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这四十年中，中国人和中国政府展现了一个庞大国家，是如何由古老而封建的旧体制向现代化全面转型的强大勇气与魄力。
在这个过程中，从传统儒家思想和马克思与毛泽东共产主义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中国官员，在历史的舞台上展现了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中的波澜壮阔。他们中从来就不缺乏闯关的英雄，有的人趟过暗礁到达彼岸，有的人却成为改革浪潮中的铩羽者，虽然如此，他们的失败结局并不能掩盖其对中国改革进程的推进和启迪。中国改革不能只关注成功的经验，作为后来者或旁观者，如何从败局中提取失败基因，为中国未来改革指明方向，才有当下的现实意义。
胡启立曾是中国改革派的明日之星，不到60岁就当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但因六四事件而遭到免职（图源：VCG）
中国大陆跨国科技公司中兴的芯片危机不仅让中兴高层们焦虑难安，连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4月27日也在湖北考察途中发出一些重大核心技术必须靠自己攻坚克难的感慨。其实，习近平并非第一个关注中兴集团的中共高层。作为成立于1985年的中资科技企业，总部位于深圳的中兴的发展，一定意义上吻合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1980年代的中共改革派官员胡启立，虽然因为六四事件从政治接班人的位置上陨落，却仍然在1997年2001年两次视察了中兴。
身背改革派标签且走到中共权力金字塔顶端的胡启立，在1980年代的改革中扮演过重要的角色。但是1989年的六四风波，不仅让作为执政党的中共风雨飘摇，也让胡启立这样的官员经历官场跌宕起伏。
胡启立是典型的团派官员，他心系改革，但是并不激进；他在意识形态和舆论宣传领域春风化雨，却脱离经济基础看政治变迁。所以在六四事件后，他因为支持赵紫阳被撤职，却并未像梁湘那般引发舆论之争。他是当时被废黜的官员中，唯一一名保留中委资格的人。这为胡启立后来再次进入党和国家领导人行列创造了机会。但是终究，他复出之后官职的一直未达到之前的水平，只是在名义上恢复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地位。
1987年3月30日，万里、习仲勋、李鹏、胡启立（左一）等中共领导人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会见出席六届人大五次会议和政协六届五次会议的西藏代表（图源：新华社）
成在耀邦
胡启立，1929年10月出生，北大才子，解放前在大学时期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学毕业后留校，从事学生、共青团委工作，出任共青团北京大学委员会书记。作为共青团系统的官员，胡启立当时受到时任团中央负责人胡耀邦的青睐，后来还受到毛泽东的接见。1961年，在胡耀邦的推荐下，共青团九届三次会议破格增选胡启立为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这为他日后的政治生涯，奠定了基础。
文革中，因为毛泽东对共青团中央的不满，胡启立随着当时的团派官员胡耀邦、胡克实等人一起被撤职下放。当时的胡启立是被下放到位于黑龙江的五七干校劳动，直到1972年才被恢复工作。1977年，胡启立被调回北京，出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党委副书记，一年后又回到共青团中央，出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兼任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席。
1980年，随着胡耀邦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一直被胡耀邦赏识的胡启立迅速成为当时中国政坛上的一颗新星。
1982年4月，胡启立升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同时，在当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上当选中央委员，后又当选中央书记处书记，正式进入中共领导层。那个时候胡启立才53岁，比书记处候补书记乔石还小，是整个书记处年龄最小的男性。这在开始强调干部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的年代，胡启立属于意气风发前程似锦的干部了。解放前入党可谓红，有大学学历算是专，五十出头属于年轻，又红又专外加年轻，完全符合当时选拔、提拔干部的标准与潮流。
因此，1985年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五中全会上，一批元老退休，胡启立、田纪云、乔石、李鹏等新秀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87年，胡耀邦因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下台。但胡启立并没有受到影响，在1987年十三届一中全会上，胡启立晋升为分管宣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当时的五常委之一。当时普遍认为，邓小平有意栽培年富力强的胡启立为中共的第三代接班人。
落因紫阳？
如果没有1989年的那场政治风波，中共内部的矛盾不会那么猛烈的引发，包括胡启立在内的很多官员的命运也许都会改写。但是历史的偶然性中，总是包含着说不清的必然。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在大陆引发了十分广泛的追悼活动。要求对胡耀邦重新评价的呼声甚高，要求惩治腐败，打倒官倒等口号也随着学生们的集会、游行、示威释放出来。对此现象，赵紫阳会见外宾时说，中国现在虽然遇到一些问题，但是正像许多朋友们所讲那样，既要认真对待重视这些问题，但也不应看得过于严重。这是赵紫阳针对学生运动以及中国国内形势的一个基本估价和看法。胡启立、芮杏文（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阎明复（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等分别就赵紫阳的讲话精神向各个口子作了传达和解释。
1984年春节期间，胡启立（左一）随万里在胶东半岛慰问海军某部指战员（图源：炎黄春秋）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时中国国内的舆论环境并未得到严格管控，游行学生的诉求能够通过报纸，通过电台，通过电视，及时的传向中国政府、传向世界，使得很多大城市出现了百万人以上的大游行。随着游行日益扩大，以邓小平为首的多名政治局成员坚信运动受极少数人操控，必须强硬遏止。
1989年4月26日，把学运定性为极少数人发起的反革命动乱的四二六社论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为标题发表。在中南海，胡启立召开宣传部会议检讨之前的失误；李鹏随后要求《人民日报》再发表一篇社论，语气相对温和。从这可以看出，当时主管意识形态和新闻舆论的胡启立政治不了尚与邓小平等元老们相同，但他想法更倾向于开放，放开舆论，让学生与高层有更直接的沟通。
胡启立的想法虽好，但是他显然脱离了中国当时的经济基础看政治的时代变迁。事态并未按照胡启立的设想去发展。1989年5月初学生与政府陷入僵持，虽然不断有要求对话和稳定的呼声，却没有实质性进展。当年5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邓小平家中召开会议，邓小平提出北京实施戒严，当时5名政治局常委意见并不统一。胡启立跟随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持反对意见。最终，使胡启立难逃被免职的命运。
时也命也？
1989年6月24日，随着赵紫阳的撤职、囚禁，胡启立被免职，只保留了中央委员的身份。但是胡启立的改革之心并未因官场失落而改变。1991年，胡启立复出工作，被安排到原机械电子工业部，担任排名最后的副部长。1993年3月，出任恢复设立的电子工业部部长。在此期间，胡启立倡导对中国电信业进行改革；积极推动中国联通的成立，引入竞争，最终促使邮政和电信于1998年分离。
20世纪80年代，是中华民族充满蓬勃生机和创造活力的年代，是一个民心凝聚、民气顺畅，上下同欲、刷新历史的年代。2008年年底，胡启立在《炎黄春秋》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前后》的文章，显示他对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刚刚起步时的怀念。
中共十八大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推行前所未有的反腐。据说在支持习近平拿下周永康等中共退休高层官员时，除了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还包括胡启立和李瑞环等中共曾经的中共老常委。
纵览胡启立在中共政坛的起伏，不能不承认他的改革情怀，他一直是邓小平改革路线的支持者。他曾是邓小平想着重培养的中共第三代接班人，最终因为一个六四事件让自己的政治命运来了个大转折。是命运的无常么？也不尽然。团派出身的胡启立理想足够却经验不足，不多的地方治理经验以及地方政绩的缺乏，让他在中共的政治风波中无法用政治家的眼光去审时度势。一切时代的偶然中，如果抽丝剥茧，都不难发现个人因素导致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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