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絜青：老舍这一辈子

　　写作生涯从伦敦开始

　　老舍从一九二四年开始写小说，到他一九六六年逝世为止，四十二年间从来没有中断过文学创作。说来有点意思，他一生写的几乎都是北京，但是他正式开始写作生涯，却不是在他的故乡北京，而是在伦敦，最早的三部长篇小说都是在伦敦写成的。有人说，伦敦是老舍的发祥地，发祥不发祥不去管它，伦敦这个都市对他来说具有纪念意义，这倒是事实。

　　“五四”以来的许多老作家，青年时期都到国外留过学，有的去日本，有的去欧洲；老舍二十五岁去英国，可不是去留学，他是去教书，谋生。

　　大家可能都知道，他的家境很贫寒，父亲舒永寿先生死得早，一家老小全靠母亲马氏拆洗缝补的那点微薄收入过活。老舍小学毕业那年，学校规定每人要交两张照片，家里拿不出照相的钱，咬着牙卖了一只破箱子，才过了这一关。家贫出孝子。老舍从小就知道体贴母亲的艰难，常对母亲说长大以后好好地侍奉她，让老太太过一个舒心的晚年。他师范毕业的时候才十九岁，就不再继续上学了，先后在北京、天津的中学里当国文教员，把全家的生活担子挑起来。“五四”运动前后，他和当时的许多热血青年一样，忧国忧民，也偶而幻想到国外看看，考察世界大势。可是，衣食尚且成问题，没有钱，他哪里也去不成：一九二四年，燕京大学的英籍教授艾温士先生见他勤奋好学，是北京教育界的后起人才，愿意介绍他去英国教书，每月有固定的收入，薪水也比国内略高一些，可以寄钱给老母亲。听到这些条件之后，他才放心大胆地上了轮船。一个挣钱养家活口的人，没法儿不考虑到这些实际问题。

　　他在伦敦大学所属的东方学院任中文讲师，实际上，是教英国人学习中国文字和北京话。所谓薪水高，一个月也不过三十英镑。老舍按月将薪水的大部分寄回北京，自己只留下吃饭、住房所必须用的几个钱。这倒也好，他在伦敦的五年多，手里从来没有闲钱。也就从来不敢做讲吃讲穿、游览观光那些排场事。除了备课讲课之外，只要东方学院的图书馆开门，他就泡在里边，抱着字典读英文原著。小说读得最多。用现在的话来说，可能是他这个人的形象思维能力比较发达，他一边读着人家写的小说，一边想着自己经历过、听说过的事情，脑子里像演电影一样出现了一个个活动的人物、故事和画面。远离了北京，北京的人和事倒一直追他到了伦敦。他的古文底子比较扎实，“五四”以后，他当中学教员的时候，又开始练习写白话小说，对文学创作早就有着浓厚的兴趣。这时，为了排解客居异国的寂寞，就买了一些三便士一本的小学生练习簿，把自己记忆中的那些图画用笔写出来。这就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揭露旧中国学界黑暗的《老张的哲学》。

　　练习簿一本一本写满了，他把这些本子往抽屉里一放就不管了。他自己没有想到写在练习簿上的这些东西，会是一部受人欢迎的著作。后来，作家许地山先生到了伦敦，朋友们聚在一起，谈到没有什么好说了的时候，老舍想起那些练习簿，拿出来当作笑话念几段。许先生听了连连说好，寄给了国内的郑振铎先生，很快就在《小说月报》上连载发表。起初署的是他的本名舒舍予，从发表第二段开始，才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叫“老舍”。这之后，他在伦敦又写完了《赵子曰》和《二马》。

　　他在伦敦的五年多，结识了一些英国朋友。有位艾支顿先生和他在一起同住了三年，互相帮助对方学习英文和中文，两个人气味相投，交情很深。可惜，后来他们失掉了联系。

　　听萧乾先生说，他在英国的时候听过一张灵格风唱片，灌的是老舍的华语朗诵，内容已忘记了，只记得那是一口流利标准的北京话。这一张或者这一批华语唱片，大概是当时为教学需要而灌制的。我真想听听五十年前他青年时代的声音啊！

