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一机部后江泽民获快速提拔（图源：Getty）
自中共十八大以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渐成为执政党青睐的战略关键词。在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等“四化”之后，这个所谓的第五个现代化，于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上，被正式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意味着中共的发展阶段与执政理念，开始全面、广泛、深入地向新时代迈进。
2018年元旦前后，中共密集的地方大员调整引起观察界注意，近十个省份的党政主官履新，因这是今年两会前最后一次大规模人事联动，包括天津市代市长张国清、福建省代省长唐登杰等人，成为关注焦点。
同时，此二人身上鲜明的技术型、专业型官僚印迹，亦使正在中国政坛集体起势的具有军工航天系统背景的官员（前者在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长期任职，后者为工信部前副部长），成为不容忽视的一个现象。
评论者说，在新的背景下，如“军工航天系”等类型官员的崛起，正是中共“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内在需求的外化表现——体系是机构，能力是人。军工航天背景在政坛的走俏，有其清晰逻辑，与中共建政后数次选材趋势同样，匹配中国在同时期的发展需要和用人之急。
回溯历史，例证比比可见，首推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以及辈出高官的“一机部”。
从苏联留学回国后，江泽民赴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任职。1962年调入一机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此后直到1985年外放上海市市长，除去期间受到文革冲击，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其大部分履历均在一机部及其衍生部门，见证了这一时期国务院部委更易迭代、机构整合与职能细分的过程。
也正因在一机部期间的优异表现，其胆略和分析能力受到党内好评。就任上海市政府主官后，意味着江泽民已进入中共高官的第一梯队，成为重点培养对象，乃至下一代领导人的潜在考察目标。
张庆伟是航天系官员的典型代表（图源：VCG）
之后的故事便无需赘述，仅四年后的1989年，江泽民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正式确立为中共第三代领导核心。
一机部即“中国第一机械工业部”。1958年由原一机部、二机部、电机部合并组成，而后经过数次裁撤合并。由其演变而来的部门包括负责航空、兵器、坦克等工业的“第三机械工业部”，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机械电子工业部，机械部，电子部等。
除江泽民外，从这一系统走出的高官还有陈云、李富春、段君毅、汪道涵、李铁映、胡启立等人。
将之同近年来航天军工系统看涨的趋势相对比，可知其内在逻辑是一致的。事实上，输出了数位地方大员的工信部，同样由一机部演变而来。2008年，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组建工信部，其前身正是机械电子工业部。
而目前在政坛上，已有张庆伟、陈求发、娄勤俭、马兴瑞、许达哲、张国清、吴政隆等九名航天军工系统出身的官员，足以构成明显的用人趋势，显示目前中共选官的需求倾向。
前述评论者说，尽管时间前后相隔数十年，但在机械工业这一整体的宏观视野中，过去江泽民等人的崛起与如今张庆伟、马兴瑞等人的看好，具有一致脉络，有其必然性。
在中共建政后很长时间，百废待兴之下，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基础产业部门的搭建是执政主调。哪个部门的职能有助于显著快速地提高民众生活水平，加快经济发展速度，显然便更能得到高层重视，相关官员自也获得更多关注。
在此前提下，主管民用机械的一机部，能出现日后的中共领导人江泽民，自也不足为奇了。差不多时期内，石油、水利、地质等产业频出高官，其内在逻辑也是同样的。而当时的三机部、四机部、五机部、七机部等，一者主管核工业、兵器等军工产业，再者不少项目涉密，并不是经济、社会发展最亟需的，因而输出的高官也较少。
如今中国经过几十年发展，特别是21世纪前后二十多年的快速扩张，产业的建设、产能的积累已经达到相当水平，基建、能源、水利等产业技术完整、市场饱和，经济发展的基本面和整体框架已经确立。这是一个大前提。
而也正是在基础产业、市场、技术非常充分的环境中，积弊也渐而滋生，诸如产能过剩、结构僵化、产业低效等问题，已颇为突出，困扰到中国经济的继续健康平稳发展。
这种猛烈迸发的内在需求，使得高新产业从业者身上的特质成为政坛的某种刚需——在中国，官员的素质对经济发展通常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由此，如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中国兵器装备集团、中国机械装备集团等央企、国企以及工信部，输出了上述张国清、张庆伟等高官，也就不难理解了。
而有意思的是，这些航空航天、军工等集团公司，正是过去的“冷衙门”三机部、四机部、五机部等机械工业部门改制而来。冷热迭代，境遇更替，其间是中共选官用官“用尽其长”的不变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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