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近代世界的崛起，是个历史上的奇迹。
在日本人心中，中国一直都是一个底蕴深厚、物产丰博、国力强盛的泱泱大国。
直到1862年，日本商船“千岁丸”飘扬过海停靠上海港，日本人的中国观念才发生了大逆转……
日本对中国的防范心理一直很强，宋朝以后的大多数时期，都摆出“老死不相往来”的架势。
但是，有一点毋庸置疑：在日本人心中，中国一直都是一个底蕴深厚、物产丰博、国力强盛的泱泱大国。
直到鸦片战争，大清国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下输掉了尊严……对此，日本人感到十分震惊，但是也并不清楚中国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舰队驶入江户湾浦贺海面，从此敲开日本国门。
当时的日本人反射弧似乎有点长，直到1862年，他们才意识到：似乎应该到与自己同病相怜的中国走一走，也许能给自己找条出路。
于是，日本商船“千岁丸”飘扬过海，来到了中国。
日本的“闭关锁国”特别狠明治维新前，日本在“闭关锁国”的路上越走越远——从1633年到1639年，德川幕府连颁5道“锁国令”，把小小的日本里三层、外三层地包裹了起来。
从形式上看，日本的闭关锁国与中国有许多相同之处：比如禁止基督教传播、限制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往来、指定某一港口作为与外国人通商的唯一口岸（如中国广州和日本长崎）。
但是，与清政府相比，日本的“闭关锁国”政策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这种环境下，日本人了解中国，只剩下“唐风说书”等少数渠道。
还有更绝的，幕府规定：如果荷兰商人与日本女子私下来往，一旦有了孩子，一经发现，不光是大人、就连孩子也要立即处死。
这种事，一般国家人还真干不出来。
▲ 注：“风说书”是德川幕府搜集外部情报的一种方式，由专门设立的“风说役”负责，该机构就设在长崎。
外国商船从入港开始，他们就负责制作有关报告，内容主要来自外国商人的口述，整理成文后上报。涉及中国情况的报告称为“唐风说书”。
“千岁丸”：驶向中国第一船
200多年的锁国政策使日本对中国状况几近一无所知。
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舰队驶入江户湾浦贺海面，从此敲开日本国门。
之后，日本相继与美、英、俄、荷、法等国签订了通商条约。
但是，日本与隔海相望的中国之间既无条约，也无外交关系。这不仅影响到双方的政治交往，也制约着双方的经贸往来。
国门打开后，日本不得不与欧美国家打交道。由于缺少经验，幕府希望从中国身上学习有关知识：
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是什么样？正在兴起的太平天国运动会如何发展？欧美列强在中国究竟有多大的势力？
日本迫切需要知道答案。
这时，德川幕府意识到，必须与中国建立经济和外交关系，这既是抗衡欧美国家的政治需要，也是发展本国经济的需要。
于是，幕府决心组团访华。
然而，去中国需要排水量较大的桅船，日本没有，只得花34000银元向英国商人购买了一条商船，改名为“千岁丸”。
1862年5月27日,这艘商船载着由官员、翻译、藩士、商人和学者组成的51人使团从长崎出海了。
初见上海：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6天后的凌晨时分，阴雨霏霏、天色阴沉，“千岁丸”抵达长江入海口。
与狭小仄促的岛国日本完全不同，中国的河流异常开阔，长江入海口更为壮观，第一次目睹此情此景的日本使团成员们惊呆了。
“北岸则烟雨茫茫，不可望及。……其江流之大，实足惊人。”（名仓予何人，《官船千岁丸海外日录》）
6月3日，“千岁丸”驶入黄浦江，在汽船拖曳下进入上海港，停靠在荷兰驻沪领事馆附近的江岸。
