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与苏共，有同更有异

　　作为苏共、中共的源头,十九世纪兴起的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潮,乃十六七世纪以来欧洲“百家争鸣”的产物。呼唤新生活是那个时期欧洲知识界的时尚，虽高度迎合了地理大发现引发的各色强人的巨大冲动，其中的科学求索风气与自由民主追求，也为文明新纪元叩开了大门。这股新的人文思潮在十九世纪达到了高潮，既鞭策了多数精英向前看，也助长了少数精英的自大狂。二十世纪的两场世界大战，人性的丑陋一面和文明的荒谬一面得以尽现，同时马列社会主义作为新兴势力得以登场，让众多乐观的自由主义者瞠目以对。战后，反思便成了必然。

　　此一反思今天仍在进行时，有几点不容回避：一、人类文明并没有先前自诩的伟大。二、灵与肉的冲突、磨合是个永恒过程，任何期望一劳永逸地消除冲突的思想都会招来时间的嘲笑。三、人类长存的基础只能是和平共存，文明的地基只能是人性善的一面，虽是老生常谈，但人性的弱点是撞了南墙也未必回头，因而需要警钟长鸣。今天，就全球而言，法西斯主义总算得以埋葬，共产主义也原形毕现，当然是个很大进步，但生活仍不可以掉以轻心。因为极端伊斯兰教义仍有自已对文明的独特理解，中共的特色社会主义也就是不择手段已然坐大，加上资本的贪婪一面，各种民族、民粹主义的难以理喻，空前的技术权能的双刃剑作用，这几个“测不准”因素相加，并非不可能组建一个新的神圣同盟。而这个新的神圣同盟一旦组建，盟主将非中共莫属，它也会当仁不让。

　　因此，回顾中共与苏共的同异，审视中共的过去与现在，仍有现实意义。

　　关于共产党源头的马克思主义，还需补充几句。

　　我以为，马克思学说的要害不在学理上。因为浅薄的学理固然经受不住时间的大浪淘沙，深刻的学理又一定会曲高和寡难派上大用场。其要害在它的掠夺气质上。这种掠夺气质只要拥有了万千信徒，任何时代都十分可怕。如果马克思学说勇于承认自己顶多是文明演进中一个接力者，不是口头上而是行为上，欢迎批评、修正，那么它便不失为一个不坏的参照系。毕竟，唯物主义并非全是谬误，它和唯心主义就学术而言乃是认识世界、改进文明的两大坐标，双手做功总比一只手做功强。社会主义师承的原是一应正教的普度众生主张，如同主张没有敌人一样初衷并无错，错在五月不是看禾时，极易被野心家利用，或被头脑简单者拔苗助长，二者都是莫大灾难，需要加倍提防。剩余价值论便是今天也有一定的警世意义，不然的话，世界要宪政、法治、反垄断干什么？认为市场自有力量引导资本的贪婪一面走向自律，是可笑的。不幸的是，马克思一生的努力都是为了一个空前的目标，要打造一个惟有他才能正确解释历史和变革现实，还能指导未来至少一千年的理论大体系。他不认为这是神的工作，不是人的工作。既然马克思坚持要做神的工作，他也就把自己当作了神，当然不是温柔的女神，而是好战的男神。认为马克思及其学说充斥了掠夺气质，理由就在这里。

　　偏偏二十世纪多数时间内，自以为已接近神、甚或成了神的政治超人大有人在，神神相怜，马克思学说便成了共产诸神的一面迎风招展的鲜红旗帜。

　　对马克思学说作出补充和发展的列宁、斯大林，就是此类超人。这两位超人的重要建树，乃是认定只要目标崇高、目的伟大，尽可以不计成本，不择手段。尔后，它成了一切马列共产党的信条。有了这样的信条，便只有想不到的罪恶，而没有不敢干的罪恶。因为，既然只要目的正确便可以不计成本不择手段，那么为了缉拿一个罪犯，也就可以冤枉千百个人。而以此类推，这世界还有几个小民配生活？

