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是谁64后营救了方励之？

六四后登上通缉名单的不只广场上的学生，还有不在广场的“黑手”——包括著名科学家方励之夫妇。他们最为人所知的是，在美国驻华大使馆渡过了13个月。但未必人人知道的是，首先伸出援手的并非外交官，而是一位美国汉学家——林培瑞（Perry Link）。当时出现了什么波折？外国人的眼睛在北京看到了什么？

方励之是中国著名天体物理学家，早在八九学运以前，他就是中国民主运动的先声之一。在前一波的“八六学潮”中，当时位居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的他，不但没有灭声，反以身教传递民主倡议，赔上教职和党籍。八九年爆发更大规模学运，支持学生的方励之与太太从未踏足天安门广场。然而，镇压后两夫妇却登上通缉名单，被官方指为“六四动乱幕后黑手”。

德国之声：你跟方励之是如何相识？为何方家会寻求你们的协助？

林培瑞：那年我担任美国科学院的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北京办事处主任，认识很多知识分子。我本来是研究文学的，可是在工作当中也认识很多社会学、历史学、物理学的知识分子。我跟方励之和李淑娴是在会议上认识的，住的地方也离他们算近，所以本来就有一些交往。

在学运发展得比较热烈的时候，大概在六四的三个礼拜前，他们的儿子来找我。他儿子问我，要是必要的话，你能不能帮我的父母到使馆去。我这一愣，因为我不是外交官，也不是美国政府的人，也完全没有这个权力，可是我答应他，我说我会打听一下。

打听之后，外交官说这样做相当麻烦，因为人进去以后不知道何时、在什么条件下能再出来。他举了个例子，说十几年前有几个尼姑进了美国使馆，然后十多年都出不来。于是我把这个话传给他们的儿子，可是有这么个线索在背景就是了。

德国之声：六四镇压当时，你在北京有何经历和见闻？你是在什么时候见到方励之一家？

林培瑞：屠杀发生时，我醒来到人民大学门前去看看，学生那边设了个广播站，而学生也从北京各地回来，说着很多很动人的故事。我越听越害怕，因为他们有的是咬牙切齿，有的是大喊。我也看见了一些有血迹的衣服，我没有直接看见过任何暴力。听完之后就到一些住得近的知识分子家里，先问问他们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接着问有没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忙，我也愿意帮忙。

到了大概中午前后，我到方励之的公寓里，按他们的门铃。他们门铃的声音不是“铃”一声，而是“祝你生日快乐”。我听得当下觉得气氛很不一样。方励之的妻子李淑娴也是北大物理系教授。她开门，也很激动。她说：“他们疯了，真的疯了。”她几乎是说不出话来，然后让我进屋。方励之本人没那么激动，他坐在他的写字台前，而他的态度是：“我没有做错事情，我也是中国公民，公民的权利之一应该是有自己的家。这是我的家，我何必要离开。”因为当天中午前，我记得已经有朋友打电话劝他说，“你们大概是政府的目标人物，你们不妨遛一遛”，但他不想。大概与他谈论了将近半个钟头后，我就离开他家。走的时候李淑娴告诉我，她说：“我们若需要你帮忙，我会打电话请你孩子过来喝茶。”我说好，然后便走去看别的知识分子。

下午回家后大概四点电话铃响了，是李淑娴，她说：“你的孩子请过来喝茶。”我就知道这事情就来了，必须我去帮忙。我到友谊宾馆门前找了个出租车，好在有一辆出租车在那边。他们把我开到中关村，也就是方励之他们住的地方。他们下来，只拿着非常小的旅行包包，显然不是想多留在什么地方。上车以后，因为那是星期天，没办法到使馆去。我把他们带到附近一个香格里拉饭店，用我自己名字租了一个房间，他们的儿子方哲也跟他们一起。之后我就回家了。