　　结婚那年他三十三岁

　　老舍回国以后，先是住在上海写小说，一九三〇年春夏之间回到北京。

　　那时候，我还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差一年毕业。我们几个爱好文艺的同学组织了个小小的文学团体，叫“真社”。“真社”的稿子都登在《京报》副刊上，我发表新诗和散文用的笔名叫“燕岩”。这都是受“五四”新文学的影响。

　　听说老舍回到北京了，同学们想以“真社”的名义请他到师大来做一次演讲，公推我去和他联系。因为我课余在北京师范学校兼几点钟的语文课，知道老舍住在北京师范教务长白涤洲先生家里，所以让我去。在白先生家里，我第一次遇见了老舍，得机会我把“真社”同学请他去演讲的事说了。老舍没说几句话，就答应了，并订下去演讲的日期。白先生拉我到后院去看白夫人，谈了些话就告辞了。

　　回到家里，母亲问我见到老舍没有？怎么个人？我说，又瘦又弱，人倒是很老实。我很奇怪，母亲一向思想守旧，不乐意我去上大学，老瞩咐我不要和男同学来往，这一次怎么和往常不同了？后来才知道，我母亲是有意撮合我和他的婚姻。老太太早就为我的终身大事操上心了。她知道我老实腼腆，又不认识人，怕把姑娘“搁老了”，就托我二哥的朋友罗莘田（就是已故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给留意合适的人家。罗先生是老舍从小的同学，顶要好的知己，他当然第一个想到的是老舍。他看出我和老舍的性情、爱好很接近，又都是旗人，生活上也会合得来，跟我母亲一说，老太太就同意了，只瞒着我一个人。偏巧，“真社”推我去找老舍，这可真是无巧不成书。

　　他到师大讲演的时候，我和他都还蒙在鼓里，谁也不知道罗莘田背着我们忙的是这档子事。等到老舍去济南齐鲁大学文学系当教授去了，家里才把事情告诉我。老舍也觉得经济情况好转了，不至于因为他结婚而使老母亲的生活受到影响，才接受了他的老娘和朋友们的劝告，扔掉他的独身主义。

　　一九三〇年的寒假，他回到北京。罗莘田请我和老舍在家里吃了一顿饭，接着，白涤洲先生和董鲁安先生也单请我和他去吃饭。这几顿饭当然都是主人有意安排的，我和他这两个客人心里也明白。吃过这几顿饭，他给我写了第一封信。他说，咱们不能老靠吃人家的饭来见面，你我都有笔，咱们在信上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吧。他先说了心里话。回到济南以后，他每天起码给我一封信，有时两三封。

　　到一九三一年，我大学毕业了。暑假里，他回北京结婚。我们的婚礼是在西单聚仙堂饭庄举行的，两家的亲朋到了百多位，媒人是白涤洲和罗莘田两位先生。我们的婚姻可说是半新不老，既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可又都是我们自己同意的，没有半点儿强迫。这在那时候，就很不容易了。按照老舍的意思，我们到香山或者颐和园租上一间房，旅行结婚，免去一切俗礼，省得结婚那天像耍猴似的被人捉弄着。可是我的老母不依，他就没有坚持自己的主见。在这些事情上，他从来不愿让老太太们伤心难过。那一年，他三十三岁，我二十七岁。

　　最近，白涤洲先生的儿子白川同志，送来一张我和老舍的合影照片，是结婚那天在饭庄里照的。我们自己保存的那张，几经战乱，它都平安地待在我身边，等到“文化大革命”期间，不知怎么它也变成有罪的了，说是“黑材料”给抄走了。当年我们为谢媒人的这一张，居然在四十八年之后又回到我们家里，我很受感动。

