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五四运动 都不如这个运动值得纪念

　　五四运动，其实是两个不同事件。一个是广义的五四运动，发端于1917年蔡元培执掌北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另一个是狭义的，发生在1919年5月4日的五四政治运动。两个五四，是两回事。

　　五四文化运动 给中国带来共产主义

　　先说广义的五四文化运动，即新文化运动，是由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蔡元培等一些受过西方教育的人发起的一次“反传统、反儒家、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新、文学革命运动，涵盖了民初在北京发生的一场深刻的文化政治示威运动五四运动。

　　1915年，陈独秀在其主编的《新青年》刊载文章，提倡民主与科学（“德先生”与“赛先生”），批判传统纯正的中国文化，并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一方面，以胡适为代表的温和派，则反对马克思主义，支持白话文运动，主张以实用主义代替儒家学说。

　　新文化运动标志着中国知识份子颠覆中国中心主义，否认自身的文化价值，认同西方文化以及民主共和制，要全盘西化。

　　中共根据毛语录坚称五四运动以前的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以后的新文化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也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文化。

　　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公认主要是陈独秀和胡适。五四爆发之前，他们倡导的以推广白话文、争取个性解放为主的新文化运动，但是局限在民主和科学上，其理论基础不仅薄弱，而且非常偏差，随后以胡适为代表的模糊的推崇西方自由主义的观点，迅速被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清晰的一系列革命理论所压倒。

　　所以事实上，陈独秀起的作用明显远大于胡适。毛泽东曾两次说过，“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它是一场促成共产主义在中国兴起的运动，是给中国人带来共产专制的开端。

　　五四政治运动 暴力游行

　　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所谓的“爱国学生”因不满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将一战时期德国租借山东半岛的权利交换给日本，火烧曹汝霖个人官邸赵家楼的事件。

　　之所以说是所谓的“爱国学生”，是因为抗议者到各国使馆递交请愿书，各使馆中只有美国使馆接收了请愿书。游行队伍在使馆表现克制，但是却把愤怒之情烧向国人，焚烧了被斥为“卖国贼”的曹汝霖住宅，并“痛打”章宗祥。

　　这样的暴力行为引发了舆论的争议，多数人认为这是正义行动，群众有权以暴力行为惩罚卖国贼。

　　以梁漱溟、胡适为代表的极少数人认为，不管曹章有多大罪恶都应由法院审判，不能随意破坏他人财物，危害他人人身安全，这是破坏社会秩序的错误行为。

　　在中共当局纪念五四运动时，可以对比一下今天，当时政府是允许学生游行的，但是现在的政府能允许吗？

　　五四英雄梅思平做汉奸

　　五四政治运动火烧赵家楼的壮举的参与者之一梅思平，在抗战期间却主动投靠日本，做了一个名符其实的汉奸。

　　但被“爱国学生”指责为汉奸的曹汝霖，后来在抗日战争时期，不愿意与日本人合作，拒绝担任伪政府总理大臣一职。曹汝霖后来还利用与日本人的关系，办过不少对国人有利的事情。

　　1939年12月15日，梅思平13岁的女儿梅爱文在《浙瓯日报》公开声明〈我不愿做汉奸的女儿，我要打倒我的爸爸〉，文中写道：“我的年纪虽小，对于在艰苦战斗中的祖国，我是怀着最热情的爱的。而对我那做了汉奸的父亲，我却怀下了切齿的仇恨。今天我要公开宣布同梅思平脱离父女的关系，我要公开宣布我父亲梅逆思平的汉奸罪状，我要打倒我的爸爸。”

　　梅思平在汪伪政府中，历任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组织部部长、工商部部长、实业部部长、浙江省省长、内政部部长等要职，1945年因汉奸罪被捕。1946年9月14日被枪决。

　　反帝反封建 共产党的灵丹妙药

　　五四政治运动的两个主要口号“反帝反封建”非常具有迷惑性。

　　反帝，即反帝国主义，导致盲目排外、拒绝西方文明，把一切过错都推给西方列强，煽动义和团式的封闭排外，回避了真正的自身反省。

　　这场“反帝”煽动起来的民族主义狂热，至今仍是共产党维持暴力统治的灵丹妙药，因为共产党宣扬斗争，制造矛盾，“我们和他们”、“中国和外国”的对立，来混淆善与恶，真实和虚假。

　　反封建，则更有迷惑性。共产党极力宣扬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糟粕部分，称之为“封建糟粕”，但陈独秀们的反法，不只是反裹小脚、反包办婚姻，而是反掉了许多人类共识的基本道德礼仪，在摧毁了人类基本道德准则。

　　简要看完两个五四，政府在纪念哪个，哪个又值得纪念呢？

　　新生活运动

　　新生活运动宣传手帕。

　　其实，那当时的年代，确实有一个运动值得纪念，那就是蒋中正倡导的新生活运动。

　　1934年2月19日，蒋中正在南昌行营扩大纪念周上发表了题为《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演讲，为历时15年的新生活运动揭开了序幕，这一天被定为生活纪念日。此后，国民政府在全国推出这一公民教育运动，该运动最后因民国政府迁台而暂停。

　　1960年代，中国大陆的文革期间，中华民国政府在台湾推出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被认为是新生活运动的延续。

　　面对内忧外患的艰难时局，新生活运动是一场积极的民族复兴运动，体现出当时仁人志士不屈不挠为国家、民族分忧的情怀。新生活运动以孔孟的“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道德标准，来恢复人们的传统价值，加上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倡导健康生活，倡导节俭，使全国国民军事化，这就是蒋中正开展新生活运动的初衷。

　　1934年2月21日，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成立。23日，蒋中正在南昌再次讲演，对“新生活运动”的目的、内容和方法作了详尽说明，主张以中国固有的道德“礼义廉耻”为基本准则，从改造国民的“食衣住行”等日常生活入手，以“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为具体标准，以使“国民生活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改造社会、复兴国家”。

　　其后，蒋中正多次演讲，发表了《新生活运动之要义》、《新生活运动之中心准则》、《力行新生活运动》等演说，并被编成《言论集》广为印发，希望把“新生活运动”推向全国。

　　新生活运动是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传统伦理、道德的回归、弘扬和提升的一种社会教育的运动，新生活运动的实施，对于改善百姓生活状况、提高民众素质、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众团结，乃至最后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等方面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蒋中正所倡导的以理性和秩序，尝试构建一个理性社会，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历史参照和现实需要，希望借此使国民革命得以成功，中华民族得以复兴。这才是今天，人们真正需要纪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