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落榜的书生 移民海外创立一国家

提起“世界上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共和国”，许多人会自然而然地从西方国家寻找线索。

1789年4月30日，乔治·华盛顿宣誓就职，美国就此成为第一个现代共和国；1792年9月21日，法国革命政权亦宣布成立法兰西共和国。

这个人的名字，就叫做罗芳伯。

罗芳伯是谁？时至今日，许多人依旧对这个名字感到陌生，他名不见经传，在中国境内的最后履历，也只不过停留在一个落榜书生。

可就是这样一个被历史风尘所淡忘的人物，却曾经代表着海外华人的荣耀与传奇，梁启超称之为“中国历史上八大伟人之一”；印尼前总统瓦希德盛赞他“可与华盛顿比肩”；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干脆时常将自己比作罗芳伯……

在他们心中，罗芳伯是近代第一个共和国的缔造者，其格局之大、眼界之广，领先于西方。

可当我们回首他数十年的人生，所看到的，不过是一个失意者，在每个岔路口都极力抓住机遇，不认命，向前进，最终成功的岁月逆旅。

从落榜书生到海外淘金

一个决定改变一生

在罗芳伯的故乡——广东嘉应州（现梅州），矗立着一幢破败不堪的蛛网布结的老房子。

它的颓败，正契合了罗芳伯前半生的命运。

1738年，即清朝乾隆年间，罗芳伯出生在一个平凡百姓之家，家里三个兄弟，他是老大。

原先，他本不叫“芳伯”，而叫“芳柏”。“芳伯”这个名字，后来才成为当地人对他的尊称。

这是一个"负奇气，性豪爽，尤喜结纳"的少年，为人仗义，学文习武都勤奋努力，作为同龄人中的佼佼者，很快在乡间拥有了美名。

罗芳伯从小就坚持文化知识的学习，写得一手好文章；又深知“技多不压身”，在认真学习文化之余，还练出一套过硬的拳技和武艺。

然而，虽然名声在外，罗芳伯在乡试中却屡试不第，直到而立之年，都还是一介落魄书生。

那是他一生中最难熬的时刻，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走入被认作“正统”的仕途，发挥才干。

只要一天没有取得来自“体制”内的认可，所谓的“文武全才”，就空像一场荒谬的笑话。

一眼望不到头的落榜命运，让生计都变得艰难无比，为了混口饭吃，他不得不做起了乡间的教书匠，却依旧穷困潦倒，毫无出头希望。

在那时，最早的海外移民风气已席卷了罗芳伯的家乡。不少人为了谋生，选择“出洋淘金”，有人成功了，过上了梦寐以求的好日子；也有人，最终只是葬身在远渡重洋的跋涉之旅。

但那种拼一拼也许就能逆天改命的念头，永远缠绕在如罗芳伯这般不愿向命运低头的人心底。1772年，34岁的罗芳伯孤注一掷，登上了由广州虎门出发、开往“金山”的航船。

罗芳伯的目的地，是如今的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当时的“婆罗洲”，那里矿产资源丰富，盛产金矿和钻石，是理想的“淘金”之地。

他的人生轨迹，也随着远赴海外而彻底改写。

近代世界第一个“共和国”

那时的婆罗洲，南北一百多公里、东西四百多公里的广袤地域，聚集着两万余名华人。

他们来自于不同身份、不同背景。这提供了同类之间“抱团取暖”的可能，却也暗藏着危机。

同样是为了“淘金”，谋取利益，华人与当地土著之间纠纷不断，华人内部斗争也时常上演。

在外，还有荷兰殖民者虎视眈眈，争抢资源。

自小就个性豪爽、讲究手足兄弟情义的罗芳伯看在眼里，极力渴望做出改变。他深知团结就是力量，如果华人族群不想被土著排挤、不想被荷兰人奴役，唯有停止内斗，一致对外。

大道理谁都会说，可做起来又是无比艰难。

罗芳伯唯一的优势，就是一名有真才实学的教书匠，在信奉“天地君亲师”传统观念的华人看来，他的话可以一听。在几支华人势力产生冲突之时，如果罗芳伯出面调解，也颇有助益。

