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应有的政治智慧：马思聪、巫宁坤和瞿同祖
有朋友问我，政治智慧有什么用？我一不当官，二不惹事，就想平平安安过生活。这话糙理不糙，也是要政治智慧干嘛？其实，政治与哲学有点相似，你说哲学有什么用？哲学是有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问，大而无用。你关不关心地球，地球也会运转，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但政治和哲学真的没用嘛？政治和哲学没有小用，但有大用，是解决人生方向性大问题的。何以见得？我们先讲讲马思聪的故事。
马思聪出生于1912年5月，享年75岁，广东海丰县人。中国著名的作曲家、音乐教育家，被誉为中国小提琴第一人。早年留学法国，考入法国巴黎音乐学院。1932年回国，成名曲有《摇篮曲》、《绥远组曲》和《西藏音符》，其中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他的《思乡曲》。1949年马思聪被任命为中央音乐学院的院长。1967年马思聪率全家偷渡到香港，后由美国驻香港领事陪同飞抵美国。马思聪成了叛国者。马思聪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我是音乐家，我珍惜恬静、和平的生活，需要适宜工作的环境。况且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热爱和尊敬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当然，我个人所遭受的一切不幸和中国当前发生的悲剧比起来，全是微不足道的。文化大革命在毁灭中国的知识分子。去年夏秋所发生事件，使我完全陷入绝望，并迫使我和我的家庭成为逃亡者，成了漂泊四方的“饥饿幽灵”，如果说我的行为在某种意义有什么越轨的话，那就是我从中国逃跑了。马思聪为什么要逃亡？因为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中央音乐学院的革命激情像纸一样被点燃了。马思聪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被关进了牛棚。8月3日，一辆贴有“黑帮专用”标语的卡车将马思聪和10余名黑帮押回学院，接受红卫兵面对面你的批判。有一个红卫兵将一桶浆糊扣在马的头上，大字报贴在他的身上，“牛鬼蛇神”的高帽子被戴在头上，脖子上挂了两块牌子，前写“资产阶级音乐权威”，后写“吸血鬼”，一个破搪瓷盆和一根棍塞在他的手里，让他一边走，一边敲。马思聪感到万念俱灰。后在女儿马瑞雪的帮助下化妆出逃到广州。1967年1月15日，马思聪将身上所有的5万港币都给了蛇头，带着妻子、儿子和女儿乘坐一条拖船在大雨中偷渡。1月16日抵达香港。1月19日飞抵美国。后长期在费城居住，恢复了其音乐生涯。马思聪1949年留在大陆是错误的，因为他不懂政治，不知道共产党是一个极权主义政党。毛泽东在建国初期曾对从海外归来的学术精英说：欢迎你们上了共产党的贼船。一语成谶。马思聪就像森林中的猎物不知不觉走进了陷阱。马思聪有两个选择，一是放弃成了猎物，二是挣破罗网逃出去。这是一个政治选择，是考量政治智慧的时刻，它充满了风险。如果船被劫住了或者边防军人开枪，被击毙了。这些风险都存在，但它有一线生机，那就是可能逃出去。马思聪选择了逃，他侥幸成功了，他赢得了20年自由的生命。
1949年马思聪身居大陆，陷入罗网，但巫宁坤与马思聪不同。巫宁坤，翻译家，1920年9月生，江苏扬州人。今年98岁，现居住在美国。1951年，正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英美文学博士的巫宁坤，接到燕京大学校长邀请他回国任教的急电。接到电报之后，巫宁坤很激动，他感到“一个新时代、一个崭新的社会，似乎随着一个新政权的建立已经来到了”。巫宁坤决定放弃他的博士学位，回去为“新中国”效力。当时，比巫宁坤小六岁的李政道，与巫宁坤是好兄弟。巫宁坤问李政道：“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李笑着回答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 李政道的话让巫宁坤丈二的和尚摸不到头脑，“洗脑”？脑子还能洗？巫宁坤回国后从事英语教学。先后在北京燕京大学、天津南开大学、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等校任英美文学教授。1954年起，巫宁坤开始受到批评批判，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打成极右派，1958年4月，被劳教。文革开始后继续受到各种批斗、批判。1978年，被“平反”的巫宁坤，去北京饭店拜访到中国访问的李政道。久别重逢，让巫宁坤无限感慨：分别二十七年后，他们生活在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李政道留在美国，功成名就；巫宁坤回到祖国，却历尽劫难和凌辱。李政道回国受到最高领导的接见和宴请，作为国宾；巫宁坤回到祖国，却成为了人民公敌，遭受劳动改造和“牛棚”的煎熬。1991年，巫宁坤离开了中国，到美国定居。后来，巫宁坤将他的苦难人生和共产极权的罪恶写成了一本书《一滴泪》。余英时先生说：王国维曾引尼采的名言：“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一滴泪》便是“以血书者”，巫先生以“受难”的全部人生为中国史上最黑暗时代作见证，这是他个人的不朽的盛业，然而整个中华民族所付出的集体代价则是空前巨大的。巫宁坤年轻时思想偏左，对共产党有好感。抱着满腔爱国热情自投罗网，不仅学业荒废，而且遭受无尽的苦难。对比李政道可谓天壤之别。但巫先生将自己的苦难和对中共极权的控诉写成一部血泪史，警示后人。
但还有一位大师的命运值得我们关注，他就是法学家瞿同祖先生。瞿同祖出生于1910年7月，享年98岁。瞿同祖的著作《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英文版1961年在巴黎出版。此书从法律和社会的角度研究中国历史，被誉为开创性的著作，成为西方研究中国法律和中国社会的必读参考书。1945年春，应魏特夫之邀赴美，任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历史研究室研究员，从事汉史研究。1955年，被聘为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并开设“中国法律”课程。1965年，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头一年，瞿同祖辞职回国了。因没有工作，只好返回原籍。直到1978年才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1965年是瞿同祖先生学术生涯的转折点。瞿同祖先生为何要回国呢？并且是在文革的前夜回来的，那时中国早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2004年瞿先生曾谈及这段经历，他说：“国内发生文化大革命，我怎么知道呢？连刘少奇都不知道要发生文化大革命，我怎么知道呢？而且我不了解国内情况，我回国，事先没有跟国内联系过。”瞿同祖先生不懂政治，也不关心政治，可谓两耳不闻窗外事，埋头只读圣贤书。与自己的命运开了个玩笑，回国就失业，从此，再无佳作问世。
现在，我们总结一下。三位大师马思聪、巫宁坤和瞿同祖，我们可以发现他们的人生有相似也有不同。相同点是都落入罗网。不同点是马思聪拼死挣脱，重获自由，他得益于醒悟和勇气；巫宁坤在罗网张开后，定居美国，写出了《一滴泪》，他得益于醒悟。可见，在乱世中，人应有政治智慧，一是要有政治敏感性。如果他们关心政治，了解中共的极权本质，1949年前马思聪离开大陆，巫宁坤和瞿同祖也留在美国，则他们都有精彩人生和大的作为。二是落入罗网后要醒悟。人很难识别罗网，但掉入罗网后要醒悟，要寻求办法逃脱。三是要有勇气逃脱。在罗网中要冷静、智慧和有勇气，拼死一搏，寻求生机。四是无法逃脱要顺其自然，调整心态，努力生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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