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潜伏美国CIA37年并身居高位 狱中自杀

名噪一时的情报奇才

我曾听父亲说起过金无怠的名字，那是1990年，父亲负责编辑燕京大学41学号同学入学50周年纪念文集，所有文稿我都帮着看了一遍。父亲对我说：“其实还有一些40学号同学也和我们在一起上课，比如说金无怠，他就是40学号的，入学比我早一年，到成都复校上课却比我晚一年，我和他交往不多。不过，那时候的金无怠是很积极的，思想倾向进步。”父亲对金无怠的评价，我记得很清楚。

当时我对金无怠一无所知，没有深问下去，错过了对这个历史人物的了解。后来才知道，金无怠是中外情报史上一位罕见人物。

根据金的夫人周谨予回忆录《我的丈夫金无怠之死》（1998年台湾东皇文化事业出版公司出版，以下略为“周著”）记载，1985年11月27日下午，美国联邦检察院提出对金无怠的起诉。起诉书指控金无怠从1952年起，至1985年的30多年间，向中国大陆方面提供情报、保持接触，涉及国家安全，因此不能保释，要立即转入监狱。1986年2月，法院陪审团裁定，对金无怠所有17项指控罪名成立，其中包括6项间谍罪，定于3月4日判刑。

此前，金无怠希望妻子向中方通报，希望能和被关押的美方情报人员交换，以获得回到中国的自由。但是这条路不通。

金无怠在宣判之前的1986年2月21日，也就是被捕后3个月，在美国弗吉尼亚监狱中，用一个装垃圾的塑料袋套头延及脖颈，再用一根鞋带扎紧，采用窒息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时年63岁。

他做得非常决绝，本来在呼吸困难难忍之际，只要手指捅破塑料袋就能获得氧气，但是他没有。抓住早餐后仅有的将近1小时无人监控时间（那时还没有普及摄像探头），他走向生命的终结，将所有能带走的信息都带走了。

他的死亡原因通过法医解剖得到证实。他的儿子是医生，是解剖见证者，承认解剖结果。

12年后，金的夫人出版了她的回忆录。她在书中说，成婚23年，对金无怠从事情报活动，妻子毫无知晓。这也使她没有受到金案株连。她向读者提供的只能是两个方面：她所了解的金无怠，还有金无怠在被拘押期间写给她的书信。

简而述之，金无怠（Larry WuTai Chin）肯定列名世界情报史上最著名的潜伏者之一，潜伏时间长达37年之久，而且进入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系统。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安全部官员俞某叛变，将有人潜伏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消息透露给美方，使得金无怠被捕。在证据面前， 金无怠知道无法掩盖，最后承认为中方提供了情报。于是引出轰动新闻。

金无怠自述中的燕京求学生涯

金无怠是1940年考入燕京大学的新闻系学生,可由燕大档案证实：

在燕京大学的入学登记册上，金无怠还有如下信息：他于1940年注册于燕京大学法学院（新闻系设在该学院），籍贯填写为“广东南海”，入住一楼宿舍。

同时查到了他的小弟弟金无骄的入学登记，他于1948年考入燕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到中国银行工作。

周谨予回忆录中附有她撰写的《金无怠小传》，其中说金无怠告诉她，他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后裔，祖上作为清军一员入关。清朝康熙年间，他的祖上从北京奉命到广东镇守边关，落户广东南海，因此这个人家也称祖籍为广东南海。

金无怠的父亲金孟仁曾留学法国，回国以后担任由法国人创办的平汉铁路局处长。他有两位妻子，原配姓陈，生长子金无病。侧室妻子姓杨，生下长女孔章，下面是3个儿子，金无忌、金无怠，最小的儿子名叫金无骄。

金无怠，英文名纳瑞·无怠金（Larry Wu-tai Chin），1922年8月17日出生于北京。当时只有长子金无病随父亲住在城内霞公府（今王府井附近），其余子女4人都住在西郊的香山别墅，在西山碧云寺上小学，此后均到城里上中学。

金无怠就读于北京东城的大同中学，毕业后第一次考燕京大学，没有考上，考入了辅仁大学就读一年。第二年（1940年）考入燕京大学新闻系。

金无怠对燕京大学有深厚情感，他在1985年12月圣诞节当天给妻子的信中说：“无论多么艰苦（指金无怠就读成都燕大时依靠贷学金，并兼做家教），燕大给了我一生受用不尽的知识和教育。没有燕大的赐予，我是一事无成的。”“学校迁四川后，（我）只身赴四川成都继续学习，但两年后辍学。抗战胜利后，再回到北平燕京大学完成学业。”（周著第451页）