　　济南青岛的教书生涯

　　颠沛流离，四处为家的生活，是老舍五十岁以前的总情况，这中间，当然也有比较安定愉快的时候，他常常怀念的是从婚后到抗战爆发，在山东度过的那几年。

　　我们先后在济南住了四年多，在青岛住了三年。他是济南齐鲁大学和青岛山东大学的教授，我在这两个城市的中学里当教员。我们两个都以吃粉笔末儿为职业。

　　按说，青岛是世界闻名的花园城市，避暑胜地；济南的“家家泉水，户户垂杨”，也别具一番风味，像大明湖、千佛山、趵突泉等名胜，单听这些漂亮的名字就非常迷人。多少人坐着飞机和火车，从各地跑到青岛和济南游览。我们这一家子可够奇怪的，就住在风景名胜的旁边，可是很少专门安排时间去游玩。我们在青岛住的金口二路，离第一海水浴场不到十分钟的路程，朋友们下海游泳都是在我们家里换衣服，不管怎么说怎么劝，老舍总是不肯离开书桌去跟阳光海水亲近亲近。他硬编出来的理由是：“我们瘦，不到海滩上去‘晾排骨’”。每年春天，青岛中山公园里樱花怒放，游人如织，老舍也很少去，他带着孩子在山大校园里那几棵樱花树下转一圈，就算是领略了一年一度的大好春光。

　　他把时间和精力都用在教书和写作上了。只要是学校开课的期间，他每天忙着看书，查资料，备课，编讲义，和接待来访的同学。他老是感到学识不丰富，唯恐贻误人家的子弟。他的写作计划，一概挤到寒暑假和平时的星期天里去完成。这样一来，一年三百六十天，他连一天的休息都没有。到了晚年，他才深悔壮年时期不懂得爱惜身体，只知道拼命地赶事情，结果落下了一身病痛，贫血、腰腿疼痛这些老毛病，从那时候起整整跟了他半辈子。

　　这样不顾疲劳的努力，创作上的收获当然不会白白辜负他。在山东七年，可以说是他小说创作的丰收期。长篇小说《离婚》《牛天赐传》《骆驼祥子》《文博士》《黑白李》《上任》《断魂枪》《柳屯的》《微神》《阳光》《月牙儿》《我这一辈子》等几十部中短篇小说，和为数更多的幽默诗文，都是这一时期写成的。青岛的风光之美，他既然没有去认真地领略，在他的作品里，也就很少出现以青岛为背景的人物和故事。不过，美丽的青岛风光，毕竟在他的文学创作中留下了痕迹，短篇小说集《樱海集》《蛤藻集》《东海巴山集》，就是以青岛的特点作了书的名字。

　　最使他难忘的，还是在山东认识的那许多终生不渝的知己好友。他和洪深、王统照、臧克家、吴伯箫、赵少侯、孟超、赵太侔、丁山、游国恩、杨今甫、王亚平、萧涤非等诸位先生的友谊，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此外，山东的一些拳师、艺人、人力车夫、小商小贩，也都是他当时的座上客，互相之间无所不谈。他自己也常常耍枪弄棒，练习拳术。

　　那几年，老舍很忙，很累，总感到时间不够用的。偏偏赶上我接连生了三个孩子：大女儿舒济，儿子舒乙和二女儿舒雨。两个大孩子很淘气，姐姐能闹，弟弟蔫淘，对老舍的干扰不轻。爸爸刚刚坐下摊开了稿纸，小济过去了，大吵大闹地要去公园看猴。闹到爸爸答应找人带她去看猴子，那猴子一会儿又变成了“臭猴”，不去了。一眼瞅不见爸了，她拿过爸爸的稿子就乱涂一气，还美其名曰“小济会写字”。弟弟不像姐姐那样明闹，他爱仰着个小胖脸缠着爸爸“亲亲”，要么就让爸爸满屋子里“开步走”。小孩子们天天和他这么闹，急得他直叹气，可从来没有认真发脾气。赶到小济和小乙两个小醉鬼儿上了“疯”劲，联合起来向他进攻的时候，他干脆笑嘻嘻地放下笔，自己也变成了个小孩子，三个人闹成一团，全家人哈哈大笑。他一辈子都喜欢小孩儿，朋友们的孩子也都喜欢这个会说故事、爱讲笑话儿的“舒伯伯”。

