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历次政治运动导致了什么后果

　　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中国曾经掀起过多次政治、经济和文化运动。这些运动在毛泽东时代尤其频繁和惨烈，使几亿中国人的命运随着几十年的运动而上下起伏，多达数千万人因而死亡，整个国家动荡不安。

　　中共党史刻意对历次运动忽略、掩盖和美化

　　一是忽略不计。如对大跃进造成的几千万人饿死的大饥荒，对于死亡总人数采取回避的态度。

　　二是基本肯定，稍写不足，如建国之初杀人如麻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该书完全淡化这场运动的严重扩大化倾向，认为这场运动“为巩固新生政权、保证土地改革和经济恢复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保障”。

　　三是即使完全否定，也对运动的初衷和毛泽东的意图进行正面的解释，给人以“好心办坏事”的印象，如对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评价。

　　1949～1978年的中共党史就是运动史

　　1950年6月30日，中国中央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土改运动在全中国开展起来。与此同时还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此后，运动一个接一个，遍及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无所不在：“三反五反”运动、“反右”运动、“大跃进”、“四清”运动、“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文化大革命，不一而足。

　　1939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的中共老资格报人，曾经担任《工人日报》副总编辑和工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的胡甫臣在《对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认识》一文中说：“我读《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3大本，好像毛泽东总在指挥各种运动。他是各种运动的总指挥，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就是运动员，人们都生活在运动中。”根据他的统计，毛泽东批准的全国性运动有52次。

　　历次运动的特点是掠夺化、血腥化、扩大化

　　纵观中外历史学家的分析，中共建国后历次运动有几个主要特点：

　　第一，这些运动常常伴随着对私人财产的剥夺。两年土改运动把富裕农民的七亿亩私人土地、房屋和财产没收，分给三亿贫穷的农民，或者充公。1953年到1956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迫使12万多家私人企业实行“公私合营”，随后在1966年将这些企业全部据为“国有”。2004年，中国将保护私人财产的条文写入宪法。然而对于当年没收的“地主”“富农”的私人土地、房产和财产，以及强行“赎买”的私人企业，中国至今也不谈保护私人财产问题。还有，几十万乃至上百万“右派”分子在受迫害期间遭受的经济和财产损失没有得到偿还或者赔偿。文革中，被抄家的资产据说价值达到2500多亿人民币，其后归还和作价赔偿的只有大约1300亿。千千万万受迫害的人所遭受的经济损失也没有得到补偿或者赔偿。

　　第二，这些运动往往充满了血腥味。共产党夺取政权靠的是军事，靠斗争。所以建国以后仍然是用军事的办法、运动的办法、斗争的方法来统治中国。土改运动中，大批“地主”在两年之内人头落地，人数在200万到1000万人之间。在同时期开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有几百万人被杀。反右运动将大批人打成“右派”，成为“阶级敌人”，人数在55万到300万人之间，其中有4000多人非正常死亡。“四清”运动仅仅覆盖了中国三分之一的城乡地区。然而在短短的两、三年里就有500多万人挨整，7万7千多人被迫害致死。

　　第三，这些运动往往有扩大化的特点。曾经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中共政治局委员和中国社科院院长的胡乔木在《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一书中说：“我们的政治运动、群众运动虽然表面上看都能说出某些成果，但从总的看，全面地看，我觉得基本上都是左的。”

　　所谓“左”就是宁左勿右，就是殃及无辜，就是所谓的“扩大化”。1949年以后，每一场运动都“扩大化”。根据中共官方的记载，镇反运动在“一些地区……发生‘左’的倾向以及工作草率的现象”；“三反五反”运动曾经发生“斗争扩大化和逼供信的现象”；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在部分地区也出现了强迫农民入社，侵犯中农利益，盲目追求高级形式等现象”；反右运动中有55万至300万人被打成右派，二十多年以后认定只有几十个人是“右派”，扩大化到了巅峰状态。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所有被文革派打倒的人都得以平反，显示文革的扩大化达到百分之百；而所有的文革派在文革后都被打倒，只剩下文革的始作俑者毛泽东屹立不倒。

　　历次运动导致了中国的严重倒退

　　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在六四之后流亡美国的学者陈一咨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李肃的采访时说：“胡耀邦曾经说过，中国在文化革命中两亿人被批判、斗争、牵连，所以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受到过不公正对待和迫害。那么在文化革命以前呢，从流血土改，到清匪反霸，到镇压反革命，到三反五反，到批判俞平伯啊，胡风啊，再到反冒进，到社会主义改造，反右派，大跃进，在中国几乎所有有知识的、有教养的、有文化的、有头脑的、有不同意见的，几乎没有人能逃过种种浩劫。整个中国呈现的是一种用野蛮代替文明，用落后代替先进，用无知代替有知的历史性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