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初恋女友投河 没人敢去抢救她

在中共的官方宣传中，都在宣扬其前总理周恩来与邓颖超这对“革命夫妻”是如何的恩爱，但从近几年披露的一些资料看，这对人前恩爱的“革命夫妻”极有可能是为了做给其他人看的，因为在坊间，不仅周恩来传出了若干情人、甚至私生子、私生女的丑闻，而且还曝出了邓颖超为此打周恩来耳光的内幕。虽然官方没有证实，但从过去几十年中曝光的众多中共高官们淫乱看，浸染其中、深受马列影响的周恩来也干净不了，只不过其更善于伪装罢了。

从激进转而退党

张若名，1902年2月生于河北省清苑县的一户富裕大家庭，祖父是当地首富，父亲张绍文也曾为官。14岁时她考入天津直隶北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与邓颖超同班，后结识周恩来。

2010年第2期《书屋》由桑农撰写的《失行孤雁逆风飞——激进与自由之间的张若名》一文称，张若名颇具写作才华，《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友会会报》上，先后刊登了她的三篇文章，其中《校舍记》一文，还得到“制局精严、用笔简劲”的赞语。

不过，年轻的张若名当时还是相当激进的。1919年北京爆发学生打砸的“五四运动”后，天津女师学生联合本市其他几所女校，共同成立“女界爱国同志会”，张若名、邓颖超均是核心人物。在一次去北京“请愿”返程的火车上，张若名与天津“学联”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周恩来相识，并商量成立了一个更加严密的社团：“觉悟社”。周恩来、张若名均匿名在《觉悟》杂志上发文，这大概是周恩来后来为中共从事地下情报工作的初步练手。周恩来的化名“伍豪”即由此而来。

《觉悟》杂志仅出版一期，便夭折了，因为不久周恩来、张若名等人因请愿活动被捕，并被以“骚扰罪”各自判刑2个月。因羁押期限早已超过，因此二人后被当庭释放。

1920年11月初，张若名与周恩来、郭隆真等一同赴法国留学，她同时受聘作为北京《晨报》驻法国特约通讯员。据盛成在《纪德的态度》的序里介绍，张若名的法语的进步，可称一日千里，“到1921年暑假时，她的法语已经达到相当水平了”。而其发表在《晨报》上的六篇通讯，也具有自己的观点。

1921年9月，发生了中国留法学生非法占领里昂大学事件，很多学生被法国警方拘捕，而幕后指挥者之一正是周恩来，包括蔡和森、李立三、陈毅在内的104名留学生随后被强行遣送回国，而躲在幕后的周恩来则逃脱。

第二年，“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成立，后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周恩来、张若名都是其成员。因为张若名法语好，能够阅读马克思主义着作，曾多次担任学习小组的主讲人，并在其机关刊物上发表文章。而周、张二人的关系此时也变得十分亲密，司马台《双重的多彩多姿──周恩来的恋爱和私生活》中称，彼时二人曾同居。

1924年，张若名的人生发生了重大转折。中共云南大学委员会于1980年所作的《关于张若名同志的政治历史结论》中说：“1924年，张若名同志在法国参加列宁逝世纪念大会，被法国警察跟踪、讯问，这时，张若名又与当时支部组织负责人任卓宣发生意见分歧，在这种情况下，张若名经向组织申请后，由组织同意其退党。退党后，未发现张若名有任何出卖党组织的行为。”《结论》中提到的任卓宣即是后来投奔国民党、被称为“反共第一人”的叶青。

张若名退出中共，选择安心读书，显然并非仅仅是因其对任卓宣的不满，更大的是因为其“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以自由为先决条件的”。

对于张若名的选择，周恩来等人竭力反对，反复规劝，但张若名决心已定，甚至不惜与之分道扬镳。此后，周恩来回国，郭隆真去了莫斯科，张若名在法国参议员遗孀碧细女士的资助下，独自在里昂大学埋头读书。1927年下半年，她以三科合格的优异成绩顺利进入里昂中法大学，享受官费待遇，迁至校内女生宿舍。1928年2月，她又以四科合格的成绩获得里昂大学颁发的文科硕士学位。

在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婚后，1930年5月，张若名与另一名官费留法博士生杨堃结婚，12月，张若名也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当时正在里昂的北平中法大学校长李圣章，现场聘请她为北平中法大学服尔德学院(文学院)教授。据说，张若名与杨堃定情时相约：“此生不再过问政治，专心从事学术研究。”杨堃也曾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国民党，后于1927年退出，彻底脱离政治。

民国时期专心任教

张若名1931年回国后，至1937年在北平中法大学任教，过上了相对平静的生活。她的博士论文《纪德的态度》也正式出版，受到法国学者包括纪德本人的好评。

抗战爆发后，北平沦陷，中法大学部分学院南迁，张若名等人留守，仅能领取基本生活费。幸好杨堃由吴文藻推荐，接替他在燕京大学的教职，全家生活得以维持。在八年抗战中，张若名除了参与《法文研究》的编务外，没有参加过任何社会活动。

1946年，北平中法大学复校，张若名又回到文学院，继续教授法国文学课程。1948年初，杨堃接受云南大学聘请，任社会学系教授兼主任。张若名决定受聘于云大中文系，与丈夫一同南下。

反右时一家人的厄运

中共建政后，张若名发现自己太“落后”了，遂从1950年起，不断重新申请加入中共，写思想汇报，但从来没有被批准。而在中共建政发起的思想改造、反胡风等政治运动中，张若名都认真写心得，开会积极发言。杨堃在《张若名研究资料》序里回忆说，“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我俩全是学习积极分子……她(张若名)对党的号召步步紧跟，毫无保留地献身于党的各项革命运动。”

天真的张若名终于在1957年中共发起的“反右”运动中体会到了中共的丑恶嘴脸。运动一开始，张若名依旧是积极参加，当儿子杨在道在家信中，流露出一些思想政治方面的不同见解时，她竟然主动将家信交给组织，希望组织上对儿子进行帮助，结果导致儿子被打为右派，关进劳教所，22年后才恢复自由。而张若名也被划为右派，其丈夫亦被批判。

1958年6月18日上午，云南大学中文系召开批判会，张若名1924年退党和参加蒋介石茶会之事也被翻了出来，其不仅是右派，还是“叛徒”。得知下午还要继续批斗，张若名在中午选择了投河自尽。据《揭开一个历史的盲点——我国第一位留法文科博士张若名》中描述，杨在道回忆说：“母亲去世时，我、弟弟、父亲都在北方，她身边没有一个亲人。父亲在北京也被当作民族学的反动权威加以批判。”

当在北京的杨堃，收到“张若名病重”的电报赶回云南时，只看到桌上摆放着一罐骨灰，家里被抄得乱七八糟。据说已抄过三次家了。家里保姆说，张若名从河边被抬回家时，还有一口气，但是没有人敢去抢救她。

结语

应该说，张若名一家的命运，是中共迫害文化精英的又一个缩影。至于她与周恩来的关系，从研究者指出的其在1931年回国后曾与周恩来几次密会，以及1956年最后一次与其相见看，二人的关系并不简单，而这样的关系也没能救得了她和她的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