凄凉收场 人大副委员长文革后神秘失踪

粉碎“四人帮”后，文革中得势的一批官员失势（图源：VCG）

姚连蔚早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退伍后在西安机械厂当车工，后获得生产突击手等称号。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担任西安“工联”首领，并在1967年的胡家庙武斗中获胜，随后被推选为九大代表，参加中共九大，并当选候补中央委员。随后他回到陕西，担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1973年，中共十大时，他再次当选候补中央委员，并任陕西省总工会主席兼党组书记。1974年，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1976年，怀仁堂事变，“四人帮”被逮捕。1977年7月12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吴德、纪登奎、陈永贵约谈后，姚连蔚被停职调查。1979年被逮捕。1984年，他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党籍。随后回到工厂工作，退休后隐居。作家顾保孜在《中南海人物春秋》一书中，简述姚连蔚坎坷经历。

姚连蔚是陕西长安县人，长安县邻接西安市，因此他也可说是西安市人。1934年出生于一个贫农家庭。上学上到初中，就去务农，其间还做过几天的小贩。1951年，他17岁，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1955年退伍，分到西安机械厂当车工，先后兼任车间政工员、政工组组长、政治指导员。1960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取得了生产突击手、学习毛主席着作积极分子的称号。

一场风暴改变了千千万万人的一生。那时候，造反人物层出不穷，但是，要找一个像姚连蔚这样当过兵，务过农，当过工人，还是生产突击手的产业工人，却不好找。因为，这种人大多数跟党感情深，实在不能理解为什么过去跟着党搞肃反，反右派，现在却要造党的反了。所以，各地的“保守派”，多是老工人、老党员、复员军人、劳动模范，例如武汉的“百万雄师”、上海的“工人赤卫队”、四川的“产业军”、内蒙古的“无产者”……而造反派中，多是学生或流氓无产者。姚连蔚恰好撞了个冷门，参加了西安机械厂的造反派组织，因此，很快当上了厂革委会副主任。那时，西安分为两大派群众组织，其中一派叫“工联”，姚连蔚被拥戴为头头。

1967年9月1日，在全国的武斗高潮中，西安的两大派也在胡家庙发生大规模武斗。9月2日，西安西郊未央路地区的武斗又打响了。由于双方都有军工厂的人，动用了大量汽车、消防车、坦克和步枪、机枪等武器及电台。姚连蔚亲临一线，指挥“工联”冲锋陷阵。几天下来，这场武斗打死100多人，打伤290多人，在全国的武斗中虽算不上是最大的，但也名列前茅。西安筑路机械厂、西北金属结构厂、国营544厂、西安制药厂、庆安机械制造公司等企业的厂房、设备都遭到严重破坏。其后，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姚连蔚的“工联”派占了上风。

1969年4月1日，中共九大在北京召开。许多工人造反分子当选为代表，他们有的还是不久前才突击入党的。在几个月以前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甚至有一位代表事后被查明不是党员。姚连蔚没有这些麻烦事，他顺利地被推选为九大代表，来到了北京。

在西安东郊有一座旧楼，姚连蔚夫妇就住在这里。他瘦骨嶙峋，背微驼，戴一顶铁灰便帽，须发花白，上身穿蓝布中山装，下身黑布长裤，活像进城的农民。提起多年前的那段辉煌时刻，他感慨地说：“我能一步登天，自己做梦也没想到。那时选党的代表、人民代表，上面把阶级出身、民族、宗教信仰、工作单位、性别、年龄、籍贯、海外关系这些都确定了，要下面按图索骥。当时，中共九大主席团圈定人选，发现陕西组的代表中，胡炜（第二十一军军长，在陕西‘支左’）是河南人；杨焕民（兰州军区空军司令员）湖北人；吴桂贤也是河南人；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李瑞山是陕北人，已内定为中央委员。只有我是正儿八经的陕西西安籍工人——这正是大会主席团要物色的人选。进了大会主席团后，进中央委员会也就一路绿灯了。历史的一幕就是这样演出的。”

在中共九大上，姚连蔚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回陕后，任省工代会负责人、中共陕西省委常委。1973年8月，在中共十大上，他继续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出任陕西省总工会主席兼党组书记，这时已不在原厂工作了。

1974年底，筹备四届全国人大的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江青提出了一个组阁名单，周恩来也飞往长沙向毛泽东当面请命。终于，毛泽东首肯了周恩来的方案，江青的一大批帮派分子被排挤在外。为了有代表性，周恩来也同意了加进一些有劳模色彩的造反人物。

当时，陕西到北京出任高官的，有所谓“三副”之说——除姚连蔚外，还有西北国棉一厂赵梦桃小组的纺织女工吴桂贤，她还当上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另一个就是在陕西“支左”的第二十一军军长胡炜，当上了副总参谋长兼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姚连蔚说，他是1969年2月当选为中共九大代表，在兰州空军招待所集中时才认识吴桂贤的。1967年7月，又与吴桂贤一起以中央慰问团正副团长的身份赴云南龙陵慰问抗震救灾军民。与胡炜则是在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后，他们曾在一起开过多次会议。他说：“吴桂贤、胡炜与我来往不多。”