使团成员高杉晋作在《航海日录》中记述着当日的景象：
“午前，我们的船慢慢地来到了中国第一繁华的海港——上海港。数以千计的欧洲商船和军舰停泊在这里，仿佛填满了江面。
陆地上耸立着数不尽的各国商馆，建筑宏伟庄严。我简直无法用纸笔描述这样惊人的画面。”
这图景何等繁荣昌盛！怎不叫几百年偏安一隅的莞尔小国来使万分惊艳？！
然而，好印象并未持续很久。
第二惊：大清国已腐烂到骨子里
抵达上海后，使团成员住进荷兰领事馆附近的“宏记馆”旅舍，几位负责外交事务的官员按计划到当地衙门拜访，其他成员在上海溜达——闲逛、购物、接触各个阶层的中国人，以便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的情况。
这些成员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因群众蜂拥围观造成“交通拥堵”。
为啥？这些人梳着日本武士的传统发髻、穿着和服、腰间佩双刀。
这下轮到上海的小伙伴们惊呆了。
随着成员们对上海的了解逐步深入，这个初见光鲜艳丽的港口城市，在他们眼里越来越暗淡。
走出租界，他们踏入上海老县城，呈现在他们眼前的则是另外一幅画景——叫人目不忍视。据使团成员高杉晋作等人的记述：
上海市井之间肮脏不堪。小路尤其腌臜，粪便和垃圾堆积，臭气冲天，无人清扫，行人无处下脚。
出了繁华地区，映入眼帘的是一片荒芜：杂草丛生、埋没了道路，只有无人下葬的棺材被胡乱扔在那里，纵横交错。
更凄惨的是不少死者连棺材都没有，用一张草席包裹着死尸，到处乱扔。天气炎热之时，臭气冲天，出市街即为旷野，荒草没路，唯棺椁纵横，或将死尸以草席包裹，四处乱扔。炎暑之时，臭气熏鼻。
酒店茶肆，与我们日本大同小异，唯一不同的就是这里太臭。
每年炎暑时节恶病大行，人民死亡甚多。
肮脏、破败，鸦片泛滥、妓馆遍布，民风刁滑、为人猥琐、风俗败坏。
“衰败”“衰弱”“衰微”“衰世”等词汇频频出现在使团成员所撰写的游记里。不仅如此，日本使团先后有3位仆从和炊夫因为饮水不洁而患病身亡，葬在浦东的烂泥渡。
在“千岁丸”上的日本人心中，大清国就像被西方列强玩坏了的附属品，不能自食其力，只指望他人恩泽。
他们认为，大清国的乱象，由此可窥得全貌——泱泱华夏已经病入膏肓，烂到了骨子里！
第三惊：洋人如此霸道！
怪现象之一：在自己地盘上毫无尊严
相比上述肮脏破败景象给他们带来的视觉冲击，中国人和洋人在地位上的天壤之别：中国人全都被外国人奴役着，英法人士在路上走，中国人都回避在路旁给这些“洋大人”让路。
虽然名义上上海是中国地盘，说是英法所属也并无不可。
使团成员还发现一个怪现象：洋人乘坐人力车，上车一般都不说去哪，而拉车的人也不问，直接拉起车就走。
这人很纳闷，如此怎么能准确将人拉到目的地呢？
经过仔细观察才发现：车上的洋人用手杖指挥车夫——每到岔路口车夫都会回头请示，车上的人则用手杖敲打他的额头来指挥方向。
有一次，一个日本人在城门关闭之后想要出城，法国人看是日本人，就打开城门让他通过。
这时，一个中国官员乘轿子要进城，不听法国人的制止，硬要往里进，法国人发怒，用手杖连击数下，终于让他退了回去。
以上这些中国人人格受辱的情形在当时的上海街头十分常见，将这些日本人对天朝的崇敬狠狠震碎。
怪现象之二：英国人在华收“过桥费”
大伙都知道，上海海关是清朝最重要的海关之一，自成立以来却一直被英国人掌管。
据使团成员回忆，当时是这样的情况：
英国人有42人，清政府官员为99人，共141人。清政府拍一名高官负责管理，而英国人任最高长官，年薪高达6000西洋银元。
不仅如此，英国人还在上海修桥，收中国老百姓的“过桥费”。
在距英国领事馆不远的地方有一座桥，名为“新大桥”，该古桥老化腐朽、即将倒塌。
中国人没能力修，英国人便出钱修建了新桥，建成后对该桥进行管理，中国人每次通过都必须交“过桥费”1元。
呜呼，清国已衰弱到如此地步，令人哀叹！
怪现象之三：上海到处是外国军队