　　苏共、中共就是这么干的，另有几个小弟也非常出色。饿殍、冤狱、屠杀、株连、让经济一团糟，把文明的活力窒息的奄奄一息，是它们的共同特色。论时间长度和空间广度，当年的德、意、日轴心国实不如也。

　　然而，共产党人却认为这样的不可原谅的罪恶只是“失误”，是“好心办了错事”，是“探索路上的学费”，且在长时期内让世人也包括自已信以为真。

　　当然，这样的末日景观，也不是凭空出现的。以苏联为例，三四个世纪以来，无论文艺复兴或宗教改革，还是机器生产与海洋贸易，皆主要是西欧的故事，越往东影响越小。出生于西欧的马克思学说尽可以自封科学，对于挣脱了思维禁锢的新教徒，却不免联想起柏拉图的《理想国》，也就不免对新神话半信半疑。但是，新神话进入愚昧的土地就大不同了。列宁主义能成气候，与共产主义天堂本来就是东正教的理想天国大有关系。

　　同时，以列宁为首的那批苏共早期骨干，如同尔后中共早期的骨干一样，多为野心勃勃的激进小知识分子。因为只有这种人，才会钟情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强力主张，特别那个为了伟大的党杀人越货也正确的主张。不过，早期苏共骨干对马克思学说感到新鲜，更多还是源自欣赏西欧文化。向往西欧文化，是叶卡特琳娜女皇表现出了欧风魅力以后，俄国从宫廷到各界精英的长期时髦。这当然应予肯定。并且，他们较之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国洋务派，视野开阔多了。然而，莫斯科的精英与茫茫草原上的众生心理上距离太远。这也是列宁需要发展马克思学说，使之通俗易懂，易于唤起无知民众狂热的现实原因。今日中共高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仅是简单地丢不掉苏共模式，而是它不这样说又怎么说呢？做那样的文章，无论国师王沪宁，还是铁笔胡锡进，只要吃着党的饭，谅他们也做不出来。只是这样一来，苏共的学院气少了，理性精神也少了，选择也少了。它需要夺取国家权力，没有这块平台就会一事无成。它由于实力过小底气不足，只能依靠不择手段夺权。巩固权力一样要靠不择手段，况且成了利益集团后仅仅保卫到手的利益，还会有几人顾忌道义呢？这是一条规律，只要走上了这条路，就不可能回头了。并不是说权力圈子内绝无良知尚存者，而是走到了这一步，良知必须沉默，否则就会被消灭，因为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静静的顿河》真实地反映了新神话一经问世便暴露的本色。共产党许诺会有好日子，哥萨克当然乐见其成，但是好日子在哪里呢？随着生活的碎片化，苦难没完没了，尤其鲜活的亲人说没就没，活着的人对此却无能为力，谁也不知道明天会怎样，生活也就毫无意义？

　　这样的统治要继续，加大暴力与谎言便是必然。果然，暴力与谎言贯穿了苏共全部掌权史，也就注定了它只能是世纪过客的宿命。向来如此，暴力能够压制抵抗，但是消灭不了仇恨。谎言可以欺骗一两代人，却做不到欺骗三代、四代、五代人。

