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 这批90后改变了中国

　　1919年5月4日，是星期天，鲁迅对当时北京天气的记载只有一个字“昙”，即多云。

　　后来参加五四游行的人越来越多，数千人一起步行前进，阵风一起，路上便扬起滚滚灰尘，仿佛要不见天日。

　　当时，作为新文化领袖的胡适并不在北京，由于他的导师、美国教育家约翰·杜威来华访问，胡适和蒋梦麟都去上海迎接了。5月6日，他们才知道北京的游行和“火烧赵家楼”的情况。

　　事后很多人批评年轻人太激进，但正如陈平原在《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里所说，如果不是这把“超出理性”的火，就不会有后来一系列的冲突，更不会有更广泛的全国性青年运动，改变中国的“五四运动”可能就不存在了。

　　“这个世界会好吗？” 100年前的90后说，会

　　参与1919年五四运动的主力，是1890后出生的年轻人。

　　王统照生于1897年，胡适生于1891年，在北京担任游行总指挥的傅斯年、段锡朋、罗家伦甚至不到23岁。

　　站在他们对面的旧学者和军阀，基本都是掌握社会权力的中老年人，不少还是超过60岁的前清遗老。

　　这意味着，20世纪初的90后们要面对的不仅仅是当前的世界秩序，还有一个绵延数千年的古老中国。

　　6月20日，杜威在北京写信给美国的女儿：“想想我们国内14岁以上的孩子，有谁思考国家的命运？而中国学生负起一个清除式的政治改革运动和领导责任，并且使得商人和各界人士感到惭愧而加入他们的运动。这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

　　但人在国外的杜威并不清楚，蝴蝶的翅膀是在哪一刻扇动的。

　　1918年11月7日，梁济准备到积水潭朋友家住几天，出门前，他不太寻常地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

　　梁漱溟那年才25岁，便在北京大学谋得了哲学系的教席，像当时很多90后一样对世界抱有乐观的期待。他回答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能好就好啊！”梁济留下这么一句话，离开了家。

　　三天后，梁济在积水潭投水自尽。遗书中有言：“此身之死，系为清朝而死。绝非反对共和，而且极赞成共和，因辜负清廷逊让之心，不实行共和爱民之政，故愤慨而死。”

　　1918年的冬天，以段祺瑞为首的安福俱乐部垄断了北京国会和大部分行政要职，共和沦为政客的幌子。

　　另一边，横扫欧洲的一战结束了，德皇威廉二世被迫发布退位诏书，宣告德意志帝国灭亡，德国将往哪里去，也是未知之数。

　　面对动荡的世界局势，新旧知识分子表现出了迥然不同的应对方式。前清遗老们大多不掌握新式的传播媒体，每每通过象征性的行动来表示反对共和，如祭拜明朝谏臣杨继盛、为顾炎武嗣母建立贞孝祠、从儒家经典里寻找救世的药方，以身殉国也是其中一种。梁济虽然不算遗老，也采用了以死明志的方式来表达不满。

　　而新式知识分子尤其是年轻的90后、00后们，不甘心就这样“在沉默中灭亡”。

　　梁济去世后一天，德国和法国停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918年11月15日，北京60多所大学、中学、小学的3万多名学生举行了庆祝协约国胜利的集会，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陶孟和、马寅初、丁文江等知识分子轮番上台演讲。

　　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发表了题为《黑暗与光明的消长》的演讲：“我希望国内持强权论的，崇拜武断主义的，好弄阴谋的，执着偏见想用一派势力统治全国的，都快快抛弃了这真黑暗主义，向光明方面去呵！”

　　但光明的那一面到底是怎样的？梁济的天问依然还没有人回答。1918年12月28日，为了参加次年1月18日举行的巴黎和会，梁启超带领一个半官方、半民间的考察团从上海出发，登上日本邮船“横滨丸”号，前往欧洲寻找答案。

　　徘徊在不古不今之间的80后

　　这是梁启超第二次登上“横滨丸”号。

　　1916年春，梁启超因为反对袁世凯称帝，策动云南、广西起义反袁，被袁世凯政府通缉。当年3月4日，梁启超摸黑登上“横滨丸”，从上海偷渡香港，外面侦探密布，大雪纷飞，梁启超躲在舱底汽炉旁的小房间里汗如雨下，躲了六日六夜。

　　讽刺的是，康有为后来化妆成老农秘密潜进京城，躲进法源寺，目的却是为了复辟大清帝国。两天后，张勋带头复辟，康有为被封为弼德院副院长，赏头品顶戴。

　　梁启超得知后，以个人名义通电全国，直斥康有为是“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

　　再次回到“横滨丸”时，袁世凯已经作古，张勋也躲到了天津租界，再无复出的可能。这次，梁启超还带了6个人一同去欧洲考察，除了他自己是70后，负责后勤的杨维新是90后，蒋百里、刘崇杰、丁文江、张君劢、徐振飞都是80后。