德国之声：方励之一开始抗拒到美国使馆，为何后来会改变心意？

林培瑞：我第二天骑自行车到香格里拉饭店，他们一直都在房内。我找了几个面包当早点给他们吃，然后商量怎么做。方励之还是理想主义，他那天约了李政道（华裔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吃中饭，还想继续赴约，想打电话联系李政道。李淑娴更不放心，她怕政府会找借口把方励之给杀掉。因为前不久，高层有个会议，朋友也说高层在研究方励之的问题该怎么处理，选择之一就是把他干掉。我不知道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李淑娴相信是真的，她怕方励之会有生命危险。她的意思是要离开，找使馆或一个安全的地方。

她同时也打给电话给在北大的学生，我只看到李淑娴在电话上越听越害怕，越听脸色越糟糕。挂上电话后她说，北大学生听说解放军要到校园里，而学生准备以砖头跟石块拼命。但他们希望李淑娴跟方励之能自己保重。这是六月五号。她听完电话后，方励之让步决定离开。

德国之声：从饭店到美国使馆的过程有阻碍或危险吗？

林培瑞：我们办事处当时有个司机，他也很支持学生，他说愿意把我们载到使馆去。本来只是40几分钟的路，可是那天因为很多障碍或机车横置马路上，司机得走小胡同。我们用了两个钟头到使馆。我本来怕有卫兵或解放军在外头，当时的确有两个年轻的解放军在那，他们也有机关枪，可是他们很懒散的躺在那边没注意，我们就顺利进入使馆了。

德国之声：使馆官员第一时间的态度如何？有提供什么协助方案吗？

林培瑞：新闻处长Mckinney Russell跟另一位外交官接待我们，到使馆里面开始谈。方励之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美方）能不能保密，因为他不想住在使馆。他说：“我们就躲两天，看看外面是不是平息，平息了我们就回家去没事。”可是外交官马上就说：“保密是不可能的，因为你们进来的时候，我们服务员已经看见了。而且我们这个使馆不是保险屋，很可能我们现在的谈话已经被窃听，所以保密没办法。”

这个问题就变得比较严重一点，因为如果他再出来，他就进不去使馆了。但你留在里头，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出来。而且共产党知道了，肯定会拿此消息大做宣传，因为它一直想把天安门运动骂成外国人所为。虽然方励之从来没去天安门广场，可是中共会说他躲在美国使馆，所以运动都是美国人去惹的。

期间，两夫妇也跟两位外交官讨论申请签证的问题，他们的儿子一直坐着听。就在那时候，所谓Tank Man（坦克人）的事情发生了。我们就在那边的电视上，第一次看见有人站在坦克前头。

在大概三个多小时后，方励之突然对我说：“咱们走吧，出去街上，不要留在使馆。”因为他怕被共产党作为宣传。李淑娴有点不以为然，可是她答应跟着方励之。我们四个人傍晚上街，我把他们带到一个外国人去的豪华旅馆。因为我有同学是《华盛顿邮报》记者，他在那家旅馆有个房间，并说如果有需要可以使用，他的房号是400号。我跟他们先去吃饭，带他们回旅馆房间后，我又回到友谊宾馆。

第二天，我打电话到旅馆400号房间没人接，我就不放心了。隔天也打，都没人听。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大概三天以后有个美联社记者打电话找我，问我能不能确认方励之跟李淑娴进了美国使馆避难的消息。我当然说不能确认，因为我带他们进去又出来，现在在哪儿都不知道。其实那时候他们已经回去了。

德国之声：他们怎么再回到美国使馆？美国政府为何决定接收方家？

林培瑞：当天我离开他们的时候是晚上7、8点，原来晚上11点多，那两个外交官之一坐车回来敲他们的400号房间，邀请他们成为George Bush（美国总统乔治布什）的客人回到使馆，而且说“你需要留多久就留多久”。从鼓励他们不要来，到欢迎他们来，美国政府的态度突然有很大变化。后来我们朋友写了一本书叫做《About Faith》，研究在华盛顿发生的事情。他说他打电报到华盛顿，George Bush他们很害怕，因为有政治考虑——方励之进了使馆又放出来，要是发生什么事情，那么美国在政治上会很难看。所以美方赶紧把他抓回来，其实George Bush不是因为支持民主，而是因为政治考虑。

