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圣诞节里，可没有摆放整齐、包装完好的礼物。更没有亮晶晶的圣诞树和圣诞老爷爷。在工业革命前的欧美国家，圣诞节和如今比起来可是天壤之别。满街的人不是喝得酩酊大醉、就是穿着奇装异服，或是扯着嗓门大唱颂歌。人们一窝蜂地从家里涌去小酒馆庆祝圣诞，教堂反倒冷冷清清。
16世纪中期，爱德华六世(King Edward VI)的随军牧师休·拉蒂默(Hugh Latimer)哀叹到：“这些家伙在圣诞12天里的所作所为比过去12个月的作为还要亵渎基督。”约两个世纪以后，在大洋彼岸，一位清教牧师同样对殖民地圣诞期间的“下流玩乐”和“粗野狂欢”进行了公开谴责。这些担忧在今天看来着实毫无必要。
因为在19世纪末期，喧嚣吵闹、肆无忌惮的圣诞假期就已经转变成了如今祥和平静、家人团聚的美好时光。转变是怎么发生的呢？
在早期的近代欧洲，大约16世纪到19世纪时期，圣诞假期意味着农民从繁重的活计中得到了解脱，是时候痛快放纵一番了。地里的庄稼都收进了仓，养肥了的家畜也都宰杀收拾了(冬季低温下不会变质)。既然是庆祝圣诞，自然少不了胡吃海喝、互相灌酒。农民还会到附近乡绅的府上讨要吃的。有首酒曲是这么唱的：“哪个要敢不开门，回头让你吃闷棍。”这是一种约定成俗的社会等级倒错，气氛一般也还不错。可也不尽然如此。
1659年到1681年间，大英帝国海外殖民地马萨诸塞的清教徒从年鉴中删去了圣诞节，禁止进行庆祝，违者处以5先令罚款。但禁令没能执行多久，就被改造圣诞节的思路取而代之。人们被告诫节日庆祝要有所节制。一位年鉴作者在1761年劝诫民众“花天酒地坏胃伤脾，饮食有度欢天喜地。”尽管如此，公众依旧不改圣诞期间的纵情狂欢，在酒馆或街道上大耍酒疯。
但不久以后，这一状况就得到了改观。19世纪起，工业革命使得城市进一步扩张，进而吸收大量的劳工进厂。城里滋生了相当数量的流浪汉和城市贫民。于是圣诞期间的纠纷往往演变成醉汉街头群殴。毫不意外地，上流社会将这一切视作度假的安全威胁。
历史学家史蒂芬·尼森鲍姆(Stephen Nissenbaum)在他的研究中称赞了一群美国贵族作家和社论家，认为是他们把圣诞节重塑为美国的本土节日。这群人复刻了欧洲的圣诞传统，譬如源于德国的圣诞树、源于英格兰的圣诞礼物，富人借机将现钞或物品送给仆人。以圣·尼古拉斯命名的圣·尼古拉斯日恰逢圣诞季。圣·尼古拉斯(St Nicholas)又常常被称作圣诞老人(Santa Claus)，成了圣诞节的代言人。克莱门特·克拉克·穆尔(Clement Clarke Moore)创作的诗歌《圣尼古拉来访》于1823年首次出版，让圣诞老人的形象广为人知。诗里描述了欢快的圣诞老人乘坐着驯鹿雪橇、在平安夜带着礼物给孩子们送去惊喜的场景。各类报纸也功不可没。《纽约先驱报》曾在1839年建议：“大家在这几天里忍一忍，不要去酒馆和烈酒店，”最好专注于“家里的壁炉，贤惠的爱妻，以及纯真快乐、微笑着的孩子。”
译注：每年的12月6日是欧洲传统的“圣·尼古拉斯日”(St. Nikolas Day)。传说每年的这一天，尼古拉斯都会给孩子们带来糖果和小礼物，而他的随从克拉普斯(Krampus)则会惩罚那些一年中干了坏事的孩子。
这是中产阶级价值观的胜利，也是小商贩的一场变革。1908年，一份行业杂志热情洋溢地写道：“圣诞是商业的收获季。只要能力跟得上，大把票子有的是。”无需多日，这样的新式圣诞节又成了批判对象：过于商业化、过于肤浅。尽管如此，庆祝圣诞依旧流传到了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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