　　当然，苏联解体，苏共没落，还与其国体密切相关。

　　由莫斯科公国狮子滚雪球般膨胀为俄国与苏联的庞大国体，无情的血与火以及向后看的东正教义，一直是其两大支柱。使用力学的观点，三足鼎立总是要比两足并立更能支撑体重，列宁、斯大林却不肯这样看问题。他们不认为俄国版图能够狮子滚雪球般壮大，离不开地处寒带，太阳温度不高这个因素。先是拿破仑，后是希特勒，皆败于漫长的冬季与辽阔的草原，使他们进一步坚信脚下这块土地不同寻常。既然血与火能够铸造俄国与苏联，依靠军队和警察也可以占有全世界，其突出表现便是二战后对世界版图的虎视眈眈。本来，二战结束后的苏共，当务之急并不是在全球玩地缘政治，而是修复战争创伤，缝合多达一百五十余个不同民族间长存的是非恩怨。因为美国在二战中的表现足够警示苏联，只有超强的内力，才能保大国屹立不倒，而超强的内力只能发自民间。另者，卫国战争表现出来的多数加盟共和国的同仇敌忾，为缝合各民族的是非恩怨提供了一个千年难遇的契机，因为一个战壕里并肩作战的战友情总是令人毕生难忘的。然而，得陇望蜀的斯大林却恨不得把整个欧洲都并入苏联，使得本来就消化不了的国体进一步力不从心。事实上，战后也就几年，东欧卫星国便表现出了强烈的离心倾向，只能靠红军坦克维持表面的团结。几十年后，当戈尔巴乔夫启动伤筋动骨的改革，强扭的国体之瓜便重重的砸在苏共的头上。似可以这样说，若非卫星国的归欧心切，波罗的海三国的去意早决，各加盟共和国对苏联的失望至极，二十年代组合的苏联新帝国仍可以存续下去，苏共的统治也就可能再存在几十年。很简单，当一个家族四分五裂，主要家庭内部的团结便难以为继，不称职的家长势必被问责。此时此刻，纵是清明的朝廷也会无力回天，遑论是个犯下累累罪行的朝廷。苏联共产党就是这样走向日落黄昏的。

　　不过，综观苏共七十年掌权史，它当然是个暴虐帝国，还算不得邪教帝国。它心狠手辣，但自赫鲁晓夫特别戈尔巴乔夫以后，使用下三滥的手段方面还算不得空前绝后。至少，当最后时刻来临，它让理智战胜了病态。

　　再来看中共。

　　迄至斯大林归天，总地来说中共属于苏共的儿子党，言行举止，皆未偏离老子党很多。中共另树一帜，是赫鲁晓夫以后的事儿。

　　但即使斯大林再活二十年，或赫鲁晓夫不曾批判斯大林，一旦成家立业，儿子也一定会有自己的盘算。此为人性共相，况且从一开始，这个干儿子认干爹，就是基于利益关系。不是说它们从无情感共鸣，而是情感共鸣的成分并不多。

　　早期中共的主要领袖人物，就认识论来看，陈独秀、李大钊属于民族知识分子，对孙中山的亲和感大于对马列的亲和感。但是，终结帝制并不等于中国现实困境的大突破，孙中山太多的空炮终不免让人不耐烦。俄国革命胜利，让他们看见了新希望。看来，中山、列宁的合作，是一条可行路子。因此，陈、李牵头组建中国共产党，倒也不是出自狂热，而是且行且看。这从陈独秀不甘心做苏共的乖顺儿子，李大钊通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对马克思经济理论持保留态度，可以看出来。有理由认定，陈、李希翼的中共是个现代型政党，而不是一个旧式利益集团。关于张国焘、周恩来，也就是愤青与投机分子的合二为一。毛泽东参与建党，类似于希特勒不反对加入德国工人党，如果通过个人努力，日后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党的话。至于周佛海、陈公博等人，就无须提及了。

　　李大钊死得早，陈独秀难为苏共见容只能走路，面对国民党受不了中共的咄咄逼人而清党，中共迎来了重大危机，要么解散，要么抱紧干爹的大腿。

　　那些不吃政治饭就无法出人头地的中共头面人物，选择了第二条路。从此，中共走上了暴力夺权之路。既然这是一条不成功就一定死亡之路，它也就只能进一步抱紧干爹的大腿。当然，它这样做也是具备了相当社会基础的。民国从清庭继承的是一幅烂摊子，国力贫弱，民众生活极其困苦，极目是汪洋大海般无知小农，产业工人人数很少且素质并不敢恭维，青年知识分子大多心情苦闷，到处可见绿林好汉与土匪等等，使得革命总不乏追随者。于是，马列主义于中共也就有了旗帜的意义，但仅此而已。他们甚至闹不清楚这旗帜的质料和尺寸，因为已无心情探究，要紧的是干爹给多少钱和枪。七八年的闹腾，它陷入了绝境，只能思量着避难苏联时，不意撞上了纨绔子弟张学良，特别日军大举侵华，给了它喘息和卷土重来的机会，它便由山寨流寇势力发展成了手握强大武力的在野利益集团。不久，它夺取了政权，但国民党政府留给它的遗产很可怜，加上抗美援朝的巨大耗费又与美英为敌，中共不想一边倒都不行了。然而，这并不等于中共真心皈依了马列主义，骨子里它仍旧是李自成大顺政权与洪秀全天朝的升级版。固然，此时它对马列主义这面旗帜的重视已大大强于战争时期。因为有了自己的庄园，内外装潢也要跟上来。