　　在开往欧洲的船上，他们仿佛出国留学的学生一样，相处愉快，“通英文的学法文，通法文的学英文，每天八点钟各自抱一本书在船面高声朗诵，到十二点止，彼此交换着当教习”。

　　二十多天以后，梁启超一行人来到了苏伊士运河，看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运河两旁密布着层层铁网，岸上一堆一堆的帐篷，戍兵还没有撤退。登岸后，他们看到昔日繁华的欧洲沦为废墟，各地房屋十有八九都成了颓垣断壁。

　　这些残破的景象，让梁启超和张君劢对“赛先生”产生了很大的怀疑，赴欧考察后得到的答案，似乎与当年的自己背道而驰。

　　从欧洲回来后，梁启超便不再强调科学、达尔文，开始重新评估东方文明的价值：“儒家与科学，不特两不相背，而且异常接近。”1923年，张君劢在清华大学发表了题为“人生观”的演讲，宣称科学已经破产了，年轻人应该回到孔孟之道和宋明理学的道路，以修心养性为重。

　　而昔日同坐一条船的丁文江，对张君劢的观点极其不满，他在信里对胡适说：“张君劢基本上要回到宋明理学，这种想法该打，其愚不可及。”胡适也发表了一篇《孙行者与张君劢》，讥讽张君劢就如孙悟空，跳不出“赛先生”这个如来佛的五指山。双方在报刊上展开了轰动全国的“科玄论战”。

　　20世纪初的80后群体，似乎比90后更加能够体现时代转型的混乱和割裂，很多人都徘徊在不古不今之间。

　　1917年，胡适提出白话文运动时，章太炎的弟子黄侃便激烈反对，讥讽胡适如果要搞白话文就应该改名“到哪里去”。由于胡适后来写的《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只有上卷，黄侃更骂他是“著作监”——下面没有了。

　　1919年，傅斯年主办的《新潮》（英文名The Renaissance，即文艺复兴）杂志在五四运动中名扬四海，曾经名列袁世凯“筹安会六君子”的刘师培也搞了一个《国故》杂志和新文化运动针锋相对，气得鲁迅骂他们是“一群坏种”。

　　当然，80后中也有鲁迅这样的清醒者，但1919年时年近40岁的他，不太可能再像90后一样冲在时代的最前面。

　　人，是五四最大的共识

　　在五四前后，世代与世代之间表现出了巨大区别，也在一些事情上找到了共识。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为散发传单被捕入狱，胡适深夜得知后立即设法营救。考虑到北京警察总监也是安徽人，胡适找到了安徽名宿马其昶（1855－1930）和姚永概（1866-1923）。

　　马其昶和姚永概恰好都是旧式文人，是白话文运动的坚决反对者，但令胡适意外的是，他们都愿意签名担保陈独秀。

　　胡适后来对陈独秀不无感慨地说：“我觉得这个黑暗社会里还有一线光明：在那反对白话文最激烈的空气里，居然有几个古文老辈肯出名保你，这个社会还勉强够得上一个‘人的社会’，还有一点人味儿。”

　　人，大概是五四最大的共识。五四之后，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热闹多了，有人味儿多了。

　　1917年，胡适刚回国时发现，民初以来一度很繁荣的媒体和出版业已经大幅萎缩，“中国这七年简直没有两三部可看的书，就是要找一部轮船上火车上消遣的书，也找不出”。

　　而五四后的半年内，中国涌现出了大约400种白话文新刊物。到1921年，全国新出的报刊估计达到了1000种以上，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学生杂志。

　　继约翰·杜威之后，演讲在中国风行一时，英国哲学家罗素、美国教育家孟禄、德国哲学家杜里舒、印度诗人泰戈尔等都受邀来到中国访问，所到之处万人空巷。在长沙聆听罗素演讲的年轻人中，就有90后毛泽东的身影。

　　正如周策纵指出，五四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年轻男女们能够同时聚在一起，共同组织成一个团队，平等地举办一个活动，因此五四对中国的男女平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1920年，北京大学不顾教育部乃至总统的警告，让9名旁听的女学生注册为正式学生，迈出了中国大学男女同校的重要一步。

　　五四运动发生时，中国人还不知道，世界各国最重要的知识分子在法国签订了一份《精神独立宣言》，签名的人有罗曼·罗兰，伯特兰·罗素、斯蒂芬·茨威格、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等140多人。

　　1919年底，这份宣言也被翻译成中文，发表在《新青年》和《新潮》杂志上。但那一年的五月，中国的年轻人已经在上面写下了他们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