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战军人为什么吃不饱？

摘要：若放手让士兵吃饱，财政将应声崩溃。

昆明，1943年9月，通信兵第2团选派327名学兵到驻滇干训团接受美械训练。美军拒收，向教育长黄杰提出备忘录，指责学兵“皆瘦骨嶙峋，无法接受教育”。黄杰惭愧难当，于朝会中朗诵备忘录，要求部属：“务必激发天良，善待士兵。”

瘦骨嶙峋的主因是吃不饱。一个月前，蒋介石也为官兵吃饭问题大发脾气。1943年8月的黄山军事会议，将星云集，蒋介石带着一个士兵上台，要他大胆抖出吃不饱的黑幕。这位炮45团小兵当着满堂高级将领说出士兵的愤恨。《陆军平时给与条例》规定士兵每日主食定量是大米25市两，但他一天只吃到20两。

战时副食费赶不上物价，士兵吃不起菜，基本只吃饭。1943年8月重庆市场最便宜的空心菜1斤十余元，士兵副食费一个月45元，买不到5斤空心菜。陪都重庆卫戍部队一般以盐水米汤下饭，偶尔见到青菜，“每人只得汤一饭瓢，青菜两三片”。所以老兵总以打冲锋的精神拼命吃饭，5两米饭是势在必争的。

“第一碗一定是满的，那时还有时间夹点菜。第二碗是半碗，因为半碗吃得快……到第三碗就堆得像小山丘了。”老兵作家张拓芜细说战时“一碗高，二碗半，三碗连鼻子都看不见”的“三碗饭”吃法。盛第2碗饭时，锅里米饭所剩不多，动作慢就吃不到第3碗。因此第2碗只盛一半，火速扒完，抢到的第3碗则盛至最满，“倒出来松一松，那就够教书的先生吃上一天”。

现代都市男女1碗饭2两米嫌撑，但士兵体力消耗大，若没有肉食，3碗饭只能吃到半饥不饱，久而久之就瘦骨嶙峋了。但这半饥不饱是必要之恶，若放手让士兵吃饱，财政将应声崩溃。

然而，饱汉不知饿汉饥的美国盟友总是愤怒指责中国政府虐待自己的士兵。1945年华南大反攻，蒋介石把心一横，听从美军建议，推动“新给与”改善伙食，让士兵顿顿有肉，天方夜谭般的伙食开支果然造成惊涛骇浪般的物价飙升，种下法币毁灭的远因。

伙食费管吃不管够

中国军人原本连三碗饭都吃不上。因为自袁世凯小站练兵起，军界30余年采用“粮饷合一”。

袁世凯练兵之初，军饷称为“工食银”，工资与伙食费都在同一笔饷银里。例如阶级最低的“副兵”，月饷白银4两2钱，每月按例扣“死米价”9钱银子，用于买米面等主食。剩下的3两3钱虽是工资，但还得再扣菜钱与柴炭燃料费，因此月饷得压一个月，1月份饷压到2月初关饷，全连1月份菜钱燃料费平均分摊，剩下的银子才是实拿到手薪饷。

北洋军宁可多领银子，故伙食普遍粗劣。清末镇守京畿的第6镇，老兵王冠军回忆天子脚下御林军的伙食时辛酸满腹：“主食不是霉烂的大米，便是混有石头沙子的小米，副食则经常是蔬菜，只有过年过节才有肉吃。”民初北洋财政困难，欠饷习以为常，伙食每况愈下。直军有一首地下军歌：“约一约，约斤馒头。早晚两顿粥，小米儿菜，老盐菜，管吃不管够。一二三四。”

只有奉军的伙食得天独厚。关内便宜食粮是吃不饱的绿豆小米，关外却盛产黄豆。东北军用廉价大豆熬高粱粥，营养充足且味道好，士兵身强体壮。“大豆产自东北……大豆高粱粥，实在够味。我接连吃了十次八次之后，几乎上了瘾。”曾任台湾“立法院院长”的刘健群回想起东北军伙食时就垂涎欲滴，“不亲自吃过的人，不会了解的。”

欲解决伙食问题，必须增加伙食费。保定军校伙食费固定为大洋4.5元，办出最奢华的伙食，“早餐稀饭，每人馒头两个，以黄豆、胡豆豌豆或咸萝卜一碟佐餐，稀饭随便吃。”保定一期生刘莘园回忆道。午晚两餐米饭馒头管够，“每桌四菜一汤，还经常有点猪肉”。