　　只身去后方含泪分手

　　一九三七年八月中旬，二女舒雨出生才十几天，我们举家由青岛迁回济南。老舍应聘重回齐鲁大学任教。

　　这是“卢沟桥事变”一个多月以后的事情。整个济南城里，谣言时起，人心惶惶。齐大虽说开了学，可是很难正正经经地上课了。学生们一个接一个地来和老舍辞行，有的南下流亡，有的退学回家；学院准备南迁，教员们也日少一日，纷纷携家带眷去投奔乡下的亲朋。偌大的一座校园里，花木依旧，却失去了往日的歌声笑语，空空荡荡，笼罩在一片国难当头的阴云下。

　　人在危难的时候，往往变得沉默寡言。我们家里，连孩子都受到大人的影响，不哭也不闹，呆呆地望着爸妈。那一阵子，老舍每天看报，打听消息，从早到晚抱着一部《剑南诗稿》反复吟哦。陆游的“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夜视太白收光芒，报国欲死无战场”等诗句，使他叹气，来回地踱步，有时看着窗外的远天静静地流泪。我懂得他的心思。我明白，舍身报国的决心，他已下定了，只是还想不出家国能够两全的好办法。是带我们一起流亡呢，还是忍痛分开？

　　我倒在床上，瞅着身边像个小猫似的舒雨，感到万箭钻心，枕头上的泪水湿了干，干了又湿。我把他的为难之处一一都设想到了：当然最好是一家大小一起出走，我们生为中国人，死作中国鬼，决不能落到侵略者的魔掌里等死；可是，我们的身体都这么瘦弱，三个孩子大的不过四岁，小的刚刚生下来，我们娘儿四个要是跟在他身边，不正像四根绳子一样捆得他什么事情也做不成吗？而且，他事母至孝，我们全家要是跑到江南，他那留在北京的老母亲断了经济来源，让这位八十多了的老太太怎么办？思来想去，我也下了决心：成全他的报国壮志，把千斤的担子我一个人挑起来。尽管我是多么舍不得和他分开。

　　沧州沦陷的消息传到济南的那天晚上，我们再也不能不商议商议这些事情了。果然，使他犹豫不决的是老太太的生活问题和我们娘儿四个的安置问题。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他当时说话的情景：用手抚弄着小孩子的头发，半天没句话，低着头，为的是不让我看见他那湿润的眼睛。我说：“你放心地走吧，只要济南沦陷的时候我不被炸死，我一定坚强活下去。我能教书，挣几个钱把孩子们带大，给老太太送终，还不致成为大问题。反正我还是教学生认咱们中国字，绝不能给你丢脸。万一我被炮火······”看看三个不懂事的孩子，我说不下去了。老舍只是连声地叫着：“青，青······”

　　虽然这么说定了，我也给他准备好了行装，可是他还是不忍心一个人弃家出走。他把小济、小乙一手一个抱在怀里，看看我和三个月的小雨，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他放下小孩，提起箱子扭头就走，到了门外，才又折回来说了句：“要是车站没有车，我马上就回来！”

　　他极快地出了门，转眼消失了他的脚步声。那一夜，两个大孩子怎么也不肯去睡觉，要等爸回来再睡。我提心吊胆地整整坐了一宿。天亮了，他没有回来，不知道是平安地上车走了，还是路上出了事。生死不明，吉凶难卜，我的心堵在嗓子眼里。后来，一位朋友来送信，才知道由那位朋友陪他到了车站，恰好赶上一列军车，他挤一上那趟车，经徐州到武汉去了。

　　从那天起，一别就是五年。他把一点点小积蓄都留给了我们，托我代他侍奉老娘，他自己只带走了五十块钱。

　　后来我听说，他到了武汉，投身到抗日战争的洪流中去。在武汉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时候，朋友们考虑到他无党无派的特殊身份，和热心公益的性情，便于广泛团结作家艺术家，便选他当了常务理事兼总务部部长，实际上是“文协”总会的主要负责人。关于抗战八年的事情，他自己在抗战胜利后曾写过一题名《八方风雨》的长记叙文章，言之颇详，这里就不想多讲了。

