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并非主动送子赴朝参军

　　长期以来，官方的宣传都是这样说：毛泽东为了“抗美援朝”，主动将长子毛岸英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毛岸英牺牲在朝鲜战场上。但近来，有历史资料披露出真相：官方宣传的毛泽东主动送儿上朝鲜战场并非事实，毛岸英从军，只是服从组织安排而已。

　　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1950年10月3日，毛泽东收到金日成十万火急的求救信：“……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10月5日，毛泽东做出了出兵援助朝鲜的决定。10月6日，解放军总参谋长聂荣臻指示总参作战部部长李涛立刻选调几名参谋人员和一名俄文翻译，并于10月8日随彭德怀赴沈阳，以便与苏联派到中国和朝鲜的军事顾问互通情报。当天，李涛选调了总参作战部一名处长（成普）、两名参谋（徐亩元、龚杰），另由军委办公厅外文处选调了一名俄文翻译刘某。10月7日，李涛当面询问了刘某的个人历史和家庭情况后，认为此人刚从俄文学校毕业不久，尚未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和考验，而我国出兵援朝和苏联军事顾问之间的互相联系是绝对机密的行动，万一泄密后果严重，于是他向聂荣臻建议，此人不宜在彭德怀指挥所工作，应考虑另选一名俄文翻译。

        聂荣臻再三考虑，当时离出发到沈阳只剩半天时间了，到哪里去挑选可靠的翻译呢？他忽然想起毛岸英会俄语且又绝对可靠。由于时间十分紧迫，聂荣臻也来不及请示毛泽东就命李涛马上通知毛岸英到中南海居仁堂总参作战部面谈。可是李涛并不知道毛岸英在什么地方，他只听说在天津，后来才得知毛岸英在北京机器厂工作。经过一番周折，直到10月7日傍晚才将毛岸英接到中南海居仁堂。李涛向他交待了工作任务后，并告诉他明天随彭总出发到东北去。当征求毛岸英的意见时，他立即表示服从党的决定，然后即回毛泽东宿舍和家人团聚。

　　10月8日，毛岸英随彭德怀飞抵沈阳。11月25日，毛岸英死于朝鲜。志愿军司令部当天就给中央军委发了电报，周恩来看了电报，深感惊讶和出乎意外，决定把电报压下，指示机要室人员要严格保密不得外传。一个多月以后，1951年1月2日，周恩来才将毛岸英牺牲的电报送给毛泽东。毛泽东非常悲痛。毛岸英牺牲的消息在中南海传开以后，在工作人员中引起了震惊和议论。在纷纷议论造成的巨大压力下，当时直接负责抽调指挥所人员的总参作战部部长李涛深感内疚和不安，于是，他给周恩来写了一封检讨信，并说明调毛岸英参加志愿军工作的全过程。据网络披露，该信全文如下：

　　“副主席：昨天证实毛岸英同志牺牲的消息后，不胜痛念与悼惜。这次派他随彭总赴朝的经过，特就我所知道以及经我办的情况向你报告并请求组织上给我以应得的处分。

　　彭总临行的前夜（10月7日夜），聂总长交待我给天津黄敬市长，要他立即通知岸英回京，以便第二天清早随彭总飞赴东北（我只知道是去东北）。正在我摇了几次电话未通之时，适李克农同志也来作战室了解情况，他见我在摇黄市长的电话找不着毛岸英，当他知道了要派毛岸英随彭总去东北的事情后，他便马上告诉我岸英不在天津，已经他派到北京机器工厂做工。克农同志并告诉我岸英的电话号码，适岸英同志外出，旋又经过叶子龙的机要室才把岸英接到居仁堂。克农同志还当面叮嘱岸英同志，告已改变了他的任务，要随彭总赴东北，岸英欣然接受了。以后便回主席家里去过夜，第二天便随彭总赴东北了。

　　这件事，我因系奉聂总长肯定的指示照办的，故此从未想过是否已得主席同意，或是否需要再正式通知主席等问题，至于是否可以改派旁人去则更未设想过。这件事情今天反省起来，内心极其自疚难安。岸英同志为抗美援朝事业而牺牲自属光荣，但在主席方面失一爱子，对他的精神上是极其重大的刺激，特别是肩负全世界和平人类以及劳动人民伟大事业的领袖，由于我们工作中的不慎重，造成他这种不应有的精神上的刺激，毫无疑问是种罪过。因此，我诚恳的要求党给我以应得的处分并请转致主席以深切的悼念之意。

　　此致敬礼！李涛一月三日”

　　但问题就在这里，百万普通中国百姓的子弟伤亡在国外——朝鲜、韩国、越南，没听说谁深感内疚和不安，而毛岸英一死，连调他的人都得在纷纷议论中内疚不安，并“请求组织上给我以应得的处分”、“诚恳的要求党给我以应得的处分”，可见毛岸英原是不该死也是不会死的。其实按原来设想——彭德怀的指挥所位置设在鸭绿江北岸我国境内，确实是没有多少生命危险的。这是一种明显的特权思想，在刚夺取统治权的体制内就如此浓厚。