黄埔建军新气象，成军之初大手笔加薪，二等兵月饷提高到大洋10元，相当于白银6两。月饷里规定6块大洋为固定伙食费，伙食之好堪比餐馆。“早晨吃大米稀饭、小馒头（每人两个）和小菜。油炸花生米、白糖、萝卜干、油炸豆腐等或罐头四色菜。”黄埔三期生黄伟斌回忆，“中饭、晚饭都是吃大米饭，也有些大馒头，随便你吃。每餐都有四大盘菜、一大碗汤。有青菜、鱼、猪、牛肉。”

上海一顿平价客饭大洋2角，一个月6块大洋住上海，每天能下两次馆子。黄埔伙食费实在花不完，学生不但吃得好，月底还能分两三个银毫“伙尾”零用。然而，纵有6块大洋的豪华伙食费，在战场上依然办不好伙食。

1928年9月，《军事杂志》刊载驻军鲁南独山卫的第1军第1师第3团《给养状况调查表》。士兵每月伙食费大洋5元2角7分5厘，每日却只能开两餐，供应米20两、菜8两与柴薪2斤8两。米是“非三等米即四等米，故色黄而质粗，但无气味”，菜“多食白菜萝卜及豆腐粉条之类”。

6块大洋于军校能开出顿顿有肉的四菜一汤，主因是后方机关到固定市场买菜，省城四周的粮商菜贩源源而来抢生意，供应无缺。但第3团是野战部队，伙食“就地购办”，买卖按照“前方市价”。两千多人的步兵团骤然挤进人口仅数千的小城，粮食劈柴供不应求，价格自然而然飙升。上海熟米一担5元，独山卫三、四等劣质米涨到一担8.8元。每月买米即需3元3角（每月37斤8两），柴火1元2角（每月75斤），菜钱被挤压到6角7分5厘（每月15斤）。

因此，打仗吃不饱的主因不是伙食费不够，而是战地供需失衡。

北洋以来，军队一向以增发战费的笨方法保障作战伙食。北洋军作战发“双饷”，中央军发“战时米津”，但增发经费治标不治本。要避开现地购粮造成粮价大涨的无解循环，根本之道只有部队自备粮食。1935年，军政部推出《陆军平时给与条例》，开创“粮饷划分”新观念，迈出改革第一步。

“粮饷划分”：主食保证三碗饭

“粮饷划分”的主要变革，是伙食费不再由军饷扣钱。二等兵国难薪法币7.5元，就实拿7.5元。大米面粉之“主食”由后方兵站主动运补，每人每日发给大米25市两或面粉26市两，是为“主食补给现品制”。买菜烧柴等费用则拨发“副食费”，一般通用的丙种副食费，每月0.5元。

军队作战自己带米，不再现地大量采购，就能避开战地供给不足的难题。但米面重量可观，运输压力沉重。兵站总监部必需在战地周围开设大量粮秣堆积所，再拉开漫长兵站线深入战地，以美称为“铁肩队”的民夫将米面一站一站背到前线。为了便利人力运输，抗战时米面计算不再论斤计两，而改以“大包”计算。军米每“大包”80斤，1个民夫背1包。打起大会战，纵横数百里的辽阔战场，来回运米的运夫队比作战部队多。若战局不利，大军转进，仓库只好一把火烧掉辛苦屯积的粮食以免资敌。对后勤部而言，“主食补给现品制”是做不完的噩梦，因此拖着不办，一拖五年。

“主食补给现品制”受阻，部队能否吃饱三碗饭只能碰运气。1940年9月，中央军校七分校在浙江金华招募数百学生，步行万里到西安受训，主副食伙食费一天法币4角。参加这次史诗行军的徐枕回忆道，同样4角钱，在鱼米之乡的金华，“每日两餐，四菜一汤”。进入江西山区，“4角钱一天的主副食，已愈来愈差了……虽然看不到鱼肉，不过蔬菜辣椒，尚勉可果腹”。到贵州，“碰到米价便宜的地方，还可以勉强吃顿饭。不能说吃饱，遇到大米缺乏城镇……吃稀饭的时候能舀到一缸就满足了”。走到物价高涨的重庆，4角已办不出伙，加倍发8角钱，“勉能果腹，副食大多是白菜、红萝卜及榨菜”。

大后方至少能吃上稀饭。同时期在鲁南山区招募的学生，4角钱只能吃树叶：“我们曾吃过地瓜、地瓜干、煮黄豆、高粱、柳树叶子……后来还吃过一种叫做槐树叶子的东西，臭臭的味道，实在难以下咽。”

拖到1940年，高层终于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实现“粮饷划分”，直接运送大米面粉给部队。士兵能否吃饱，取决于兵站主管的本领。由第26兵站分监部负责的鄂西战场是运粮经典，固守长江三峡的7万大军每天需米两千多大包，兵站充分发挥民力，展开细密的军粮联运线，不分晴雨，每天都有两千余民夫在山道上背米包。战况紧张时，地方士绅与公务员全抓来背米，无缝运粮。