　　具体地说，毛泽东到底信奉马克思学说的什么内容呢？他真个理解马克思的唯物论和资本论？那种学究气和枯燥的经济话语，可不适合他那神驰万里的思维以及好斗性格。他屡屡号召中共要搞马克思主义，一是共产主义天堂理想，深合中国农民心理，有助于他成为一个新的万世师表，而整体上中共也就是个素质低下的农民党。这块土地要比塞外的温度高，但是儒教却比东正教更加气压低。二是他闯下大祸，又不能认错，需要转移视线，而马克思那个无所不包迷宫似的理论体系，恰能蒙住满脑瓜尽是浆糊的党干。因为那是天宫上帝与人间天子的玉音传递，何其高远、圣洁，怎容怀疑。其实，毛泽东对列宁、斯大林才真有兴趣，那种极度冷血的不择手段，与商君治国术不谋而合，本来就是中国帝王术的升级版。有理由认定，毛泽东对希特勒也是钦佩的，虽然对此只能不露声色。他戴上红卫兵袖章，不由人不想到希特勒戴上万字袖章。很大程度上，中共自从毛泽东得势，它就没有理念了，有的只是主子意志和集团利益。正如中共建政以后，毛泽东甚至连表面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不是了，有的只是远离尘世的神光一样。

　　所以，中共与苏共闹翻，不是中上层绝大多数人的意愿，而是领袖意志的强行为之。当然有一点点国家利益的考虑，捍卫马克思主义纯洁性就是十足地扯谈。如果苏共上层同意毛泽东为共产阵营首领，中苏友好仍会牢不可破。这就是问题的实质。实际，这样的“父子反目”，史上例子多矣，说到底是人伦忤逆的放大。一般而言，因理念反目，属于丑陋的政治。因利益反目，愈见格调的卑劣。今日北韩的金家对中共，犹如当年的中国毛氏对苏共，皆主要是丑陋政治与卑劣品格的杂交。可惜，无论党内党外，有几人看得明白呢？而自反右以后，这问题就是想都不敢。但是，问题不会因为世人看不明白或不敢想就不存在。不论此后的中共印刷了多少马列书籍，建立了多少马列学院和开设了多少马列课程，都掩饰不了它就是一个唯权唯利王朝的本色。说白了，对新朝庭的核心来说，花在马列宣传上的那点钱算得了什么呢？重要的是一个堂堂大国和新朝，没有装潢怎么能行？况且这个装潢效果一度还不坏。

　　进一步说，迄至邓小平时代改革开放，中共除了极少数人，主要是驻欧洲的又有一定独立思想的外交人员，余则对外部世界莫不两眼茫然。他们头脑里只有中国传统的帝王将相的影响，向往的是封侯拜将，光宗耀祖，至少不可以沦为下等人，哪有现代文明尤其现代人定义的认识。因此，休说学术上的马克思主义了，便是政治上的列宁、斯大林主义，他们对此的认识也仅仅停留在官方的宣传上。官方宣传的原是领袖意志，这个领袖意志的核心乃是超人。本意是对臣民洗脑，结果臣民被洗脑，拜闭关锁国之福知识阶层也被洗脑，举国变得只有一个人有脑袋。突出如赫鲁晓夫与邓小平，两人年龄地位皆相当，对各自“慈父”的态度却大不同。一个怪象由此而生，明明压根儿就没有意识形态，只有不着边际的新神话，却又意识形态无处不在。可悲的是，这明明是个在疯子的驱使下，亿万傻子向着风车莫名其妙地开战的年代，时至今天仍被很多人包括某些民运人士视为真实的意识形态狂热时代。