　　抗战期间，他一直挂记着我们。一九三八年他给陶亢德的一封信中说：“我想念我的妻儿与女，我觉得太对不起他们，可是在无可奈何之中，我感谢她，我必须拼命地去做事，好对得起她。由悬念而自励，一个有欠摩登的妇人，是怎样地能够帮助像我这样的人哪！严肃的生活，来自男女彼此间的彻底凉解，互助互成。国难期间，男女间的关系，是含泪相誓，各自珍重，为国效劳。”我们更是天天挂念着体弱多病的他。一九四二年，他的老母亲病故了，我料理完老太太的丧事，立即带着三个孩子历尽千辛万苦，偷越日军的封锁线，在路上走了五十天到了重庆。我们这一家人又团聚了。

　　在美国写完了《四世同堂》

　　在沦陷时期的北京，我当了四年多的中学教员，尝够了国亡家破的苦滋味。“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恰恰表达了我当时度日如年的痛苦心情。孩子们也受了不少罪，在学校里挨日本孩子的欺侮，回到家里吃难以下咽的“共和面”。他们不敢说自己是老舍的孩子，都改了姓，跟着我姓胡。北京城成了活人遭殃、狐鬼横行的活地狱。

　　到了重庆，大后方的朋友们纷纷到我们家来，听我述说日本侵略者残害中国人的兽行。他们问这问那，打听得非常详细。每当这时候，老舍就点着一根烟，皱着眉头，静静地坐在一边陪着听。两三个月的时间，我把四五年间所见、所闻以及我的感想和愤恨，对着一批一批来访的朋友们反复地说了几遍。慢慢地，朋友们之间这方面的话题谈得不多了，老舍却开始忙碌起来。他仔细地询问日本侵略者在北京的所作所为，市民的反应如何，挨着个儿地和我漫谈北京亲友和一切熟人的详细情况。我说某家死了人，大家怎么样热心地去帮忙，他就把那家办丧事的一些细节绘声绘色地补充上去；我说某人当了汉奸，他就把那个人吃什么，穿什么，见了什么人说什么的神情，一一表演给我看，好像他也在沦陷区的北京住了四五年似的。我佩服他对北京和北京人的了解，那么深，那么细，那么真。这种漫无边际的漫谈，又谈了很久，终于，有一天他对我说：“谢谢你，你这次九死一生地从北京来，给我带来了一部长小说，我从来未写过的大部头。”又说：“抗战以来，‘文协’号召作家‘文章下乡’‘文章人伍’，我不能‘天桥的把戏只说不练’。你看，前几年我是集中力量写通俗文艺和戏剧，这在抗战中，非常需要，今后还得写。写好通俗文艺也非常不容易。不过，我是写小说的出身，对写小说有瘾啊！”说完，他笑了他这个人从不乱吹“想写这个”“想写那个”，而是有了十成把握再对别人宣布，对我也是如此。他一说，我准知道这部“空前大部头”的长篇小说算是有了。

　　这就是他的近百万字的三部曲《四世同堂》。

　　一九四三年动笔，到一九四五年秋天抗日战争胜利，他已写完了《四世同堂》的一、二两部：《惶惑》和《偷生》。一九四六年初，美国国务院邀请曹禺先生和他去美国讲学。三月初，他们动身赴美。在美国，他一边讲演一边参观，一边抓紧时间从事写作。他不仅完成了预定的计划，写完了《四世同堂》的第三部《饥荒》，还多出了个饶头：十几万字的长篇小说《鼓书艺人》；并帮助郭镜秋女士将《鼓书艺人》和《离婚》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