碰上能力差的兵站分监，运米能拖垮部队。镇守陪都的重庆卫戍总司令部，兵站办得很糟，卫戍部队得自行到储运处仓库领米。粮米太重，部队只好放下训练，全连出动，一次往返耗时4天，还得花一两天看官僚脸色。一个月光是领粮、盐、豆、煤，就要占去10天，训练废弛。最难堪的是，兵站不提供麻袋，运粮部队只好“向民间借用箩筐，甚或利用军毯军裤盛装”。

米价上升更是大问题。军政部无法供应十足大米，只好耍小手段，将《陆军平时给与条例》规定的“大米”改为未磨的“碛米”。蒋介石过问的炮45团吃饭不足重案，由军需署粮秣司司长吴嵩庆亲自调查，发现问题主要在碾米造成的碾耗。碾磨一次成带糠带壳原米，碾耗7%，磨两次成白米，碾耗14%。再加上运输损耗1%、淘米损耗2%，即使25两碛米只磨一次，也只能入口22两。要让士兵吃足25两，只有直接发给碾好的大米。只是改回大米导致经费惊人，委员长的冲天之怒也只能不了了之。

北方惯用面食，军政部把面粉改为原麦，磨麦同样大有讲究。胡宗南养兵30万，“粮饷划分”之前，部队有段时间一天三碗小米粥，饿到无法构筑工事。主食补给现品之后，军粮总局拨来原麦，一般百斤磨出75斤面粉，胡宗南部却是连麦子的麸皮一起磨，百斤磨出90斤粗面，蒸成13两重的长馒头，俗称“杠子馍”，每餐1个，撑住官兵体力。

“粮饷划分”使部队能吃上三碗饭与杠子馍，保住基本体力，副食却是无解难题。

副食追求小豆腐

抗战军兴后虽未立即实行“粮饷划分”，却普遍于军饷外加给副食费。丙种副食费1个月5角钱，只能办出白菜豆腐。一般将领得过且过，但也有不少企图心旺盛的名将设法突破现状。北方军人中最善长带兵的第40军军长李振清，毅然扣饷补充伙食，“每位官兵的伙食费完全吃掉以外，另外还有从薪饷中扣除三分之一充作菜金，使官兵每餐都有肉类、鸭蛋、豆腐佐餐”。

李振清的买菜高招不能长久。军政部担心按照物价涨幅提高副食费，将刺激出不可收拾的恶性通货膨胀，因此副食费永远赶不上物价。1938年底，七分校的学生副食费每日法币5分，一天两餐能吃上“肉粉条、豆腐、白菜、金针木耳”做成的大盆菜。1944年副食费每月190元，只能吃上豆瓣酱熬豆芽菜。但到了重庆等高物价地区，豆芽菜都吃不上。军统局情报参谋班一日三餐，配菜只是榨菜叶，当地人以榨菜叶为猪料，参谋班盛传一老妇之问：参谋班哪来这么多猪？

解决副食，只能另辟蹊径。军政部要求地方政府按照“平价”供应副食。“平价”一般是市价的一半，菜商不乐意，只好强迫推行。大城市成立“补给委员会”，战地各县成立“军民合作站”，由县长带士绅想办法实现“平价”。

“平价”副食该吃什么，也有讲究。东北军经验说明最适合部队的菜肴是富有蛋白质与油脂的黄豆，于是军需署规定特重黄豆的“副食定量”，每人每月需吃足黄豆2斤、菜油1斤、蔬菜20斤。蔬菜可以牺牲，所以发给代金，买不买得起听天由命，但黄豆、菜油与一日4钱的食盐，则规定各地补给委员会筹足实物，即便没有黄豆，也得交蚕豆与豌豆。蚕豆常用来喂马，情报参谋班的配菜除了猪食榨菜叶，又加了一道马料炒蚕豆。

如鄂北等穷困山区，缴交豆类品种杂乱，但部队至少能吃上高蛋白质的“小豆腐”。“菜肴多以豆类磨碎煮成一大锅，俗称小豆腐，其他菜蔬则有苋菜、野菜、地瓜叶等，以水煮菜，在锅面撒几滴菜油，这片晶莹可爱的浮油，就是惟一可滋润肠胃的油水。”

高层对副食的努力，到“小豆腐”为止，此外，最多在重点战场增加副食费。滇西反攻打得好，原因之一是蒋介石亲谕滇西部队副食费增发100元，另加豆4斤、肉1斤。

一般部队只能靠部队长的创意。第5军军长邱清泉是改善副食的大师，他要求部队种菜种瓜，养猪养羊。大老粗自己种菜养猪不容易，但邱清泉用心督责，各连互相比赛，成功喂饱士兵。第5军输送团连长张建昌回忆起来，深感养猪不如养羊，猪喂一年才能打牙祭，但“羊每六个月就生一只小羊”，常有羊肉吃，“我的兵长得很胖，而且是不会逃跑的”。