使团成员初入吴淞口时，看到两岸炮台“空无一炮”。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黄浦江内港里到处可以看到西方的军舰，在上海城里也四处可见洋人的军队，为维护自身权力，英、法、荷兰等国均有士兵分驻城中各处，甚至上海的城门也有洋人把守。
甚至，在孔庙门口有持枪的英国士兵站岗——供奉着几千年来备受中国人尊崇的孔夫子的庙宇，居然让英国人占着作兵营！
日本人的中国观被彻底颠覆！
“千岁丸”在上海前后停泊共2个月，1862年8月，日本使团成员乘坐“千岁丸”返国。
一回到日本，使团中的许多成员开始著书立说，将他们在上海2个月来的所见所闻一一记录下来，形成了一批“考察成果”。
▲ 注：较为知名的有高杉晋作的《游清五录》，峰洁的《船中日录》、《清国上海见闻录》，日比野辉宽的《赘肬录》、《没鼻语录》，纳富介次郎的《上海杂记》，名仓予何人的《支那见闻录》、《海外日录》，松田屋伴吉的《唐国渡海日记》等。
这些游记从不同角度详细记述了行团成员们耳闻目睹的上海，并从这个窗口窥视整个中国，为长期孤陋寡闻的日本人提供了新鲜的中国信息。
一时间，这些作品风糜整个日本，深刻地改变了日本人传统的中国观：
现在的中国已经千疮百孔——主权沦丧、洋人横行，到处破败不堪，文化也在衰落之中，人民麻木而猥琐，彻底丧失了“华夏宗主”的风采。
日比野宽辉在离开上海前，曾写过一首诗，形象地表达了这种落差：
“帆樯林立渺无边，
终日来去多少船。
请看街衡人不断，
红尘四合与云连。
忆从曾有大沽患，
市利网收老拂奸。
休言上海繁华地，
多少蕃船捆载还。”
他们开始反思，对中国和西方都有了新的认识。
如果说，在过去几千年里，日本人一直仰视中国的话，“千岁丸”来华以后，其内心里更多的则是对中国深深的失望和蔑视；
虽然自己也是受害者，但是见到曾经辉煌繁盛的中华帝国被西方列强践踏到如此地步，向来崇拜强者的日本人开始对西方满怀敬畏之情。
这些认识上的变化坚定了日本“脱亚入欧”的决心，深刻影响到日本后来的政治选择。
日本侵华百年的历史反思
▲ 文/唐德刚
“日本侵华百年的历史反思”是个很深很大，既有历史也有哲学，既有激情也有理智的大题目。
我个人学识有限，面对着这个大题目，实在是诚惶诚恐，在诸位专家之前，讲起来，难免班门弄斧。
但是我还是斗胆接受大会的指派，来担任这项主题的报告人，最大原因便是从职业观点来说，这题目对我还不算太陌生。
我个人在海外教了将近半个世纪的书。最后二十年在纽约市立大学教的几乎全是亚洲史。
二十年中的十二年还担任了亚洲学系的系主任。
每天都和亚学师生为着亚洲课程打交道，而近百年的亚洲史是和日本侵华史分不开的。
所以我说这题目对我并不太陌生。
诸位知道，纽约市立大学可能是当今世界上最复杂的一所大学。我们有二十多万学生，一万多老师。
他们日常所说的语言，校方正式统计就有五十七种。而这些不同族裔都是各爱其族的。
所以平日在教室中，在会场里，发言稍失平衡，不能服众，就会惹起轩然大波。
因此，作为这样一个学系的主持人，开出有关“日本侵华”这一类血淋淋的课目而要不同族裔的师生──当然包括日裔──都能点头称是、心悦诚服，那就不能夹带单方的民族情感，而要全凭深入的学理与客观的史实说话了。
三句不离本行，我今天也想先从学理谈起。
东方的民族国家，西式的封建社会
从人类学来看，日本这个大和民族原是蒙古种优秀的一支。
而蒙古种的文化策源地──那也是旧世界人类文明四大策源地之一──原在黄河中游两岸的黄土高原之上。
这个文化中心通过夏商周三代以至秦汉两朝，形成一个文化大雪球，向四方滚动，越滚越大，把蒙古种里面的无数部落都滚在一起，成为一个东方文化整体。
可是，日本大和民族这一支却因为地理关系而孤悬海外。
等到大陆上的兄弟民族已进入铁器时代，它还停留在石器和铜器时代的边缘，未能完全进入铜器时代。
直至大陆上铁器时代文明渡海而来，它连铜器时代也不须通过，一下便从石器时代进入铁器时代；受大陆文明影响，便迅速汉化起来。
所以，在中国隋唐之际（公元七、八世纪），正是日本汉化的最高潮。日本事事物物、典章制度，皆取自大陆。
可是，海岛与大陆自然环竟毕竟不同。衣食住行诸事物，可以完全模仿，典章制度，就有所不能了。