　　然而，当时的体制内，却还存在着藐视特权的正义力量，彭德怀就是代表。如果一切按照特权人物毛泽东可以得到特殊照顾的惯例，死在朝鲜的毛岸英的尸骨是可以运回国内的，但是被彭德怀给阻拦了。1954年12月25日，总干部部拟一电稿，拟将毛岸英的尸骨运回北京。彭德怀为此写信给周恩来：“我意埋在朝北，以志司或志愿军司令员名义刊碑，说明其自愿参军和牺牲经过，不愧为毛泽东的儿子。与其同时牺牲的另一参谋高瑞欣合埋一处，似此对朝鲜人民教育意义较好，其他死难烈士家属亦无异议。原电稿已送你处，上述意见未写上，特补告。妥否请考虑。”周恩来于25日在此信上批道：“同意彭的意见。请告总干部另拟复电。”同时将此件送刘少奇、邓小平阅。后来当彭德怀得知毛岸英遗骨移葬于志愿军领导机关驻地桧仓烈士陵园，墓碑上列叙其生平，但是却没有那个比毛岸英对中国革命贡献更大的高瑞欣的墓时，彭德怀还很不高兴。

　　把毛泽东的儿子看得跟普通老百姓的儿子一样的彭德怀，实在是太不了解毛泽东了，为自己1959年被毛泽东清算、打倒以及后面的浩劫人生埋下了深深的祸根。

　　新华网不寻常的刊登过两篇文章《钩沉：毛岸英入朝和不幸罹难的真实原因图》（内标题：有关毛岸英牺牲的一则电报）和《还原毛岸英牺牲历史：彭德怀未收过毛泽东电报》，两篇内容一模一样。文章开篇一针见血指出：毛泽东的卫士李银桥及其夫人韩桂馨口述、邸延生执笔，撰写了一书《历史的真言──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纪实》，新华出版社2000年7月出版。这部书的其他部分且不去探究，但其中关于毛岸英入朝和不幸罹难的原因背离真实。

　　李银桥在《历史的真言》第495页至496页写道：1950年11月23日，密切关注着朝鲜战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接到苏联方面发来的一封密码电报，告知美军近日将派飞机轰炸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提醒中国方面提高警惕、预做防备。聂荣臻急忙赶到毛泽东的办公室，向毛泽东报告了苏联的电报。毛泽东指示说：“立刻给彭德怀发电报，要他转移司令部！敌情变化无常，要防患于未然！”

　　“是！”聂荣臻答应后离去，即刻给彭德怀发电报了。11月24日下午，毛泽东又亲自拟写了一封电报，用“AAAA”加急形式发了出去，提醒彭德怀近日将有敌机轰炸，要他设法将志愿军总部转移了。

　　彭德怀悲痛万分，悲痛中深深懊悔自己没有按照聂荣臻的提醒和毛泽东的电示急速将志愿军总部转移了。

　　《历史的真言》第501页这样写的：毛泽东得知志愿军总部被炸后，“这个彭德怀！”毛泽东生气地说，“我拍了电报让他转移的么！……”

　　读者阅到此自然会认为毛岸英的牺牲是由于彭德怀未遵从毛泽东的电令及时转移总部驻地而招致挨炸，使毛岸英本可避免牺牲而最终却未能逃脱。责任在于彭德怀。

　　但文章作者作为当事人写了一段证明：“《历史的真言》把毛岸英的罹难，归罪于彭德怀拒不执行毛泽东要他转移司令部驻地的电令。我在抗美援朝期间任志愿军总部参谋，随彭德怀同志工作；1986年离休后曾参加《彭德怀传》的编审工作，对抗美援朝的那段历史比较了解。据我所知毛泽东并没有发过这一电报指令。”

　　也就是说，毛岸英的死与彭德怀没有关系。

　　新华网刊登的《还原毛岸英牺牲历史：彭德怀未收过毛泽东电报》的作者说，从1950年11月下旬的23日、24日志愿军在朝鲜的收电中翻找，根本没有所谓11月23日聂荣臻告转移的电报，23日没有北京的来电。24日确有毛泽东来电，但电文中丝毫没有讲为防轰炸应转移司令部的字句。