慢慢的，罗芳伯凭着自己的才识与热心，获得了当地华人的尊敬，日益成为整个婆罗洲地区最有威望的中国人，不靠武力，只靠公义。

迄今，当地还供奉着罗芳伯的塑像，而且还放在关公庙里，足见他在人们心中的超凡地位。

这或许也从侧面说明了，为何后来罗芳伯得以“振臂一呼，一呼百应”，在众人拥戴下创立起当地最大的华人联盟兰芳公司，而它，也成为后来最早的共和制——兰芳共和国的原型。

于1774年成立的兰芳公司，从罗芳伯希望进一步保护华人利益的心愿中诞生，它团结从事采矿、农业、粮糖等多个行业的华人族群，支持他们发展各自的谋生之技，互惠互利。

与此同时，又组建起一支由华人组成的军事力量，不为欺凌他族，只为抵御外敌入侵。

久而久之，有着严密组织架构与超强凝聚力的兰芳公司，在罗芳伯出众的领导才能下日益蓬勃发展，原本四分五裂的各种华人团体、商会、村寨，都渐渐投至兰芳麾下，融为一体。

在兰芳发展最为壮大的时候，它甚至有实力出兵外援，帮助当时的坤甸王国（现印尼西加里曼丹省首府）扫平贼寇，从而获赠大片土地。

对于当地华人与邻近各国来说，这个由中国人治理的“公司”，无疑可以媲美一个国度。

在兰芳的全盛期，罗芳伯统领着十万之众的华人百姓和南北数十里的产金地，又有源源不断的各族民众前来依附，自给自足，繁衍生息。

兰芳离成为一个国家，不过只差一个名号而已。

到了1777年，罗芳伯终于做出这个前无古人的决定——他将“公司”改为“国家”，建立了第一个现代共和国家——“兰芳大统制共和国”。

彼时，美国独立战争正如火如荼，法国革命则在酝酿中，而早在美法踏入共和以前，一个极具共和民主特点的国度，已然矗立于东方。

它的创立者，没有称王称帝，而是虔诚地践行着个人对于“民有、民治、民享”的浅显而零星的理解。可即便如此，也足以名垂青史。

百年兰芳，如梦陨落

如今我们翻阅史料，大抵可以看到关于“兰芳共和国”在国家政治制度等诸多方面的描述：

在国家政治制度上，实行共和体制。设置一套完整的行政、立法、司法机构。全国分省、府、县三级，由各级公民投票选举出当地行政机关负责人。至于“国之大事，皆咨决众议而行”，类似于后来普遍实行的议会制。

在国家领导人的产生上，结合中国古代的禅让制，创立了禅让与民主选举相结合的形式。上任领导在去世或下台前，推荐下届领导，但其能否出任则需要多数公民赞同。

在国家治理上，推行以法治国。设立法规，禁止暴政，并规定凡奸淫抢掠者，杀无赦。

军事方面，设有国防部，没有常设军队，实行全民皆兵；教育方面，举办汉文学校，聘请儒士执教，以教授中国传统文化为重点。

在罗芳伯的祖国，当清朝皇帝还沉浸在“天朝上国”的美梦，对帝王制与世袭制深信不疑时，在这个小小的东方领土，罗芳伯却拒绝称王，放弃世袭“权力”，而出任国家“大总长”。

他最大的愿望，从来就不是称霸一方，刻意建立一个万人崇拜的偶像，而是保障民生，尤其给漂泊在海外的华人，一个安稳富庶的家。

所幸，在罗芳伯的苦心经营与人民的共同努力下，这个目标达成了。兰芳成了远近闻名的“鱼米之乡”、“金矿之地”，百姓安居乐业。

当这个华夏侨民的美丽家园拔地而起，罗芳伯内心想必是欣慰的。不过由始至终，他都没能忘记身上流的是中国人的血液，是炎黄子孙。

罗芳伯曾多次派使臣回访祖国，表示了臣服归顺于清帝的决心。而骄傲的乾隆皇帝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不愿理会这些“天朝流民”。

碰了一鼻子灰的罗芳伯无可奈何，只好继续勉力打点着兰芳的事，但从未真正得到清朝支持的事实，也为这个小国的覆灭，埋下了隐患。

曾经的荷兰殖民者，对乾隆时期清王朝的实力忌惮万分，他们误以为兰芳与清廷之间同为华人，系出同源，因此并不敢轻举妄动。

而随着清廷腐朽衰微，被列强蚕食鲸吞、自顾不暇，对兰芳的侵略，也终于被提上了日程。

1795年，罗芳伯去世。

随后，兰芳有过接连十多届的“大总长”就任。

而在大约一个世纪以后，没有祖国可以依靠、在风雨飘摇中苦苦支撑许多年的兰芳，终于还是难以抵抗荷兰人的侵略，走向了灭亡。

那个注定陨落的时刻，带着一丝悲壮。

荷兰人持火枪长驱直入，直捣兰芳老巢，民众根本无力抵抗，到了供奉罗芳伯画像的关公庙内，他们执意要把关公与罗芳伯的画像移除。

直到这时，有人站出来大喊“关帝与罗大伯不能移走”，而回应他们的，是密集的子弹。

一个华人的传奇，终究在最后一点坚持与无尽的鲜血之下，落幕于历史车轮的滚动中。

从历史学和政治学等角度来看，罗芳伯与兰芳紧密相连的一生，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

但仅仅看罗芳伯本身，他的每一步抉择，每一个决定，也都透露着浓浓的人生哲理。

他早年落魄，屡试不第，却没有死心眼地在仕途一条路上拼到底，而是退步抽身，在恰当的时候转弯，寻找“死胡同”之外的全新机遇；

移民到海外后，他未将自己的三餐一宿、个人利益看得最重，而是将目光投向长远，以大局为念，始终将改善华人同胞生活放在第一位；

在逼近权力顶峰时，却没有迷失自我，而是时刻保持清醒与理性，做好为民众服务的本分；

身为华人，心系祖国的赤子之心从未改变，深知自己的来路，方才看得清未来归途。

从落魄的书生到首创“共和”的领主，罗芳伯是独一无二的，兰芳的传奇恐怕也难以复刻。这其中无尽的思考与回味，不该消散于岁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