　　今年春天，有个朋友一口气将《四世同堂》从头到尾读了两遍，不住地夸好，说是小说里几十个三教九流的人物创造，生动逼真处有一点近似那位先辈旗人大作家塑造大观园人物群像的笔力。这种说法太过誉了，我不敢苟同。不过，如果说《四世同堂》是老舍花费力气最大，写作时间最长，他自己也比较满意的一部作品，还是大致不差的。小说中的这些人物当然都是虚构的，为着使人物创造有真实感，他在动手写这部小说之前，编绘过一张详细的书中人物关系表，和一张各家各户房屋居住图，某个人物住的是东房还是西房，什么门，什么窗，哪里有树，哪里是花，什么花．他都标注得一清二楚。这样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可能是小说使人读了有如临其境之感的原因之一。有趣的是，小说中的那条小羊圈胡同，不但北京实有其地，还是老舍自己的出生地，就在护国寺北边，现在改名为同音的小杨家胡同了。我曾经带着舒济、舒乙去那儿实地观察过，《四世同堂》里描写的小羊圈胡同的地形、房屋建筑和周围的环境，与现在的小杨家胡同很相似。可是他在重庆写《四世同堂》的时候，已离开当年的小羊圈三十年了。他的记忆力真是惊人。

　　“丹柿小院”十六年

　　他是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从美国回来的。一九五〇年春天，重庆解放以后，我和四个孩子（小女舒立生在重庆）才束装北上。别后四载、相隔万里的一家六口，在北京再次团聚了。我们定居在这所小院里，老舍过了十六年安定的日子。

　　十六年间，他一天不停地埋头写作。《方珍珠》《龙须沟》《西望长安》《茶馆》等二十多个剧本，和几百万字的曲艺、散文、杂文、诗歌，都是在这个小院子里写出来的。说起来可能有人不相信，他确实是天天都在写，只要在家里，他不让任何一天白白地过去。就连春节过节的时候，他也把去别人家拜年的任务分派给我，他自己留在家里接待来拜年的客人，为的是抽空能写点东西。

　　他的生活很有规律。上午，起得很早，先在院子里绕着柿子树遛弯儿，活动筋骨，理花草；七点多钟，开始坐在这间屋子里写作。孩子们都长大了，不来打扰他。熟识的朋友们也都知道他这个习惯，上午不来找他。到十二点左右，他一天的功课完成了，到下午，小院里就开始热闹起来。朋友们来访，他出去开会，各种各样杂七杂八的事情，都安排在他午睡以后的下半天里。晚上他很少开夜车，除了特殊的事情以外，一般是在家里写信，看书，或者和朋友聊天，十点来钟准时睡觉。

　　一到下午和晚上，这个院子简直成了个小社会。中国的、外国的许多文艺界同行，自然是我们家的常客；北京的、外地的各行各业的很多朋友，也爱到我们家来串门儿。老舍的态度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凡是走进这个小院的人，不管他是多么大的官儿，还是在街上摆摊卖大碗茶的，在老舍眼里，一律都是不分彼此的好朋友。往往是他和卖菜的、理发的、青年学生、退休工人谈得更亲热，油盐酱醋，家长里短，说得津津有味。

　　还有些人爱到我们家里来，是来看花儿。老舍生性爱花，喜欢小孩子和小动物。过去，他的生活漂泊无定，想养花没有条件。住进这个小院以后，他恨不得把一年四季的各种花草栽满这个小院子。我们养的花儿可说真不少，从名贵的昙花到最容易养活的“死不了”，我算来超过了一百多品种。单是菊花，就有二三百盆，黄的、紫的、绿的、圆瓣的、钩瓣的，年年还培养出新菊种。他认识许多花匠师傅，心甘乐意地当他们的徒弟，所以，我们家的花草又多又好。我是画花卉的，疼爱花草的心情和他完全一样，冬天培土，夏天搭棚子，逢到刮风下雨天，我们全家总动员抢运盆花。有一年大雨天，邻居的院墙倒了，砸坏了墙根的菊秧子，全家人难过了好几天。