如果周著引述金无怠的叙述真实，他应该是1947年的燕大毕业生。但是查阅北京大学档案馆保存的燕京大学毕业生名录，在1945年至1948年的4年间，没有发现金无怠的名字。我的父亲钱辛波1945年从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当年该系毕业生14人，其中没有金无怠；1946年新闻系毕业生13人中也没有。1947年新闻系毕业15人中，肯定没有金无怠；1948年新闻系毕业12人，亦无金无怠的名字。周著中关于金无怠的大学毕业时间记载存疑。

周谨予写道：“他在成都读完两年大学课程时，英国军事代表团招聘翻译人员，投考被录取，派到广东。一年后抗战胜利，考取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所属的福建广播电台任国语播音员。1947年，他在上海考进联合国救济总署，1948年考进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1949年随美国总领事馆转往香港。1951年，他被派到韩国担任战俘营翻译官一年，1952年由韩国返香港，路经日本东京，考取在冲绳岛属于美国国务院的外国广播情报服务局，英文简称为FBIS，开始在冲绳岛分局服务。”此后，金无怠到美国，进入中央情报局系统工作直到退休。

周谨予在书中描述了金无怠在燕京大学的生活：“读大学时，为了把握学习时间，他课外活动全不参加，包括交女友，他认为对他来说这些都太奢侈了，他只能专心学业，他能唱男低音，又能唱男高音，于是团契约请他参加，在歌唱方面又表现了他的特长，满脑子只想好好把握时间，在难得的有名学府完成学业。”（周著第452-453页）

为说明这一点，周著引用了金无怠从监禁中寄出的家书，其中说：“那时，除了努力念书和兼些工作糊口外，我几乎什么活动都不参加，我也不喜欢和同学交往，连同学们约我去参加学校里的团契活动，我也不乐意，想的只是毕业以后能做什么？什么时候能回北京去。”（周著第133页）

周谨予写道，1943年金无怠到成都燕大继续学习，这时金父已经去世，家境大不如前。他“只身随校入川”。准确地说，金无怠告别母亲，只身一人作为学生入川。置身囹圄的他写信对夫人说，当时他“身无分文，一边念书一边做点家教，靠学校的贷金，日子可真不好过，可是我忘不了母亲唯一的嘱咐，无论如何要读书”。

因为记得父亲对我说起的金无怠情况，又知道燕大在成都复校是通过各种途径来到大后方的燕大教师合作努力的结果，没有组织在北方的学生集体南迁，因此金无怠只身一人从北平来到大后方成都可以采信。

周谨予回忆录中用一句话概括金无怠在成都燕大的表现：“金无怠在大学期间并不是一个活跃人物，因其身材瘦高，同学还为他取了个绰号叫“挂拉扁儿”(北京方言，即螳螂)。”

如今金无怠早已作古，他的历史全貌将随着时间潮水慢慢退去而逐渐显现，当然这需要更长的时间。我无意亦无力全面考察金无怠先生的历史全貌，但既然校友前辈委托我编辑的文稿中含有保留燕京大学（包括人物）史料的责任，我有义务做一些努力，为燕大期间的金无怠留下一些历史记录。或许将来会有人考察到这些雪泥鸿爪，虽然只言片语，毕竟是全豹一斑。

至于周女士回忆录中对丈夫金无怠燕大生活的描述，应该理解为都是转述之语，出现偏差不足为奇。

重要的是，燕大同学对金无怠的直接印象是什么样子的？

燕大同学眼中的金无怠

我在此记录金无怠的几位同学对他的回忆。一位是我的父亲钱辛波（燕大求学时名钱家瑞），还有3位是祝寿嵩、张澍智、蔡公期，上述4人都认识金无怠，后3位健在，思维清晰，他们的回忆至关重要。

4月里，我委托在上海的朋友管志华（退休时是《人民日报》编辑）向96岁的燕京大学校友祝寿嵩教授询问（祝先生的生日1922.2.8）。身居上海的祝教授当年在成都燕大医预系读书，他的回答简短：“认识金无怠，可惜彼此之间并不熟悉，说不上较多的。”谈起原因，认为有两点，一是没有同宿舍，二来医预系课业重，同学间的交往活动相对少一些。

