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再瞎吹陈寅恪沈从文“破格当上教授”

网络上流传着很多“民国大学聘任教授不问学历”的鸡汤故事。“梁启超向清华校长举荐没有学位的陈寅恪”，“西南联大聘任小学学历的沈从文引起刘文典不满”，是其中最着名的两则。

这两则鸡汤，与真实情况不符。

流传说法：梁启超举荐陈寅恪，“我全部着作，不如他数百字有价值”

这个故事最早出自陈哲三所着《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着作》。按照书中说法，1926年春，梁启超向当时的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恪，希望他到国学研究院任教：

“曹说：‘他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学土，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着作？’梁答：‘也没有着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着作，这就难了！’梁先生气了，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着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接着梁先生提出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名教授对陈寅恪先生的推誉。曹一听，既然外国人都推崇，就请。”

于是，陈寅恪被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教授。

不实之处：梁启超不了解陈寅恪的学术能力，不可能如此鼎力推荐

首先，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聘请导师是在1925年，而非故事中说的1926年。

其次，梁启超对陈寅恪的研究能力并不了解，如学者桑兵所言，“梁与陈家可谓故交，但陈寅恪是晚辈，又长期求学于欧美，对其学问人品，似无从了解；所谓德、法等国名教授推崇之语，没有旁证。梁与陈所结识的欧洲学者，并非同一类型，前者多为思想哲人，后者则为东方学者或汉学家，担任过陈氏课程者，与梁并不相识；除几封信函外，当时陈尚无只字面世”，因此“在此情况下，梁不会大拍胸脯，极力举荐”。①

第三，梁启超受聘尚晚于陈寅恪。吴宓时任国学研究院筹备委员会主任，他到天津请梁启超是在1924年2月22日，而曹云祥同意聘请陈寅恪是当月16日。

真实情况：吴宓费尽气力，以辞职力争，才让清华答应聘请陈寅恪

1925年，清华学校在曹云祥的主持下，刚刚设立大学部和研究部，尚未对教授资格做出明确规定。参考1932年校评议会通过的《国立清华大学教师服务及待遇规程》，可知要受聘为清华大学教授，必须满足下列三个条件之一：

“（甲）三年研究院工作或具有博士学位及有在大学授课二年或在研究机关研究二年，或执行专门职业二年之经验者；（乙）于其所任之学科，有学术创作或发明者；（丙）曾任大学或同等学校教授或讲师，或在研究机关研究或执行专门职业共六年，具有特殊成绩者。”②

以上条件，显示清华当日在聘任教授一事上，要求相当严格。

具体到国学研究院，聘任标准也是三条：

“(一)通知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二)具正确精密之科学的治学方法；(三)稔悉欧美日本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

对于1925年的陈寅恪来说，后来清华大学有关教授聘任的条件，他一个都不满足。陈寅恪留学欧美十多年，在很多名校听过课，但没有拿一个学位；那时他还没有任何着作问世，更未在大学或研究院教过书。好在国学研究院的标准相对笼统，没有对学历、着作做出什么细致规定。即便如此，曾和陈寅恪在哈佛同学，深知其学术水平的吴宓，还是费了很大劲，才让曹云祥同意聘任陈寅恪为国学研究院教授，成为所谓“四大导师”之一。

吴宓后来回忆，他向校长曹云祥举荐陈寅恪后，“教务长张彭春认为陈先生留学虽久，学问亦好，然而一无学位，二无着作，不符合聘任教授条件，为保证今后教授水准，不应放松聘任标准，不同意聘请。”吴宓辩称，“陈先生前后留学十八年，他人不过四五年。陈先生学问渊博，能与外国教授上下其议论，堪称学侣。虽无正式着作发表，仅就一九二三年八月《学衡》杂志第二十期所节录的《与妹书》，寥寥数百字，已足见其学问之广而深，识解之高而远。”③

此事一度僵持，直至吴宓“往见曹校长，再申前议，并以去留争，聘事乃决。”吴宓在日记中也说，“介绍陈来，费尽气力”。可见破格聘任陈寅恪之艰难。

沈从文所获教职，在地位较低的联大师范学院

流传说法：沈从文被评为教授后，刘文典怒骂其不够格，只配拿四块钱工资

有关刘文典、沈从文之间恩怨的故事，版本很多。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的许渊冲在《追忆逝水年华》中说，刘文典“轻视作家，公开在课堂上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沈从文只该拿四块钱。’有一次跑空袭警报，他看到沈从文也在跑，便转身说：“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希望，可是该死的，你干嘛跑啊！”另据许渊冲《学林散叶》，在西南联大评沈从文为教授的会上，刘文典反对：“沈从文是我的学生，他都要作教授，我岂不是要作太上教授了吗？”

