等人始终按兵不动，与急于把文革祸水引向军队的中央文革形成顶牛，双方发生过多次面对面的交锋。林彪则首鼠两端，既不想改变紧跟毛泽东的姿态，同中央文革闹翻，又不愿意军队大乱，祸及自身，一直躲在幕后避免明确表态。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扩大的常委碰头会，商讨军队开展“四大”的问题。会上，几位老帅与江青、陈伯达的意见针锋相对，互不相让。陈、江转而迁怒于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萧华，指责军队运动没有发动起来，总和中央文革唱对台戏，责任在总政，宣称“解放军已经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并给萧华戴上了“资产阶级政客”的帽子，责令萧华当晚到他们已经通知召开的工人体育场十万人大会上作检查。对此，叶剑英、聂荣臻两位老帅提前退出会场，以示抗议，并立即向毛泽东，周恩来报告此事。
周恩来看出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萧华一倒，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也将难保，军队势必大乱。于是，他立即回话：没有我的命令，萧华不能去大会作检查。并和叶一同赶到毛泽东那里请示汇报，制止了这次大会的召开。但是，还没等毛保萧的指示传达下来，军内造反派已经闻“风”而动，连夜抄家揪人。萧华从后门逃脱，跑到西山叶剑英家躲了起来。
第二天，军委当委碰头会在京西宾馆继续开会。参加会议的各大军区负责人知道了毛泽东不同意揪斗萧华的态度后，纷纷向中央文革开炮，批驳他们企图搞乱军队的作法，有的还指名道姓地批评了江青。像当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黄永胜就在发言中提出：“希望中央文革多听毛主席的话，特别是江青同志要多听毛主席的话。”江青也不甘示弱，继续在会上纠缠萧华的问题，追问他昨晚躲到哪里去了？刚刚担任改组后的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被夹在当中，既责问了中央文革搞乱军队的作法，也跟着批评了萧华，并拍了桌子。
在这种情况下，看出江青是在杀鸡儆猴，冲着自己而来的叶剑英也拍案而起，为昨夜收留萧华一事承担责任，说：“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他严辞抨击中央文革企图把文革祸水引向军队的作法，警告说：谁要想搞乱军队，决不会有好结果！说话间，按捺不住一肚子怒火，猛拍桌子，伤及右掌骨。
与会的军中高级将领见两位老帅对拍桌子，谁也不敢说话，有的见势不好，干脆溜走了。一时会场大乱。会后，叶剑英以军委日常工作主持人的身份，向顶头上司林彪告了江青、陈伯达的状，把中央文革一干人对军队的指责攻击全部端给了林彪。这就是所谓“大闹京西宾馆”的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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