另一位是我父亲的同年同学张澍智阿姨，她的听力极好，语言清晰，在电话里对我说，作为北京同乡，她认识金无怠，而且是在成都熟悉起来的。在她的印象里，金无怠看上去“很土”，从来没有见过他穿西装，几乎都是长袍大褂打扮，几乎从来没有见过他穿皮鞋，穿的都是布鞋。在同学看来，样子有点儿寒酸。但是接触以后就发现，这个人有非凡的记忆力，功课相当棒。样子虽然土，但是英文极好。而且，这个人倾向进步，“非常爱国”。

周氏回忆录中提到金无怠在成都燕大期间专心学习，不交女友。张澍智前辈告诉我：不对，他追求过一位女生的，而且是我的女友。但是没有谈成。也就不去说吧。（2018年5月19日访问张澍智的记录）

有张澍智前辈这个回忆，金无怠的燕大形象活跃起来了。

到蔡公期前辈那里，对金无怠的回忆就多了。他们同一学号，都是北京人，而且在燕京大学中同一个“甘霖”团契，蔡公期本人就是成都燕大时期甘霖团契的负责人。

蔡公期回忆说，我知道金无怠是1922年生人，1940年考入燕京大学，但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被日军封闭后，他没有马上到大后方复校（1942年10月1日开学）的燕大来上学，而是1943年上半年天气暖和时来到成都燕大的。

蔡公期说，这年金无怠到成都恢复燕大学籍继续读书，和他同时期来到燕大的有位同学名叫陈麟章。这位陈麟章是我在北平育英学校的初中同学，一起同班3年。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他就去了南方，具体做什么我不清楚。没有想到1943年我们在成都燕大又成为同学。陈麟章在成都燕大和金无怠同住一个宿舍，两人关系很好，我经常看到他们两人在一起。如果在此前后金无怠的经历发生什么重大变化的话，有可能和陈麟章相关。

后来，蔡公期成为中共地下党员，他回忆：现在我不能确切回忆起陈麟章什么时候离开了燕大。然而新中国成立之初，饶漱石在上海是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陈麟章是他最为倚重的政治秘书。担任这个职务的应该是老资历中共党员。从这一点判断，进入成都燕大的时候，陈麟章早已是中共地下党员。因为此时中共在燕大没有建立地下党组织，地下党员都是单线联系的，所以我对陈的政治活动了解不多。

金无怠来到成都燕大后立即恢复了在“甘霖”团契的活动，因为他于1940年在北平考入燕大后就是“甘霖团契”成员，活动相当积极。陈麟章则是新考进燕大的，他也参加了我们的“甘霖团契”。

成都“甘霖”团契原先由1938年入学的贾莼负责，贾毕业后有一位女同学短暂主持，1943年以后，就主要由我来主持团契活动了。我就在这时熟悉了金无怠。

金无怠有一副好嗓子，他的家庭有宗教影响，可能与他的父亲曾留学法国有关。金无怠在团契活动时对唱圣歌很熟悉，唱得很好。我们这个团契几乎每周活动一次，唱歌几乎是必有的。每次活动开始，我们都要唱圣歌，大意总是天下兄弟一家这样的意思。后来就慢慢唱起了抗日根据地传来的革命歌曲，金无怠都是和我们一起唱的。

金无怠的功课相当好，英语娴熟。他的中文也相当好，喜欢写作，他在成都燕大读的是新闻系。他的书法有一定功底，字写得很清楚。“甘霖”团契有一项活动是成员写一些思想感受、读书笔记，相互之间传阅，金无怠就写过这样的文字。后来他离开了燕京大学，还写信来向团契成员讲述近况，他的来信在我们团契成员中传阅。

但是，金无怠在成都燕京大学时间并不长，到1944年就离开了。

大概在此之后，陈麟章也离开了成都燕大。这时，他已经和1943年考入燕大化学系的女生刘敦茀恋爱上了，后来两人成婚。刘敦茀后来是一位很有成就的研究制药的医学科学家，长期在成都工作，现仍健在。（2018年3月25日蔡公期口述记录）

从这些口述材料中已经可以看到，金无怠外表看去没有什么特点，然而思想倾向进步，功课好，英文相当好，中文写作能力很强。如果沿着这样的思想轨迹延续，那么他后来的人生道路走成这个样子，或许可以想象。

“文革”结束后，在中国最早播出的电视连续剧《敌营十八年》，讲述一位潜伏者的故事。而金无怠“潜伏”的时间，远远超越了18年。

金无怠面对指控时声称，他的情报工作，促进了中美两国领导人相互了解，对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是有贡献的。

——摘自《世纪》（中央文史研究馆，上海市文史研究馆主办），2019年1月刊，作者为文史学者，责任编辑周峥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