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道变坏 始从当年斗地主分浮财开始

　　金庸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江湖，由他去世带来的众多话题仍在荡漾。其中之一是，金庸小说中的男主角之所以大都没有爹，比如令狐冲、胡斐是孤儿；郭靖、杨过是遗腹子；张无忌幼年眼看父母双双自尽……有人分析，这与金庸自身的惨痛经历有关，他的父亲当年作为地主被新生政权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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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庸父亲查枢卿早年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受过那个时代中国最好的高等教育。1951年，一场“镇反运动”席卷全国，查枢卿被列入到需要“镇压”的名单当中。一开始，有关人员召开了“斗地主”大会，让村里人控诉查枢卿的罪行，但在村民们眼里，查枢卿积德行善，赈灾办学，资助穷困孤寡，所以没有一人愿意站出来控诉他。

　　最后在多方宣导下，邻村的一个人站出来揭发，说他家里藏有一支手枪。接下来又有人揭发，有一天看到他拿着一张解放前的报纸在读，“已经解放了还在看解放前的报纸，不是反动是什么？”就这样，查枢卿很快以多种罪名被立即执行枪决。

　　近日又读到与另一位武侠小说宗师梁羽生有关的文章。1950年，刚从岭南大学毕业的梁羽生，那时候还叫陈文统，他因为收到家信，说父亲被人诬告下狱，让他速回。回到广西境内，他的一位同学拦住了正在赶路的他，告诉他：“现在农村到处都在开展运动，你回去不单救不了父亲，只怕自身都难保”。梁羽生闻讯星夜逃亡，一路逃到了香港。

　　梁羽生的父亲陈信玉，是一个保留着士大夫情怀的乡绅，抗战期间，曾组织乡团，保护过一批逃难前来的文化名人。但就在梁羽生逃亡后不久，他即被杀害－－如果梁羽生没遇上他那位好心的同学，我们就没有机会读到《白发魔女传》之类的作品了。

　　两位人们最为熟悉的武侠小说宗师均有着生父被“镇压”的遭遇，令人感慨系之。查枢卿和陈信玉各生了一个有出息的儿子，使其沉冤昭雪，故事广为人知。但是，谁知道，在那样一场摧枯拉朽、天崩地裂的大变革中，有多少类似的绝望与苦痛、荒诞与惨烈，被永远藏在时间的帷幕之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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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数据表明，1950年前后的“土改”运动中，被镇压的地主、富农达200多万。在这之后，是更多或者说所有被划为地主、富农的人被打入另册，阶级成分，类似于我国元朝或者印度实行过的种姓制度，让他们从此沦为社会的最底层。

　　在我看来，这是我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文明逆淘汰。有人说，乡村秩序的第一次恶化，是从晚清1906年废除科举制度后开始的。但其破坏性烈度无法与土改相比，土改是几千年国人伦理价值的一次大坍塌，直到今天，价值秩序的混乱与社会人心的溃败，都可以上溯到那里去寻找根由。

　　长期以来，“地主”是一个被宣传品妖魔化的词，以黄世仁、周扒皮、南霸天和刘文彩为代表，地主品德败坏，横行乡里，欺男霸女，无恶不作的形象已深入人心。但是，在这个资讯相对开放的时代，已有越来越多的人明白这只是精心包装的谎言。

　　以刘文彩为例，水牢、收租院、老虎凳、灌辣椒水……完全都是按着“阶级斗争”的需要创作出的。“从现今已经披露的有限资料来看，这四个人物，无一不是假典型”－－这话不是我说的，而是出自权威的人民网上的一篇文章。

　　事实上，恰恰相反，当年被镇压、被批斗的地主中，虽然也确有极少数恶贯满盈者，但绝大多数是乐善好施的良善之辈，举凡救济鳏寡孤独、救灾赈灾、修桥补路、调解纠纷等、往往由他们带头发起，他们是乡村的经济精英与文化精英，是乡村秩序、传统价值的维护者。

　　地主的土地和财富，大体有如下几种来源。一是继承祖业，二是做官或经商发财后回乡买田置业，三是勤俭持家，一个铜板一个铜板地攒，用全部积蓄购置田产，我们老家称之为“兴家地主”，在数量上占据了“地主”的大多数。

　　这些“兴家地主”尤其悲苦。我的外婆即是一例。她幼年因家贫被送给人家当童养媳，婆家待她非常苛刻，不到十岁，对今天的孩子来说还是在父母怀里撒娇的年龄，她便要完成推磨、上山打猪草等繁重任务才给饭吃。一年多后男方意外得病去世，她经人介绍给我外公，才算脱离苦海。两人起早贪黑，勤扒苦做，渐渐砌了屋，并买了点田。不料很快迎来了“土改”，由于当地大都是贫苦人家，工作队为了完成上面定的“指标”，将我外婆划为地主，房屋田产统统被没收－－当然，相比一些地方将地主全家斩草除根的做法，也许应该感谢工作队的“不杀之恩”才对，至少，我的外公要等到1958年才因辱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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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难看出，“土改”的一种荒诞是，地主失去了土地，才成为“地主”；贫农得到了土地，却被称为“贫农”。叶匡政兄曾在一篇文章里写到，华北饶阳县的杨各庄，在划阶级成分时，因没有活着的地主，工作队便将小孤女宋朵预先划为地主，虽然她只有几岁。村干部决定，等她长大了，再正式将她定为地主。

　　作家余华也曾回忆，他的爷爷曾有祖传的数百亩良田，由于好吃懒做，靠出卖祖田过日子，刚好在土改前那一年把田全卖光了，结果，那些勤快节俭、攒钱买了余华爷爷祖田的庄户人成了地主。余华为此永远感谢自己好吃懒做的爷爷。

　　这种现象应当较为普遍，我的一个朋友就跟我说过，他村里两个人出去做生意，一个成功了，回家买地被划为地主批斗；一个赔光了，作为贫农代表斗地主分了土地。在我的家乡，也有这种勤俭持家致祸、吃喝嫖赌得福的例证－－这种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景象，会对稳固之人心、对社会赖以运行的价值体系形成怎样的冲击？

　　如今，以一个正常的法治社会的眼光来看，当年地主的土地、山林、房屋等不动产，在交易、过户的过程中，都签署了契约，按章缴纳了税负，并由政府主管部门颁发了权证，既是公认的，又是合理合法的。然而，这样的“天经地义”却通过国家的名义予以砸碎，道德的崩溃，形成了一场山呼海啸的泥石流，其震荡波一直延续到今天。

　　所以说，世道变坏，是从当年斗地主分浮财开始的。或者反过来，让世道变好，让民众对私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底线有信心，也得从学会正视那一段历史开始。这是一颗最大的“定心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