例如唐初的府兵制就很明显。这种征兵制度搬到岛国之上，便不适用了。
岛国用不到如此庞大的国防军，因此，少数维持社会治安的军人就逐渐演变成职业性的“武士”了。
再如“均田制”，在日本渐变为班田制，口分田，最后形成了封建的庄园制。
还有唐代特有至清末未废的科举考试，在日本也派不上用场。三岛之上没那么多官位需要更番递补呢！
而四书五经，毕竟是外语，列为通行的教科书也有困难。
官吏不能按期任免，日久就会变成封建世袭了。──这便是日本历史最后走上封建制底最简单的解释。
长话短说，在日本史上，公元八世纪的“奈良时代”还是日本模仿隋唐帝国体制的最高峰。
到九世纪“平安时代”以后，日本在制度上逐渐走上封建，便撇开大陆影响而自行其是了。
无巧不成书的是，正当日本走上封建幕府制之日，也正是欧洲封建制滥觞之时。
前者是撇开中国大陆上隋唐帝国的文官制，而走上它独特的封建制。
后者则是撇开古罗马帝国的文官制，而走上中古欧洲的封建制。
二者在封建制度上，有其基本上相通之处。只是日本的封建，比西欧的封建拖得更长就是了。
所以，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它那个东方民族国家，却有个与同时西欧诸国十分类似的“西式封建社会”。
这就和当时纯东方式的大清帝国大异其趣了──我们是个“宇宙大帝国”，实行的是国家强于社会的中央集权的文官制度。
因此，当鸦片战争之后，我中日两国被英美两国把大门冲开，被迫向西方国家学习“西化”（也就是初期的“现代化”），双方学习的效果便截然不同了。
我们这个纯东方式的宇宙大帝国，要改头换面向现代西方学习，谈何容易。
我们如今已学习了一百五十多年了，到现在还在“一制”、“两制”的不断摸索，不断“转型”。
日本因为封建社会的基本型态与西欧早期封建社会型态几乎没有区别，在相同的社会基础上，顺水推舟，它学起西化来，就“一拍即合”了。──明治天皇在1868年即位，“废藩置县”；1874年他就开始学习西方帝国主义，向台湾出兵侵略了。
换言之，西欧诸国在文艺复兴之后，搞了两百多年才搞出个中产阶级、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来。
日本一旦学起来，二十年三十年就可迎头赶上去。可是我们中国实行西化，就没那么容易了。
模仿西方帝国主义，青出于蓝
日本在近代世界的崛起，是个历史上的奇迹。
但是这也是人类历史上，必然和偶然交互为用的结果，不是大和民族比其他民族更为优秀。
我们中华民族在现代化学习上成绩欠佳，也不是我们民族文化本质不好，那也是历史条件的关系。
再者，我们的华夏文化起于东方文明的策源地，它是有原始性的，长于创造而拙于模仿。
日本文明是东方文化中的小老弟，做小弟的总归是起于模仿，长于模仿，而拙于创造。
所以，在日本文化中很难找到世界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宗教家像孔子、释迦牟尼和耶稣这类人物；在现代日本，他们也没有产生孙文、甘地乃至胡适这样的人。
他们在古代模仿中国，模仿得维妙维肖；在明治维新之后，他们模仿西方帝国主义，也青出于蓝，比西方帝国主义更帝国主义。
──在二次大战前，日本与西方帝国主义的关系，始终没有跳出模仿的阶段。
最近一批日本政客永野茂门等人还在说，二次大战前日本人所搞的“大东亚共荣圈”是领导东亚民族“反帝”，那就是睁着眼，说瞎话了。
蚕食边疆，强占属国
（一八七四～一九一四）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既然迅速地向西方国家学会了帝国主义，它也就迅速地加入世界帝国主义行列，做了最后一个帝国主义，或唯一的非白色的、外黄内白的香蕉帝国主义。
既然做了帝国主义，那当务之急便是寻找殖民地。
不幸为时已晚，东亚可侵之地北至西伯利亚，南及菲律宾、中南半岛（印度支那）和南洋群岛，此时早为白色帝国主义占领殆尽。
剩下的只有中国东南沿海诸省，和琉球、高丽两个属国了。
