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因为出身问题,在文革很容易就遭到批判。但是他最终未被清洗,这是因为他有两个救命的优势。本文摘自《江泽民传》,作者罗伯特·劳伦斯·库恩,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出版。
1967年1月,江泽民回到武汉,他发现“文革”的冲击已像冬日的寒风,横扫了这座城市。江保持了低调,他穿上旧军服,与普通人装束无二。不过,作为研究所所长,他很容易成为攻击目标。批判他的“大字报”贴到了墙上,其中之一写道“江专而不红”。他被指控为走“白专”道路,是“修正主义者”和“走资派”。他自己说过的话——“我们必须热爱我们正在从事的工作”——成了他的罪证,他还因为重复
陈毅将军的话--“‘专’就是红,它们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而受到批判。
在江泽民身上,红卫兵找到了大量的攻击点:他的知识分子背景、他成长的文化背景、他所接受的精英教育以及他在苏联的留学经历。他能说多门外语这一事实意味着他“崇拜外国生活方式”。他们还指控江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
江的确非常注意自己的外表。他偶尔会在公开场合梳头并整理着装。他的朋友们有时候会以此开一些善意的玩笑,他们会说:“大脑袋小梳子。”江会微笑着回敬他们:“爱美乃人之天性。”
江默默地承受批判。与他的同学和同事相比,他知道自己是幸运的。他没有被清洗、流放或监禁。他有两个救命的优势:他生在一个“红色”的家庭;他专注于科学研究。用“文革”的语言来说,他是属于“靠边站”,而不是被“打倒”。尽管如此,他还是很愤怒:毕竟他曾为建设党和国家那么努力地工作。江后来告诉他的朋友和家人:“墙上的大字报真令人难以忍受。没办法同他们理论。对我而言,这是一种折磨与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