不实之处：沈从文当教授时，刘文典已不在西南联大任教

对于刘、沈两人间的故事，刘文典之子刘平章，曾有过一些反驳。他说，“沈从文在昆明的那段时间，住在丁字坡旁边，也就是以前的唐公馆对门，而我们家住在龙翔街。住在丁字坡的人跑警报，往往是跑以前的英国花园或现在的圆通山后面。我们跑虹山，他们两人是不会遇到一起的，而且我们没跑几次就搬到了官渡。我觉得那时敌机要来了，大家都是慌慌张张地跑，一个人遇到另一个人还能说出‘你跑什么？我跑是为……’这样的话，估计那已经不是一个正常人了。不知道是谁编出来的。”另外，“沈从文评教授的时候，父亲已经离开联大到云大（指云南大学）了，所以并不存在这个问题。”④

对于“跑警报”一事，刘平章的第一点反驳不能成立，因故事中说到的跑警报，不是从各自家中跑，而是一起从学校跑，遇见的可能性很大。不过如他所说，正常情况下，一个人躲避空袭时，恐怕确实不会有嘲讽别人的闲心。限于没有可靠资料，此事只能暂时存疑。

至于刘文典反对沈从文当教授一事，则可证明绝不存在。沈从文被联大聘为教授是在1943年7月，当时刘文典已被西南联大解聘，身在滇南的普洱县，不可能在昆明参加讨论沈从文晋升问题的会议。⑤同年8月，刘文典受聘于云南大学。另外，刘文典在西南联大当教授时的工资是470元，沈从文是360元，故事中刘文典说的400块、40块的比喻，也不合理。

真实情况：为让沈从文到西南联大任教，朱自清等人费尽心力

西南联大对教授资格的要求，和前文所引清华大学的规定基本一致。按照1941年通过的西南联大《本校教师资格标准》，除教授外，副教授需具具备有以下三项条件之一：

“甲、三年研究院工作或具有博士学位者；乙、于所学学科有重要学术贡献者；曾任大学或同等学校教授、副教授或讲师、或者研究机关研究、或执行专门职业共四年，有特殊成绩者。”

讲师也要有下面三项条件之一：

“甲、二年研究院工作或具有硕士学位者；乙，于所学学科有学术贡献者；丙、于专门职业有特殊经验者。”

教员需要满足的是两项条件之一：

“甲、大学毕业成绩特优，具有曾在大学或同等学术机关授课或研究二年者；乙、于所任学科有专门知识或授课有特殊成绩者。”

助教也要“具有大学毕业成绩特优之资格”。

以上规则虽是1941年才正式颁布的，但因其内容和1932年清华制定的规则几乎一样，可知西南联大一直是将此为选拔教师的标准的。沈从文只有小学学历，好在1939年已有包括《边城》在内的大量小说问世，成为着名作家，且曾在中国公学、武汉大学等校任教。从履历来看，沈从文仅大致满足讲师的丙项要求，因此朱自清（清华国文系主任）和罗常培（联大中文系主任）帮沈从文谋职时，目标只是讲师，甚至助教。即便如此，朱自清在1939年6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今甫提议聘请沈从文为师院教师，甚困难”。⑥

最终推动了沈从文到联大任教的关键人物是杨振声，他当时是联大常务委员会的委员兼秘书长，曾聘请沈从文编写国文教科书，了解沈的才华。杨振声在1939年6月27日的常务委员会议上，正式提出希望沈从文到联大任教。杨振声之子杨起回忆，沈从文是以“作家”，而非“学者”身份被引荐的，“这在当时的校委会和中文系还是很有阻力的”。当时还在联大外文系上学査良铮公开说：“沈从文这样的人到联大来教书，就是杨振声这样没有眼光的人引荐来的。”⑦由此可知，联大师生对于沈从文的到来，是很不满的。

好在经过常委会讨论，联大终于聘请沈从文，而且一下就给了副教授。联大常务委员会发布通知，“聘沈从文先生为本校师范学院国文学系副教授，月薪280元，自下学年起聘”。后来由于沈从文的课程受到学生肯定等原因，联大在1943年7月又晋升他为教授，通知说：“改聘沈从文先生为本大学师范学院国文学系教授，月薪360元”。⑧