因此，它初期向外扩张，就只有蚕食中国边疆和占领中华属国了。
时间大致是自1874年至1914年，这是日本侵华的第一阶段。
1974年日本借口台湾土著杀害琉球船民，要武装侵台。
其实琉球是当时清朝属国，台湾是中国的一府。
船民被杀事件本与日本风马牛不相及。所以清廷亦派兵来台防守。
日军侵台虽不得逞，然在交涉之中，清室颟顸，竟承认日军此举为“护侨”，以息事宁人。谁知竟给日人借口来占领琉球。
五年之后，日本就把琉球并吞了。
琉球的开化不比日本晚。它自古就是个向中国朝贡的小王国。
十九世纪中的琉球居民和台湾一样，土著之外便是来自福建和广东的移民。通用的语文，一直也是汉语汉字。
吾人读古琉球王国老档案，可以说无一字不识。琉球在民族文化上，实在是和中国血肉相连的一部分。
这次被日本并吞了，清廷连气也未吭一下，能不令人痛恨？！
更奇怪的是，二次大战后，琉球恢复自由，由美国托管。
可是韩战之后美国大力扶植日本，又把琉球让给日本了。
国共两党政府连气也未吭一下。真是令人不解。
1879年日本并吞琉球，是日本帝国主义向外发展的第一砲。
接着日本侵略爪牙便伸向朝鲜半岛，终于引起中日“甲午之战”（1894～1895）。中国吃了败仗。
不但属国朝鲜最后被日本并吞了（1910），台湾也被迫割让（1895），使宝岛被日本统治了50年。
在这50年中，台湾居民之英勇抗暴的故事是说不尽的。听众和读者当然知道的比我更真切，无须我来班门弄斧。
但是，我可以强调的一点便是日本人当年对殖民地的统治，学的完全是西欧帝国主义的老套套而变本加厉。
对帝国主义们来说，殖民地只是他们口中的鱼肉。
殖民地中的人民，只是他们的奴仆而已。
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台湾如不光复，再让日本统治一百年，也不会有今日这样自由和繁荣的。
至此，我们不妨把我们东方古代帝国与属国的关系也稍微交代一下。“属国”并不是“殖民地”。它和宗主国的关系只限于“朝贡”这个仪式。但是这个仪式后的反馈，则包括“政治认可”、“军事保护”和“经济（通商）特权”。其利大矣哉。
盖当时中国边疆的少数民族之间和各自内部的篡夺杀伐攻战，几无已时。
化地区混乱为安定，往往以宗主国朝廷一言为定，而朝廷这种决定所谓“交部议”，也不是乱下的。
其审情度势，是十分慎重的。所以当时宗主国朝廷对各地区属国，在法律上颇像今日海牙的“国际仲裁法庭”；在治安上则近乎今日“联合国”派往各混乱地区（以美军为主力）的保安部队；在经济上和外交礼节上，则像近代英国和它的“五子国”（Five Commonwealths）。
所以，那时少数民族小邦，如篡弒得国，或居地险远，想做大明或大清属国还申请不到呢！可是把这种东方式的“属国”，化成西方式的“殖民地”，那就惨不忍言了。
这就是大清属国朝鲜和琉球当时的遭遇。
日本并吞了这两个大清属国之后，1904年再击败帝俄。
又自帝俄手里取得我东北两大海港旅顺和大连。十年之后它再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山东半岛一仗击败德国，又把我们的胶州湾和青岛抢了过去。──自此自旅大经青岛至基隆，我东南海岸线便全在日本海军的势力范围之内了。
在这侵华的第一阶段的41年里，日本向白色帝国主义学习，可说是青出于蓝，像模像样！可是到它侵华第二阶段，它就大大地超出西方帝国主义了。
控制中央，割裂地方
（一九一五～一九三七）
到日本侵华的第二阶段里，这个黄色帝国主义就不以蚕食中国边疆为满足了。
它要进一步控制中国的中央政府，将之变成个日本傀儡政权，从而使整个中国变成日本帝国的殖民地。
中国比欧洲还要大出百十万方里；人口也是全世界的四分之一。
日本要把这样的大国一口吞下，实是西方帝国主义梦想也不敢多想的，但是，日本是照做了。
1915年1月18日，乘欧战方酣，西人无暇东顾之时，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以最机密方式提出了“二十一条要求”。
今天没时间也无必要来细谈二十一条的内容。
