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春霞：苏轼《归安丘园》帖里的故事

靖中建国元年（1101年）二月，得赦北归的苏轼写信给晚辈黄寔说：

子厚得雷，闻之惊叹弥日。海康地虽远。无瘴疠。舍弟居之一年。甚安稳。望以此开譬太夫人也。

苏轼听说“夙敌”章惇被贬到广东雷州了，好几天都惊叹不已。因为黄寔的母亲是章惇的姐姐，苏轼就宽慰说那个地方没有瘴疠，不会死人的，苏辙住了一年平安无事，请老太太放心。可是，66岁的章惇真的能熬得过去吗？苏轼想想都心有余悸。

苏轼继续北行，六月抵达京口，他收到章惇之子章援的来信，请求苏轼放过他的父亲。苏轼带病回了一封信，他在信中称章惇为丞相，重申了两人几十年的老交情。还特地写了一个治瘴疠的药方，准备当面交给章援。不幸的是，一个半月后，苏轼病逝。

章惇的结局让不少人有快意恩仇的感觉。然而事实是，我们对章惇的了解太少。而为尊者讳的观念又让我们选择性忽略了苏轼自身的问题。

《归安丘园》写于元祐元年（1086年），内容如下：

轼启。前日少致区区，重烦诲答，且审台侯康胜，感慰兼极。归安丘园，早岁共有此意，公独先获其渐，岂胜企羡。但恐世缘已深，未知果脱否耳？无缘一见，少道宿昔为恨。人还，布谢不宣。轼顿首再拜，子厚宫使正议兄执事。十二月廿七日。

元祐元年是很特别的一年，前一年宋神宗崩，哲宗即位，由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一直反对变法，宋神宗一去世，她便开始将旧党陆续招回来，并逐步驱逐新党。司马光、苏轼兄弟等人都是刚刚从外地招回来的，而始终追随宋神宗、王安石的章惇正是高太后最厌恶的人。

司马光一上台就武断废除了很多变法成果，令新旧两党都不满意，包括苏家兄弟在内。章惇反应是最激烈的，那天在朝堂上与司马光争执得很厉害，惊到了高太后，太后大怒，章惇也不示弱，他早就不满意她招回这么多人，且很多人都没有走正常程序，而司马光的错也是有目共睹的，她还在袒护，于是顶撞了高太后。太后也水到渠成地赶走了章惇。

根据信的第一句话，可知这是系列信件中的一封。由于史料缺乏，无法得知此前和此后他们都说了些什么。但根据“子厚宫使正议兄执事”，可知此时章惇已经被撵出了权力中心。章惇由知枢密院事被贬到河南汝州，以正议大夫、提举洞霄宫、居汝州。待遇由二品降到八品，负责管理杭州的道观洞霄宫，但不得居住在杭州，只能居住在汝州。

这封信被认为是苏、章交恶之始，细说起来，还是有道理的，理由有二：

一是苏辙参与了“倒章”运动。章惇知道会有一大帮人弹劾他，但他没想到竟然有苏辙。因为，从他们回到京城来，章惇还与他们度过了比较美好的时光呢。

苏辙为什么要“倒章”？理由是什么？细看苏辙的《乞罢章惇知枢密院状》，几乎也找不到令人信服的证据，反而有欲加之罪的意思。苏辙说：

臣闻朝廷进退大臣与小臣异，小臣无罪则用，有罪则逐。至于大臣，不然，虽罪名未著，而意有不善，辄不可留。

这个理由听起来是不可思议的，官位轻的，无罪也用，官位重的，即使罪名不明显，但就是不能用。好吧，即使说得有道理，那章惇的“罪名”是什么呢？从苏辙列举的“罪证”来看，明显有歪曲事实之处，袒护司马光，这就不得不让人怀疑苏辙的居心。结合他在此时所写的几篇奏章，很容易明白他的目的就是要将以章惇为首的“新党”连根拔起。如果真是这样，苏辙根本就没有就事论事，而一旦以斗人为目的的行为被扩大，危害是极其严重的，这在不久的未来也的确被印证了。

二是苏轼没有出手相救。章惇的结局是发配河南汝州，52岁的他请求改配扬州，以便照顾在杭州的80岁老父亲。他一再上表，都被拒绝。按理，此时我们应该看到苏轼为朋友和正义奔走呼号，试想当年作为旧党的苏轼因“乌台诗案”入狱时，新党的章惇可是积极疏救的。苏轼到了黄州，多少人都在回避他，但章惇却经常给他写信，还给他送了很多东西，当时苏轼也是感激不已。可是目前的史料并未见到苏轼的相关言行，反而是旧党的核心成员吕公著、范纯仁在积极求情。

苏家兄弟不救章惇，是不是因为章惇真是个大坏蛋呢？据当代史学家和文学研究者的研究成果表明，章惇在政治、理财等方面有杰出才能，苏轼对章惇也有极高评价。那一生都在为富国强兵而操劳，没有以权谋私，没有贪赃枉法，没有出卖国家的人才，在落难时为何得不到苏家兄弟的救助呢？原因非常复杂，但章惇面对苏氏兄弟的表现，心情肯定是十分悲凉的。

接下来的七八年时间里，章惇在谪居中屡受弹劾，其中竟然还有苏家兄弟的影子。所以，如果说章惇在忍辱负重和沉默中不怨恨苏氏兄弟，是不太可能的。

苏轼能理解章惇吗？在《归安丘园》里，后人看到的是云淡风轻、高山流水，这是不是苏轼的本意，又是不是章惇的本意呢？

客观来讲，苏轼是厌倦官场人事纠纷的，黄州释放后，他本来是想远离朝廷去湖州定居。像他这样的大才子，一定是过得富足又自由。但是他被高太后盯上了，再加上有那么高的官位在诱惑，他便去了。他对自己的认识很到位，所以在信里说“但恐世缘已深，未知果脱否耳”。因为脱不了世缘，才会惹来漫长的流放生涯。

章惇是不是也和苏轼一样，乐于做一个江湖散人呢？的确，他们有过游历山川的旧史，发表过《归安丘园》的诗文。但是他们有根本的区别，苏轼是文人，章惇是政治家。苏轼的快意人生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而章惇的人生理想是治国平天下，他的青春都奉献给了变法。此时宋神宗及王安石都已归去，而事业未竟，他又如何散发弄扁舟？正因如此，当宋哲宗亲政时，59岁的章惇仍然像勇士一样英勇上阵，继续他的变法事业。并且置个人安危不顾，力阻宋徽宗赵佶继拉。所以，苏轼的《归安丘园》非但不能真正安慰落难中的章惇，反而是有点不合时宜。但是，章惇还是保存了苏轼写给他的信。

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苏轼在信中所说的“无缘一见，少道宿昔为恨”，以及临终前对老朋友的关怀呢？在后人指责章惇残害苏轼时，当事人又是如何想的呢？

我们很少找得到苏轼怨恨章惇的诗文，为此，我们只能说，苏轼可能真的不恨章惇。他对自己太了解了，对章惇也太了解了。他能从黄州释放回来的路上绕道去看望王安石，也肯定会愿意去看望鞠躬尽瘁的章惇。他应该是非常希望能与老朋友面对面畅聊往事，只是他太虚弱了，只能临纸惘然，遗恨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