姚连蔚出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以后，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李瑞山说：“别让姚连蔚从陕西飞了。”因此，姚仍兼任陕西省总工会主席，住在北京阜成门外马神庙全国总工会宿舍大院里。他除了例行的外交礼仪事务外，还兼任国务院常规武器装备领导小组副组长，因为他是军工厂工人出身。虽然当车工和领导科研是两回事，但毕竟名义上有点沾边。

姚连蔚说：“担任候补中央委员和人大副委员长，对我来说是一种不堪重负的压力。自己只有初中文化程度，就那么点儿见识和能力，而天天要处理的都是国家大事，一举一动都可能载入史册，简直如坐针毡。但是不说话，不点头，又不行，只好硬着头皮撑。好在那时40岁出头，精力充沛，常常两天两夜不睡觉看材料，了解要处理事情的来龙去脉。”

当时，中央对与他一起提升的吴桂贤、孙健（国务院副总理）、李素文等人实行的都是巴黎公社式的工资制度，提职不提薪。姚连蔚当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拿的还是1959年的工人工资。他的粮食关系、工资关系一直留在陕西的工厂，因此，他实际上还是个工人，只是领取高干补贴而已。

（二）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姚连蔚开始走下坡路了。1977年7月12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吴德、纪登奎、陈永贵三人约他谈话，说：“陕西有人告你的状。如果再让你继续工作，怕群众会有反映，中央不好解释。因为，事情尚未弄清楚。”于是，姚连蔚开始停职接受审查。与他前后接受审查的还有一大批人：吴桂贤、孙健、庄则栋、孙玉国……一年以后，姚连蔚被送回西安继续接受审查。1979年2月，在正月十五闹元宵的那一天，他被逮捕，关进了西安北郊的监狱。

两年半的关押以后，1981年10月29日，陕西省人民检察院决定对他免予起诉。姚连蔚让夫人打开抽屉，取出一份《免予起诉书》，上面写着：1967年9月2日，西安地区两派群众组织在西郊发生大规模的武斗事件。9月4日，姚连蔚主持召开“新西机”（即今昆化机械厂）委员会，研究决定对另一派参加武斗的部分人员进行审讯，索取参与武斗的口供。其间，有一人被打成重伤，姚连蔚看到后，未予制止，以致那人伤重死亡。姚连蔚又召开会议，统一口径，编造死因，企图欺骗群众，逃避罪责。这触犯了刑法143条的规定，已构成犯罪。但考虑到姚连蔚的犯罪行为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已经关押教育，故决定予以从宽处理，免予起诉。

姚连蔚说，他被捕时，国家刑法刚刚公布，执法人员比较注重事实，他在关押中也没有受皮肉之苦。这样，他当了两年半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又当了两年半的囚徒，收支相抵，不亏不盈。

1984年，姚连蔚因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被开除党籍。

姚连蔚说，他对当官并无兴趣，只想回到生活了几十年的工厂继续开车床，但这个愿望已经不可能实现了。后来多次调整工资，同姚连蔚一起进厂的师傅们的月工资已提到130多元，姚连蔚的妻子也升为110元，而姚连蔚仍旧是58元多。昆化机械厂党委的一位负责人说，姚连蔚多年没有上班，发那么多钱已经算照顾了。姚连蔚在54岁时已申请退休。厂长则认为，对历史问题应放得宽松一些。两位厂领导对姚连蔚的妻子都有极好的评价：处事不惊，贤妻良母。她并不因丈夫的显赫而不可一世，也不因丈夫锒铛入狱而万念俱灰。她叫王桂兰，是山西汾阳人，比姚连蔚小4岁，与姚连蔚曾在一个车间、班组工作，又是同一天加入中国共产党。姚连蔚说，他能够活下来，多亏了贤惠的妻子。

出狱后，姚连蔚成为家庭管理员、采购员、炊事员、学习辅导员。他的大儿子是火车司机，二儿子是炼钢工人，三儿子在技工学校读书，可以说是个工人之家。姚连蔚说：“艰难时期已经过去，我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了。”

姚连蔚在老家长安还有两间平房，他不时回去看看乡亲，种花养草，爬山钓鱼，寻求晚年之乐。尽管他的一只眼睛得了中心网膜炎，盲而不瞎，只能看大物体，但他每天还是孜孜不倦地读书，主要是读中医书。他学医最初的动机，是因为不能报销医疗费。

最后，姚连蔚说：“我可不愿意迎合读者的好奇心，做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话资料。我已是失意落魄、无欲无求的闲人，唯愿在无声中消失。”

1985年，姚连蔚以“姚敬轩”的名字进陕西省周至县卫生学校中药班学习，1987年考取行医执照，在长安开办“敬轩中草药门诊所”，后进入其子开办的西安建国科技开发公司当“兼职工程师”，研制了高级滋补酒——“红颜八百年”。

2012年10月2日姚连蔚因病医治无效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