值得注意的是，沈从文的教职不是在联大中文系，而是在联大师范学院的国文学系。联大主体是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至于师范学院是1939年为帮云南解决中学师资问题，才和云南省教育厅合办的，学制只有一年。抗战胜利后，联大解散时，师范学院被留在昆明，成为现在云南师范大学的前身。师范学院在1943~1945年仅有毕业生7人，有2/3的学生都转到了文学院的中国文学系。沈从文最终还是因学历所限，不能被三校聘任，只能在地位较低的师范学院获得教职。

今人应该关注当年的“破格之难”，而非鼓吹“破格”

陈寅恪、沈从文都是身怀真才实学之人。今人传播他们昔日被“破格”聘为教授的往事，添油加醋之中，往往集中于“破格”二字，而忽略了当日的清华与西南联大，对程序、规范的坚持——吴宓以“国学研究院筹备委员会主任”的身份，不得不以辞职为筹码力争，才能让陈寅恪入国学研究院任教；沈从文已写出经典着作，且有在中国公学、武汉大学任教的资历，并有朱自清（清华国文系主任）、罗常培（联大中文系主任）、杨振声（联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力荐，亦只能在低一层级的联大师范学院国文学系担任教职。——“破格”可以有，它为刚性的制度保留了一点弹性，但这弹性存在的前提，是必须有足够的“破格之难”；这种“破格之难”，才是民国大学留下的最重要的精神遗产。

其实，从陈寅恪到沈从文，恰可管窥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建立后，教授评定标准的逐步完善的大致过程。

北洋时期，各大学聘任教授较为随意，除前文说到的陈寅恪没有任何学历、着作，年仅36岁就成为清华国学研究院教授外，“只手打倒孔家店”的吴虞只当过中学教员，也被北大聘为教授。当时，不少没有拿过现代大学学位，但国学功底深厚的学者，都当上了教授、副教授。⑨如果有海外硕士、博士学历，回国后更容易当上教授，如钱钟书、姜立夫等。

1926年，广州国民政府颁布《对于大学教授资格条例之规定》，第一次明确了“大学教员名称分一二三四四等，一等曰教授，二等曰副教授，三等曰讲师，四等曰助教”，学历、学术成果、工作经历，都被规定为获得大学教职的必备条件。对于“凡于学术有特别研究而无学位者”，“经大学校务会议议决, 可充大学助教或讲师”，不能出任教授或副教授。

这个规定后来被南京国民政府沿用，但实际作用有限，破格情况还是屡屡出现。中学教师钱穆在胡适的推荐上，成为北大副教授；商务印书馆的郑振铎更被清华大学直接聘为教授。以至教育家吴俊升痛心地总结说，“在战前大学教员，尤其教授一职，除少数学校而外，资格漫无标准，涉近冗滥, 国联教育调查团早有批评, 社会亦啧有烦言。”⑩

国民政府1940年颁布《大学及独立学院教员资格审查暂行规程》后，对大学教授聘任的要求日趋严格，逐步走上正轨——较之1920年代的陈寅恪，1940年代的沈从文，要作品有作品，要资历有资历，要人脉有人脉，但被推荐为西南联大副教授，仍遭遇重重阻力，可见当时大学对于“评教授”一事，已重视遵循章程，非如以往那般随意。

在“建设双一流大学”的今天，亦应该尊重学术程序、尊重学术规范。“网文10万+可算学术论文”这样的“破格之举”，还是少一些的好。

注释

①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36—142页；②《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2卷1928-1937》，清华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74—181页；③卞僧慧纂《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华书局2010年，第89页；④章玉政、刘平章：《刘文典笔下的日本》，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19、220页；⑤章玉政：《刘文典年谱》，安徽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74页；⑥商金林：《朱自清日记中的沈从文》，《汉语言文学研究》第2卷第3期，2011年；⑦杨起、王荣禧：《淡泊名利功成身退——杨振声先生在昆明》，《昆明文史资料集萃 第7卷》，云南科技出版社2009年；⑧《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 2 会议记录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96、293页；⑨韩戍：《民国时期怎么评教授》，澎湃新闻2015年1月11日；⑩邓小林：《民初至抗战前夕国立大学教师的聘任问题》，《史学月刊》2004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