　　这样的王朝，较之苏联帝国的质量，当然更差。认为它已然邪教，符合实际。这不是党内开明者的初衷，但是他们的声音太微弱。它的掌门当然不会认可，一帮御用文人还会找出种种和谐业绩来证明走的是正道。然而，邪教又何尝没有和谐时刻。当然，儿子党变作了大爷党，犹如小媳妇熬成了婆，常使邻居们不服还不行。今天已落魄的俄共，对此想必是五味杂陈，难与人言。

　　改革开放，为中共迎来了一次思维思想更新、行为走向理性、不再总犯滔天大罪的机会。它固然质量低劣，若诚心向善，持之以恒，向现代文明转型还是有几分可能的。果然如此的话，它还是可以宽恕的。六•四的坦克履带，碾碎了本来就不多的可能。此事的要害不在一次大规模民主诉求被无情地镇压，因为类似故事史上多矣，而在于中共政权从改革前期的开始讲点儿盗亦有道，从此索性“我是流氓我怕谁”。这意味着它在顺境时，会疯狂地对社会巧取豪夺，它处逆境时，会拿全中国的妇孺儿童作人质。今天，后者正在彩排，前者已上演了二十余年。恶性循环的结果，是红一代官一代固然不可理喻，红二代官二代则是不容理喻。今天习当局的不许“妄议”，是个很好的诠释。

　　偏偏中国国体较之前苏联牢固多了，这本来是桩大功德，因为现时中国若分崩离析，于芸芸众生只会是一场急性浩劫。然而，中共利用国体的稳固而有恃无恐，于芸芸众生又何尝不是一场慢性浩劫。这样的空前悖论，只有古罗马帝国后期特别尼禄时代才能比拟。在尼禄的时代，帝国上演的官德、民德竞相崩盘的大戏，深刻的原因哪是短时间就能铸成。今天大量的红二代官二代自不会关注这一点，他们比父辈知识多了，也更精明了，如何让资本滚雪球，一万元三下两下就成了一亿元，才是他们关注的事儿。他们堪称全球化时代最幸运的群体，社会主义的权，资本主义的财，笑纳就是。认为现阶段是中国的最好时期，用于他们身上名副其实。

　　与此同时，这世界的政治正确者越来越多了。二战期间，他们的前辈曾对法西斯军国主义坚决地说不。战后，他们的前辈对苏共苏联仍不敢抱幻想。今天，他们另有主见。突出如半岛事态，他们对中共愚蠢地养虎贻患半指责半嘲笑，殊不知自己一样在养虎贻患。但愿日后他们不会被指责被嘲笑。

　　由此可见，现在就认定二十一世纪难有多少精彩，为时尚早。但认定未来几十年这世界远比战后几十年俗气平庸，却有相当依据。这样的世界，当然为中共的特色社会主义巴不得，正如爱国主义者的无怨无悔，只会让中共权贵们偷着乐一样。

　　中共既不同于苏共，生命力也就因阴差阳错的原因反倒顽强。主要是人一旦没了底线，便没有了负罪感，吃得香睡得着，心安体胖也就自然。人如此，统治集团亦然。今日习当局自诩的自信，不全是昏话。枪杆子和钱袋子从来都是硬道理，某些大批唯物主义的人，是否也该反思一下？因为从大陆的红尘男女到今日的美欧首脑，可都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

　　不得不说，邓小平相中江、朱、胡、温，没有看花眼。此为中共较之苏共真正青出于蓝胜于蓝的唯一地方。正是邓三科的歪打正着，中共得以再一次喘气过来。鼓吹人人都能发财的神话，并非不能使中共轻松逾越七十年大限这道坎。毕竟，欧美也曾有过洗不白的血污的故事，也曾有过全民癫狂、瞎子见钱眼睁开的时期。毕竟，没有中产阶层与知识界的觉悟和抗争，底层就仍是一盆散沙，不堪打压。

