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七雄：历史上的秦孝公究竟是个怎样的人

人在遇到困境的时候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自暴自弃，自生自灭；另一种就是发愤图强，绝地重生。

秦国从春秋时代穆公称霸后，便逐渐沉寂下来，到秦献公继位之前，更是经历了四代动乱，频繁内斗消耗了秦国多年积累起来的国力，秦国发展受到了极大的影响。秦献公继位后在军事上面接连获得了几次对外战争的胜利，极大的鼓足了秦人的士气，但也让本来就在经济上捉襟见肘的秦国陷入了崩溃的边缘。

光靠战争和一腔热血，是解决不了秦国多年遗留下来的国力贫弱问题的。秦献公的一辈子都在厮杀，但是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意识到这解决不了秦国的问题。但是他已经老了命不久矣，只能把这个重担交给儿子去完成了。

秦国秦献公去世以后，其子嬴渠梁继位为秦孝公，秦孝公继位的时候已经二十一岁了，他清楚的意识到秦国面临的是生存问题，此刻秦国的内外部环境都很不利。从外部环境来讲：这时候黄河崤山以东有六个强国，淮河、泗水流域十几个小国林立，楚国、魏国和秦国接壤，魏国修筑有一道长城，从郑县沿着洛水直到上郡。楚国自汉中向南占有巴郡，黔中等地，各位都把秦国当做未开化的蛮夷之邦，予以鄙视，不准秦参加中原各诸侯国的会议盟誓。从内部环境来看，秦国无法久矣，国内的保守贵族势力控制了国家大部分权力，秦君的权力受到了极大的制约，同时多年征战让秦人生活困苦，大多数人战而无功、战而无爵，缺乏为国家而战的动力。

目睹这种情况，秦孝公决心发愤图强，整顿国家，修明政治，让秦国强大起来。秦国已经到了不变不行、不改既亡的危险境地了。守成不为自己会很轻松，但于国却没有好处，进取自己会经历百般辛苦，但国家可以获得长治久安。面对选择，秦孝公选择了后者，选择了一条最为艰辛的路。

想改变就要知道目前的问题在哪儿，找到关键确定改什么、变什么，不然就是欺世盗名的假道学。

秦孝公是要做实事的，因此，他首先分析了秦国当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通过分析秦国当前的情况，秦孝公意识到秦国现在最缺少的是人才，因为秦国贫弱，天下有才能的人都不屑于入秦，于是颁布了著名的求贤令，向东方各国征求人才。这份求贤令文字不多，行文也不华美，但是在魏国的中庶子商鞅看来，却是五百年来的雄文。因为文中不仅承认了秦国国君的无能，也提出了秦孝公自己的主张，将它公诸于众，不开空头支票，天下人都可以监督于自己，从中可以看到秦孝公变法图强的决心和勇气。

昔我缪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史记·秦本纪》

求贤令第一部分回忆了秦国秦穆公时期建立的霸业；第二部分则说了秦国四任君主的昏庸无能，导致了秦国国力大损为诸侯所不耻；第三部分说秦献公继位后励精图治，为企图恢复秦国往日的霸业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秦孝公写出了自己继承秦王之位后诚惶诚恐，生怕国家不能发展，辜负了先王的重托，成为秦国的罪人。秦孝公虽然有变法图强的决心，身边却没有像名相百里奚一样的贤臣，因此发布了这份求贤檄文，渴望能够得到辅佐自己达成目标的有志之士、有为之人，给予其封疆裂土、高官厚禄都在所不惜 。

因为有了秦孝公这样英明的君主，才能吸引来商鞅这种百年难遇的变法强臣。

秦孝公的这份诚心，打动了当时在魏国不得志的商鞅，商鞅西行入秦。在见秦孝公之前，商鞅先找到了秦孝公的宠臣景监，要想说服一个大人物，首先让这个大人物身边的信任之人能认同自己，这一点十分重要。通过和景监的攀谈，商鞅获取了景监的信任，景监也决定将这位大才引荐给秦孝公。

商鞅见到秦孝公后，采用了“先抑后扬”的办法，先给秦孝公谈王道，谈霸道，搞得秦孝公昏昏欲睡。秦孝公斥责景监，问他为什么将庸才引荐给自己，白白浪费自己的宝贵时间。

孝公既见卫鞅，语事良久，孝公时时睡，弗听。罢而孝公怒景监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史记·商君列传》

直到这个时候，商鞅才最终提出了自己的富国强军之策，秦孝公听得津津有味，两人秉烛长谈，竟然几天几夜都没有终止。

变法的阻力是巨大的，老氏族的代表人物甘龙和杜志极力反对变法。于是秦孝公在王宫组织了一次论辩，让商鞅和守旧势力展开论战，说明秦国到底需不需要变法。表面上看是想让商鞅将甘龙、杜挚说的哑口无言，但实际上双方却是平分秋色。变法与不变法要根据具体的国情而定，并不是一定就要变法，变法怎么变也是个很复杂的问题。