　　当事人透露，即使退一万步讲，毛泽东当时有电令彭德怀转移驻地的电报，李银桥也不可阅看，也不可能听到。因进入中央机关的干部、战士都进行保密守则教育。不该自己阅看的文电不阅，不该自己知道的秘密事项不探问，首长和别人谈机密时躲开。当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两位机要秘书徐业夫是老机要工作者，罗光禄是军事干部。徐、罗秘书绝不会把电报给李银桥看，因这是违反保密纪律的。李银桥当年不可能看到电报，也不可能听到军事机密。那么他和执笔人并没有寻查当年的历史文献，就随便放这么大的假消息呢？这可是往彭德怀脸上抹黑啊，又是谁指示李银桥这样做的呢？又是谁允许此诬蔑彭德怀的假消息放行的呢？给毛泽东出假消息可不是随随便便的事，没有幕后因素和目地是不可能的。

　　1950年11月25日上午，毛岸英被炸死，下午4点，彭德怀才缓过劲儿来，向军委发了电报。中共中央机要室主任叶子龙收到电报后，首先送给周恩来阅。周恩来阅后在电报上批“刘（少奇）、朱（德）：因主席这两天身体不好，故未给他看。”37天后，1951年1月2日周恩来交代叶子龙把志愿军司令部电报送给毛泽东。

　　据《叶子龙回忆录》记载：周恩来说：“不要瞒了，总瞒着也不是办法，报告主席吧！”我拿着电报走进毛泽东办公室，他正在沙发上看报纸。我小声叫了一声“主席”，然后把电报交给他……毛泽东将那份简短的电报看了足足三四分钟，他的头埋的很深。当他抬起头时，我看到他没有流泪，没有任何表情，但他脸色非常难看。……

　　毛泽东把这一切都算在彭德怀头上，从此寻找机会报复。

　　从1958年到1961年，毛泽东推行的所谓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害死了数千万中国人，并造成了饿疯了的人易子而食的惨剧。各个省的领导都非常清楚这样下去是不堪设想的。而毛泽东却借此机会找出高层中反对他和拥护他政策的人。于是，在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在江西庐山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国家机关一些部门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的原定议题是总结经验教训，调整指标，继续纠正毛泽东的“左”倾错误。毛泽东在会上讲了话，提出19个问题要求大家进行讨论。在讨论过程中，对如何估计国内当前形势时，一部分高官认为农村食堂、供给制、“共产风”等损害了农民的积极性，应从实际出发，认真总结1958年的经验教训。当时自由交谈，各抒己见，没有一点紧张气氛，和1957年反右初期的气氛一模一样。7月10日，毛泽东看风头不对，在组长会议上定调说，总路线无非是多快好省，是不会错的，并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缺点错误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毛泽东讲话后没有人敢再说什么，会议继续开并准备在7月15日结束。

　　1959年7月14日，这是彭德怀永远忘不了的一天，那天针对当时客观存在的问题，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万言书”，谈了自己不便在小组会上谈的想法，陈述了他对1958年以来“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的意见。

　　打倒彭德怀的机会来了！

　　1959年7月16日，毛泽东批示将彭德怀写给他个人的信印发给与会全体同志。毛泽东要一网打尽与彭德怀意见相同的人。这种手法与两年前的反右斗争何其相似。随后，会议转入对这封信的讨论。在小组会上，黄克诚、周小舟、张闻天等发言认为信的总的精神是好的，表示同意彭德怀信中的意见。7月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认为彭德怀的信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向党进攻，是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

　　从此，会议转为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进行揭发批判，并立马把他们升级为“反党集团”。

　　8月2日到16日，在庐山召开了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全会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等公报。全会决定撤销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和周小舟4人分别担任的国防部长、总参谋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和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保留他们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以观后效。就这么简单，毛泽东一句话，国防部长、总参谋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和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立刻从显赫的高官跌成反党份子。被撸下国防部长的彭德怀从庐山飞回北京的飞机上除了自己的妻子、秘书、参谋以外，再无一人愿意和他同机。

　　即使这样，毛没有了家天下接班人的仇恨也消不下去，1966年月6月毛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整人运动开始后不久，即把置彭德怀于死地的任务交给了老婆江青。12月，江青当第一副组长的文革小组打电话给当时名噪一时的五大学生造反头儿之一的韩爱晶，说：“现在，文化大革命在深入发展，你们可以派学生到四川，将彭德怀揪回北京斗争。”

　　1967年7月12日，文革小组成员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韩爱晶等人，专门下达了折磨彭德怀致死的信号，戚本禹指示说：“彭德怀要是不老实，得对他厉害点，不能对他客气。”

　　得到最高指示的韩爱晶有恃无恐，10月19日在北京航空学院斗争彭德怀，表面原因是彭在1959年为饿死的老百姓说了几句真话，实质原因是因为1950年当入朝总司令时毛岸英之死。1967年已近七旬的彭帅被批斗时，被打翻在地七次，额头打破，肋骨打断，惨不忍睹。1974年11月29日下午33时35分，被折磨了15年的彭德怀蒙冤去世。

　　1978年12月，在中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主持，为彭德怀等人平了反。

　　然而，时至今日，关于其中的许多真相，还被尘封在谎言里，有待解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