　　但是邓三科不会是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的常态。它有三个致命伤：一、毛时代的权威是不可复制的。强行复制，只会弄巧成拙，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也就只能适应和平演变。但这是大忌。二、既已复辟了八旗制度，犹如打开了闸门，那股新天潢贵胄的骄狂洪水只会一发而不可收？这同样要命。难怪皇上灭火的心情如此紧迫。种种不得已的矫枉过正行为，无非是需要用新特色替换旧特色。于是，邓三科的旧特色固然腐自内生，习当局的新特色却成了一手灭火，一手放火。三、中共词典里从没有生命尊严之说，也没有知恩图报之说。三十余年的经济发展，首先得益于世界的资本、技术与和平的游戏规则，次为几亿劳动者的披星戴月，中共充其量补建了几个路标，它却大言不惭一切都功于它的领导，也就成了十足地忘恩负义。忘恩负义加上社会生活严重不公和不尽荒谬，任何时代都是不可持久的。

　　所以，习当局的登台表演，必然性大于偶然性。毫不奇怪，王朝进入了末世，补天比什么都重要，既然乳儿和白痴尚且能够做皇帝，照样奉天承运，尝过知青辛酸又读尽了天下书的习近平先生当然更行。如果天再助他，他作为新的神圣同盟盟主笑傲江湖也不是无可能。而由得这样的喜剧哪怕只能上演三十年，也会让世界再把刺激尝上一个饱。至于十几亿人的悲哀，只恐外部世界届时都不会认可了。因为中国一旦成了超级战车，战车上的人与敌对方，就会是个我不杀人就会被人杀的关系，理性和普世价值也就等于零。

　　从习当局的五年看，他是怀着良好愿望登基的，如同赫鲁晓夫、安德罗波夫、戈尔巴乔夫的良好初衷一样。并且，他很努力，事必躬亲，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然而，这有多大用呢？上面三个人尚且不能让苏共青春常在，习当局又怎能让癌症病人生龙活虎？他若仅是尽人事以听天命也就罢了，偏偏不信邪，也就一定会使中国、十几亿人、还有中共，莫不与文明南辕北辙。皇上出生于红色家庭，丢不掉的红卫兵思维，知青年代的贫血思想，特权交易来的学位，身不由己的利锁名缰，再加也许真的血性，委实悲哀、可怕。

　　所幸的是，时代终究不同了，民主就算有低潮也不可逆了。又来了日益发达的互联网，它的天生使命就是反传统、反国家，更不屑于传承的皇位与自封的伟人。特别是，三十年来中共分封了大批资本诸侯，如今诸侯业已坐大，诸侯利益也就一定会高于朝廷利益。现时的王命仍可以废侯，却废不了诸侯之间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那等于既要诸侯命又要朝廷命，这正是革命前英国的故事。固然，不到迫不得已诸侯是不会举起反旗的，此事需要时间。然而，新世纪的时间已提速，这是中南海始料不及的。当利益阶层普遍厌倦了折腾，人身财产都不保险，只能换一种活法时，地心的岩浆就会被引发，一引发就会不可收，戏剧高潮就来了。这是当年的苏共未曾经历的噩梦，也因此它的黄昏虽惨淡，却不血腥。新旧噩梦如今都轮到了中共，注定了它也就难有苏共还能退休的好命。中共当然感受到了噩梦逼近，它正在由惊慌发展成为惊恐。今天北韩的再次核爆，一个氢弹字眼居然成了大陆网上的禁词，堪称世界奇闻。不过，真正惊恐的只是几十几百个高端家族，不会是绝大多数共产党员。他们中少说一半人心已死，余则的心态是无所谓。至于老百姓，假若中南海起了大火，他们只会乐得看热闹，犹如古罗马帝国的最后时刻面对满城大火，满城人无动于衷一样，固然，中南海很难出现物理的火灾，但是不用多久了，北京却会迎来权力的雪崩。

　　最后谈几句：雪崩后的中国难免一时混乱，此为必付的代价。但总的来看，中国已有能力承受此代价。此能力的形成，三分来自全球化，五分来自各阶层劳动者，民运与中共各占一分。随着中国精神的新生，于今天绝大多数共产党员也是大好事。正如南北战争，于美国南方是大好事一样。并且，中国的新生于世界堪称福音书，一如美国精神改变了世界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