反正他们回来使馆了，但第四天他们的儿子受不了了。他出去了，回到他们的公寓，也没有被找太多麻烦。但方励之跟李淑娴一直在使馆内待了13个月。后来两个政府有很多交涉，来来回回讨论在哪些条件下放人。

方先生的幽默感非常好，他很幽默地描述这整件事。举个例子，中国政府要求方励之出去的时候，可以到美国但不能直接去，他必须先到第三国至少半年，而且希望是一个小岛。这话传到方励之耳中，他想“挺好的，那我到英国去”。他在剑桥有好朋友，很容易就把他请来。

德国之声：当时北京仍然风声鹤唳，你考虑协助营救这位“通缉犯”时有顾虑吗？甚么原因促使你做这个决定？

林培瑞：我当时没有想到有什么很大的危险。的确我们从香格里拉饭店到使馆的两个小时路上，顶多看见很多乱七八糟的情景，但没看见过暴力。（使馆）门前的两个士兵也是懒散的躺在那边，没管我们。气氛也非常怪，街上特别安静，一般老百姓不出来。有一两次我听见有人大喊，虽然没有看见，但声音听得出来，我估计他们是忍不住，见过屠杀而忍不住。

我当时要去救他们的时候，没有考虑敏感的问题。我的态度是，他们是我的朋友，要求我帮忙，我不能跟他们说我不帮忙，也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生命危险。有时候年轻人说“你是英雄或勇气很大”，我其实没有感觉需要勇气，这是个很自然的决定。

德国之声：当时在北京的其他外国人对镇压有何反应和感受？

林培瑞：使馆区也偶尔有军车过来，对着天空开机关枪，把其他外国使馆的人给吓走。当时在北京的外国人都很害怕、很受惊，并且尽快离开北京，气氛特别可怕。6月5日晚上机场挤满外国人，排队要买票到香港或东京。到香港的飞机加了很多班次，一般外国人很害怕。六四时我不在天安门那边，像我这种志愿者，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人在广场上。

我在人民大学门前广播站听着各地学生的故事，很受感动。到北京来卖菜的农民推着推车，我看他们，他们看我，我们都没有说话，可是我们有同样的感觉。有三、四个非洲来的高大黑人学生，跟他们也是一样。我的印象就是，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人的底线就出来了。不管你是哪里来的，我们都是人，互相观看。

德国之声：作为来自外国的见证者，六四对你们这些异乡人有何意义？

林培瑞：我不能代表外国人，我是相当特殊的一个例子。我的感受跟这些受惊的中国人是差不多的。六四对我，是一个生活的转折点。这以后呢，不能离开这个事实。虽然我很多文章、著书和演讲不一定都跟六四有关，可是我对共产党的认识，在当时就变得最清楚。所以我目前的写作计划，是跟崔卫平（前北京电影学院教授，现为独立学者）合写刘晓波传记，这也是要抵制共产党非人性和侵略性的作为。

德国之声：你花了几十年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对于平反六四，你是乐观或悲观？

林培瑞：我长远是乐观的，因为我觉得人性比共产党的势力还是更强，早晚中国人的人性反应会出现。你看中国历史上最暴力的朝代秦朝跟隋朝，这两个都是短命的。共产党的朝代我不觉得能够长远，所以长远我是乐观的。但短期内我是比较悲观，因为习近平想要把中国社会完全改变。他成功的话，对人类不是好消息；但他不成功的话，短期内也是不好的消息。因为其他领导人把他打倒，中国会乱，这个过程不可能不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