但通过这次论辩，秦孝公进一步确立了自己变法的决心，因为无论甘龙、杜挚也罢，商鞅也好，真正决定变法或不变法的关键在于秦孝公。这次论辩的实质是秦孝公让商鞅给自己一个必须变法的理由，来坚定自己变法的决心。

很多人提到商鞅变法，总是说商鞅是变法的主导者，而实际上商鞅不过是变法的策划和执行者罢了。

变法的决心要秦孝公来下，变法中的阻力需要秦孝公解决，商鞅的职责是制定法律的细则，并负责严格的执行，在遇到阻力和困难的时候，尤其是面对太子犯法的时候，只能由秦孝公亲自出面，没有君主的支持，变法便不可能成功。变法成功了，最大的受益者是秦国，变法失败了，最大的遭殃者则是秦孝公。

鞅曰：“法之不行，自于贵戚。君必欲行法，先于太子。太子不可黥，黥其傅师。”——《史记·秦本纪》

作为主导和决策者，秦孝公是当之无愧的王者，但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上，却不是他的强项，而这是精于刑名之学的商鞅的强项。因此在太子犯罪的问题上，商鞅负责提出了一个最为合理的解决方案，秦孝公则是决定是否按这个方案去做。

对魏国发动河西之战，真正的价值并不在于重新获得了河西之地，而在于通过这次战争培养了新势力，为秦法传承不绝创造了条件。

提到秦国和魏国的河西之争，大多数人的关注点是秦国锤炼的新军。毕竟这次战斗的战果太辉煌了，吴起为魏国打造的魏武卒，曾创造过以五万击破秦军五十万之众的辉煌。而商鞅和秦孝公锤炼着秦国新军，却在河西之战中击败了魏武卒，打破了其不败的神话，扭转了秦军的颓势，令秦人为之一振。

对于这件事，人们谈的最多的是商鞅不仅是法家也是兵家，他在改革上有很大的作为，在军事上也同样有很杰出的表现。也有人会议论商鞅不讲信用，利用欺诈的手段，欺骗魏国主将公子卬，获得了这场战争的不义之胜。但实际上，这都不是问题的关键。河西之战的意义在于：培养了一批秦法坚定的支持者和捍卫者。

因为按照秦法，立有军功就可以获得爵位，一大批年轻人通过杀敌立功，实现逆袭进入了贵族阶层，从而对秦的老氏族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和威胁，这个阶层获得权力或者命运的改变依靠的是秦法，因此，他们是秦法最坚定的支持者和捍卫者。

秦孝公和商鞅都清楚，光靠他们无法让秦法得以传承，继任的君主也没办法保证秦法继续推行，真正要让秦法成为成不变之法，唯一的方法就是让所有秦法的受益者成为秦国的当权者，这样才能保证秦法传而不绝、延而不断。如果说的艺术一点：融入秦人的血肉和思想，成为秦人生命中的一部分。

商鞅之死是秦孝公为保证秦法继续推行，成为秦国不变之法的最后一招。

秦国变法三年有成，在这三年期间，商鞅出入宫闱都有卫士守护，面对指责他义无反顾，但这勇气和无畏的背后，是秦孝公坚定的支持和对反对的势力的压制。变法的实质是改变旧有的权力格局，进行重新的利益分配，这种事情没有国君的全力支持和绝对信任，是不可能实行的。做为既得利益者，没有人会主动放弃自己的一切，但因为他们已经拥有了很多，因此就缺少进取的动力，这对于国家来讲是极为不利的。甘龙、杜挚做为代表，不仅仅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更是为了维护整个老氏族的利益，对于他们来讲，秦国的新生就是他们的末日，他们自然要极力反对。

但在秦孝公执政的时候，对以甘龙、杜挚为代表的老氏族只是采取了压制，并没有做到赶尽杀绝，因为时机未到，新生的势力还不足以彻底取代老氏族，换血的工作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彻底完成，这些秦孝公是清楚的。因此秦孝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对于商鞅所面临的处境也是洞若观火的。

但商君死秦法不可废，商鞅的死是彻底铲除守旧势力的关键一步棋，与其说商鞅护法的伟大，不如说是秦孝公早有安排，他的安排不是如何保护商鞅，而是如何利用商鞅之死，彻底扳倒守旧势力，完成秦国的蜕变，实现自己“大出东方”的夙愿。

秦孝公没有失望，他的继任者秦惠文王完成了秦一统天下的第二步，秦成为了影响战国局势的举足轻重的力量。

因此，在讨论商鞅变法的时候，不要忘记站在商鞅背后的秦孝公，所谓支持也不是口头说说而已，而是采取雷厉风行的态度，铁腕护法的手段，不达目标誓不罢休的决心，干一场颠覆旧秩序、创造新国家的事业。

一个人的历史，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