只是我们要知道中国政府如果接受了这二十一条，那中国就变成百分之百的日本殖民地了。
我个人在大学里讲授各类外交史数十年，还未碰到二十一条要求以外的第二个类似的例子。
日本政府这项对华侵略，可说是赤裸裸的到无耻之尤的程度。──我就以这样赤裸裸的语言，告诉我的学生和同事，他们无不点头称是！帝国主义的无耻就是无耻。公道自在人心嘛。
二十一条要求纵是袁世凯也不能接受。后来参加交涉的顾维钧把它泄了密；当时欧美列强得讯也不许中国接受。
──这次交涉的详细经过，是顾维钧先生亲口告诉我的。我也变成顾氏口中的“第一位历史家”得知这样详细的内情。
控制中国中央政府之愿不得偿，日本乃退而求其次，在中国搞扶植军阀、制造傀儡，割裂地方政权了。
──这儿我不愿突出日方什么大隈重信、田中义一、广田弘毅、近卫文麿……一类私人的名义。
因为侵华是当时日本的国策，也几乎是它全国一致自许的“爱国”行为和群众运动。任何私人掌政，只有程度上的差异，大的原则是换汤不换药的。
在任何样的群众运动里，尤其是爱国、爱阶级和爱上帝的群众运动里，开明派、稳健派往往都是失势的。
运动的主流大半都掌握在过激派、狂热派手里。
日本这项侵华运动也是如此。它由开明派发动、过激派走火入魔，然后狂热派玩火自焚，终至同归于尽。
在日本与中华民国同庚的大正初年，由于一次大战毁灭性激起的反思和威尔逊总统等一些开明政治家的倡导，世界同风，日本文化界也曾有过“大正民主”一小段开明时期。
趁这短暂的和平裁军阶段，中国也曾获得日方开明派的支持而收回了山东半岛和胶州湾。
但为时极短，日本政党政治和开明派便不存在了。
在袁世凯之后的军阀混战里，中国北方皖、直、奉三大系军阀分立。日本就看中了皖、奉两系。
皖系在1920年政争失败之后，日本便集中力量来掌握张作霖、张学良父子所领导的奉系。进，它要支持奉系入关，主政中枢，仰日本鼻息。
退，则勒令张氏父子，割据东北做日本的儿皇帝。
日本这项如意算盘不幸碰到了那胡匪出身的张作霖或有或无的反抗。
张氏粗野腐化则有余，通敌卖国则不足。
日本使唤不了他，所以在国民党北伐末期，1928年6月初，张大元帅被蒋中正总司令在华北战场击败，乘专车退回东北老家时，日本人便在皇姑屯把他炸死了。
老帅既死，总算少帅应付有方。
溜回沈阳，然后向南京国府易帜归顺，全国一统，枪口向外。然少帅也只能维持三年。
1931年“九一八”，沈阳城外一声砲响，少帅也被日本人赶出东北，至今未归！
前年余游沈阳“张氏帅府”故居纪念馆。见其壁上图表，列有当年“九一八事变”时，张府的物资损失。
其中仅黄金一项，便有金砖（每块重二斤）八千块。日人并另自张宅私营钱庄内搬走白银四千万两！
吾人今日追随韩国瑜委员对日索赔，张少帅如与我辈合作，追回他当年帅府失物的百分之一，今后也就够他老人家安享晚年了。
我国东北之大，其面积是西欧英、法、德、义、荷、比、瑞疆土总和而有余。
日本如夺取了我们的东北，从此洗手退休，停止侵略，消化满洲。
可怜我国共两党哪有力量能收回东北呢?! 可是天下强盗赌徒都是贪夺无餍的。1931年它取得整个东北。
1932年还要南侵上海，北建伪满，攻打热河。
1933年再进袭长城，占领承德，西侵察绥，南下河北。然后再建冀东伪组织，搞平津特殊化。最后目标还要搞“华北五省自治”。
要华北五省脱离南京，成立伪府；把中央军、国民党和张学良赶出华北……咄咄逼人，无止无休。
当年国府，委曲求全，步步退让。先有《塘沽协定》（1933），继以《何梅协定》（1935），皆无济于事。
最后几至战亦亡、不战亦亡的绝境。
我辈当时少年，今日老者，回首日本侵华往事，真是历历如在目前，余痛未已。
不意“西安事变”骤起，国事发展至此，国族一战或可幸存；不战则国亡无日。这样才掀开了全面抗战之局。
日本帝国主义者，求战得战，也就增调大军全面侵华了。
──这便是日本侵华第三阶段了。
◇ 本文选自唐德刚作品《民国史抗战篇：烽火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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