自行种菜养猪非常普遍。李振清率部上只产玉米、小米的太行山游击区，勤奋开山种菜，“每个连自己种蔬菜，自磨豆腐，每天都有肉食佐餐”。

蒋介石视察邱清泉驻地，非常激赏，常以此为例，但部队也有苦衷。驻防于委员长官邸附近的第196师伙食恶劣，蒋介石把代师长李慎言叫来骂一顿：“人家有办法，你没有办法。”李慎言大胆顶撞：“谁驻重庆也没办法，地上尽是石板，不能种吃的。”

自己种菜养羊的另一大问题，是不能带着它们行军。即使是第5军，一旦离开驻地打仗，也只能挖野菜果腹。滇西反攻，第5军深入产鸦片山区，发现“烟苗用开水烫过，再加点油及盐巴，就很可口了。”吃了半年烟苗，杀缴获的日本马补充肉食，勉强保住副食水平。

要带着副食行军，只能开发主副食合一的野战口粮。饼干工业已成熟，王耀武自办饼干厂，口粮应向饼干发展，但蒸米更合国人口味。抗战时的粮秣实验厂已能量产以干面包与蒸米为主的野战口粮，但财力不足，无法大量生产。

“新给与”产生天方夜谭的新预算

由美军负责后勤供应的驻印军，伙食之佳震惊全军。每日主食保障大米28两，再加4两白面。副食以牛肉为主，营区旁开屠宰场，每天宰牛，步兵连一天吃半头牛，保障每人每日半磅肉定量。实在供应不及，才改发羊肉鸡肉。蔬菜是每日半磅洋葱黄豆。花生油、食盐、白糖、茶叶定量供应不缺。作战前线供应不上，美军空投补给，保障每人一天吃到两个半磅重的牛肉罐头，这是驻印军的战力根源。

新6军于1944年底空运云南，却仍按照驻印军标准吃饭，牛肉不足，改发宣威火腿佐餐。美方进而要求，所有参加华南大反攻的美械部队一致享有新6军的伙食待遇。

蒋介石接受美方要求，并任命美军少将齐福士（Gilbert X. Cheves）为陆军总司令部的后勤司令，筹划反攻部队补给。齐福士派经理处副处长李先庚到重庆，与粮食部及后勤部协商拨粮拨款，两部与会的次长见到预算后当场翻脸。国民政府1944年的总支出是法币1716.9亿元，齐福士提出的预算仅副干费（人吃的与马吃的费用）一个月即为26亿余元，一年超过300亿，相当于1944年国家总支出的18%，这笔天方夜谭般的巨款还不包括大米主食。

蒋介石全力支持齐福士。孔祥熙召见李先庚，传达层峰决策：“一切以打胜仗就好了，只要我们的法币印制机不出毛病，中央会日以继夜的来支持作战的。”

1945年5月，按照齐福士方案推出的“新给与”开始实行。士兵副食费由360元一口气涨到一月3600元，同时期下士月饷则为10元。齐福士组织采购组到前线，统一采购副食，活猪成群赶进伙房。吃猪肉居然不算过瘾，第15师战防炮连连长陈振渭回忆道：“师部派人买了一千条牛分发给各部队……每隔一天要杀一条牛吃，差不多每餐都吃牛肉。”

有了用不完的副食费，以往刻苦精神抛之度外。第118师的营长陆志家回忆道，采买有钱，买肉不再逼肉铺提供“平价肉”。照市价买100斤，老板鞠躬哈腰免费送到营区，不适用“新给与”的友军仍按“平价”买肉，老板横眉冷眼，只肯卖1斤，友军纷纷逃兵投效第118师。

花钱如泼水，26亿法币现钞在1个月内投入市场，造成西南大后方物价暴升。后勤司令部于5月底紧急呈请，因物价暴涨，必须立即追加副干费1053855200元。换言之，副食售价一个月暴涨40%。昆明零售物价于1944年平均“每月上升倍数”为60，1945年1至8月飙升为504.3。

政府迟迟不敢提高副食费，就是担心提高副食费将使法币发行量激增，刺激出不可收拾的恶性通货膨胀。果不其然，1945年无限大开印钞机的“新给与”，成为军费失控狂飙的主要助力之一。1945年，政府实际总支出高达2.348万亿，将近1944年的14倍，军费就占1.62万亿。

“新给与”最终于1947年与法币一同毁灭，证明不肯放手让部队吃饱的顾虑并非杞人忧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