　　芦席下盖着的就是他

　　老舍在这个小院里，住到了一九六六年的八月二十四日。

　　那个夏天，人们感到空前的闷热难当，天气的和政治的气压，都低得教人喘不过气来。批斗、抄家、游街、示众，直到光天化日之下活活打死人，这一类的法西斯暴行，像瘟疫一样到处蔓延，人人自危，家家不安，国家和人民的正常生活秩序整个的乱了套，多少善良正直的人被夺走了生命！在那样的日了里，多亏周总理平日的关怀和照顾，老舍住的这个小院才没出事故。

　　八月二十三日下午，老舍在北京市文联的办公室内正要开会学习的时候，突如其来的灾难降落到他的头上。他和北京市的二十多位著名作家、艺术家一起，被一些狂暴的人用卡车拉到国子监的大院里，遭到了骇人听闻的污辱和毒打。夜里两点钟，我把他接回家里来，他的头部被打破，满脸是血，身上更是青一处紫一处，几乎没有完好的地方。那一夜，他回到家很少说话，眼睛里流露出从来没有过的愤怒与痛苦。他见我十分伤心，反而安慰我，说：“你不必害怕，不用难过，毛主席是了解我的。”

　　八月二十四日上午，我要留在家里照顾他，可是他一定要我去上班，怕我不去“参加运动”要挨整。我见扭不过他，只好依着他。给他又收拾收拾伤口，临走前，我一再劝他别出去，好好在家里养几天。谁知道，我离开家不久，他也拿着手杖和一卷亲自抄写的毛主席诗词出了门。

　　从那一天起，他永远离开了我们。

　　二十四号我一夜没睡，心神不宁地给他等着门；二十五日，我到处打电话探听他的下落，都是毫无音讯。胡同里的每一点声音，我都以为是他回来了，结果，一个接一个的盼望都落了空。到了晚上九点多钟，电话响了，一个陌生人给我打来电话，让我去太平湖西岸······登时，我觉得天塌地陷了。那天，天上正下着小雨。我迷迷糊糊地上了电车，还得换车，快十点钟的时候才摸到了太平湖的西岸。那是个很荒凉的地方，又是夜里，四周空无一人。借着微弱的路灯亮光，我找到了地上有一领芦席的地方，那芦席下盖着的就是他！我摸上去摸摸他，他已经完全冰冷了！

　　强忍着剜心的悲痛，我又摸到了太平湖公园管理处，央告人家允许我打了个电话，让八宝山公墓来车拉他去火化。好久，车才开来，把他装入棺中抬上了汽车。我赶忙也爬上车，一起到了八宝山。办手续的时候，一个工作人员说不给留骨灰。人家不但不让我到里边去，想再看他一眼也不许。我痴呆地木在那里。我感到疑惑，为什么他一双白千层底的黑鞋和袜子，一点污泥也没有？深夜一点多钟了，没有一个人来理我，也不知是魂走还是人走，我只好恍恍惚惚地离开了八宝山。

　　夜静更深，雨也小了。没有星星没有月亮的漆黑的夜空，像一口黑锅覆盖着人间。雨水和泪水混合在一起，空荡荡的马路上，只有我一个人一步一步地往城里走。这是一条多么漫长的路啊，它长得似乎没有了尽头。我想起，我从北京去重庆找他的时候，路上走了五十天，好像一眨眼的工夫就走到了；我们两度离别，一次是六载，一次是四年，也像是一眨眼的工夫就又团聚了；我和他携手并肩走过的三十五年的人生旅程，我都感到太短促！只有从八宝山一步一步往城里走的这条路，太长太长了，走尽我的一生，再也不会见到他······

　　老舍去世之后，他的四个子女都受到了株连。我们这个家也是人亡家破了。

　　去年六月三日，党和政府在老舍逝世十二年之后，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我在他的没有骨灰的骨灰盒里，放进了他生前使用过的一副眼镜和两支笔。背在我和子女们身上的沉重包袱，总算是卸掉了，我们家真正获得了“第二次解放”。我想老舍在九泉之下，也会宽慰了。

　　（一九七九年九月胡絜青口述，王行之笔记。原文载胡絜青编《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一书，一九八〇年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