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滚滚长江东逝水”的明朝才子，为啥老死边陲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这首词最早出自明代嘉靖年间大才子杨慎所作的《廿一史弹词》，杨慎与解缙、徐渭被后世公推为明代三大才子。

众所周知，因为明代中期有名的“大仪礼”事件，杨沈北贬谪到云南。虽然地处边陲，杨慎却创作出了有明一代最为丰富的著作，就著述的广博来看，堪称明代第一。但他的心中却时时抱着归乡之念，和北京的当朝权贵始终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这位二十几岁就贬谪到明代边陲的才子，我们可以管窥整个明代中后期的政局。

1、与云南沐家交往非同寻常，贬谪生活条件还算优越

自明代开国以来，沐国公一系就在云南落地生根，世镇云南。杨慎与沐家关系匪浅，与总戎都督沐朝弼、黔国公沐绍勋、都督佥事沐崧、左卫指挥佥事沐绍勤都有来往，杨慎被贬之时，名为充军镇守，属沐家辖内，然而沐家诸人非但没有难为他，还对他多有礼遇。

正如他在《祭沐九华文》中所说，他与沐家“两世通家”，沐家对其“顾我于逆旅，慰我于天涯；命驾于滇社之馆，载酒于昆池之槎；或会宿于仙村，或倡和于太华” 。这固然是由于杨慎是当世文豪，才高一时，更重要的是他骨气挺拔、敢于直谏的人格受到了当时人的敬重。

除了沐家之外，顾应祥先为御史，后为巡抚，两镇云南，对杨慎也颇多照料，不仅与杨慎多有

据韦家骅《杨慎评传》考证，杨慎一生，至少六次奉戎役返蜀，最长的一次是嘉靖三十七年，直接“寓江阳者十数年”而不返滇。杨慎作为“谪戍”之人，得以多次离开戍所还乡，不能不说是云南当地的有意纵容。如此看来，杨慎在云南生活虽为充军，然则并未如同囚徒一般囿于戍所，合当是少有忧虑的。

2、大仪礼的后患，让嘉靖皇帝对杨慎“终生恶之”

然而，《明史•杨慎传》中却有这样一段话：“世宗以议礼故，恶其父子特甚。每问慎作何状，阁臣以老病对，乃稍解。慎闻之，益纵酒自放。”

由这段话可以看出，嘉靖皇帝非但没有宽宥他，反而时时惦记着杨慎的生活现状，伺机给他罗织罪名。嘉靖十六年，刑部尚书唐龙上书请赦还谪戍的一百四十二人，但世宗皇帝独不宽宥杨慎等八人。大议礼时诸臣，大都得到了宽宥，如张翀、安磐 、张汉卿等人，都得以归乡终老，而几次大赦都未提及杨慎，不能不说嘉靖皇帝对他确实是“恶之”极也。

甚至在嘉靖十七年十一月，给事中顾存仁上书说杨慎等数人颠沛岁久，请世宗宽宥，世宗却恶其欲释杨慎，将顾存仁杖责六十，发口外为民 ，其他为杨慎求情之人，皆触怒世宗而或被贬或削职。

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皇帝的意志即是百官的意向所归，因而杨慎悠游生活的背后，实际上存在了莫大的隐忧，随时都可能被嘉靖皇帝旧事重提而有性命之忧。

嘉靖皇帝对于杨慎的厌恶，除了大议礼这个重要的原因之外，还当与杨慎的性格有关。嘉靖皇帝刚即位时，杨慎担任经筵讲官，这个帝师的职位非但没有为杨慎提供进身之阶，反而使得他与世宗性格的矛盾激化了出来。

嘉靖皇帝聪明颖悟，却武断固执，而杨慎身为讲卷官时，力争以古来明君之道教诲世宗。因而这是一个向往自由、独有主见的皇帝，和一个固守臣责、严于训导的臣子之间的矛盾。

再者，杨慎身为杨廷和之后，对世宗继位有着莫大功劳，而在大议礼中，却在正统观上站到了皇帝的对立面，更使得皇帝“深恶之”。

3、朝中故旧很多，但却都不太敢为他说话

杨慎由于父亲杨廷和的关系，与朝中许多大员都有来往，曾任首辅的杨一清，与杨慎有师生之谊，对杨慎多有提点。杨慎于正德六年考取状元时，当时的主考官即是杨一清。杨一清称赞杨慎““海涵地负，大放厥词”，对他极为赏识。

杨一清于嘉靖六年升任首辅之后，本为杨慎被赦的大好机会、可惜当时多人上书，均被皇帝驳回，杨一清亦不便多提，应当是在等候嘉靖皇帝怒气平消之后再伺机营救的。

两年后杨一清罢首辅，不久后病逝，而与其有旧怨的张璁升任首辅，杨慎的这个机会就这样流失了。杨一清死后还有一些官员试图营救他，但都没有成功。

杨慎六十岁的时候，时任首辅正是父亲杨廷和的门生严嵩，因而杨慎认为既有律例规定，又有当政者的照料，还乡应当问题不大。甚至在《与云南当道书》中写道“当国者介翁极相悯念，必欲使归，此至顺至易之事也” 。

然而严嵩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深谙世宗心理，当杨慎的归乡申请提交朝廷之后，严嵩并没有为杨慎力争，更不敢私自批复，因而归乡之事，也就搁置了下来。

可以看出杨慎被贬云南的几十年间，始终是知道嘉靖皇帝还在暗恨自己的，因而心中也相应地充满了一种忧患之感，时不时地想起世事之险恶，如在《海估行》中就写道“翻身惊起蛟龙睡，血污清泠竟不归”，这种心态一直持续了几十年之久。

4、超脱的心态，使得杨慎最终战胜了命运

在明代，到云南有三条，都非常艰险，云南实属于“蛮荒之地”。杨慎在云南，实际上对自己的命运有着清醒的认识，杨慎始终有一种“况浮生若梦，为欢几何”的狂放心态：与其战战兢兢地度日，不如在诗酒之中潇洒一生，因而就显出几分旷达与超脱来。

在安宁元夕，“剪剪轻风，绮罗十里香飘”的花香之中，家家团圆之际，杨慎却感叹“柳金梨雪催春早，叹他乡异节，回首魂销”，“鱼雁杳，水云重。异乡节序恨匆匆”（《于中好•元宵后独酌》）。

甚至有一年元宵节，杨慎孤坐于贵州尾酒驿，四顾无人，不自禁地自嗟身世：“寂寥孤馆坐愁人，小窗横影梅枝亚”。知音难寻，萍踪无定，加上还时刻有着朝廷之中的隐忧，就促使杨慎更深入也更频繁地对生命展开思考。

大议礼事件后，杨慎病驰万里到达永昌，几乎一病不起，之后虽然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但身体一直不好。当左右有家人陪伴时，这种伤痛还不特别明显，但当漂泊感袭来之时，就显得痛苦倍增，杨慎常常在诗文中叙说自己的病痛，如“拥单衾。病骨寒侵，争教不断魂。”

在《与同年书》一文中，他更是向同年哭诉自己年老体衰，寿命不永，催人泪下，他说：

“甲申之秋受廷杖者再，髀间痕迹磊磊，每天阴痛不可止，近来尤剧；加以目昏足软，左臂已不能持，朝露溘见，近在旦夕……在滇居者一妾二子皆幼弱，一旦奄忽……死者为滇海之游魂，生者为异域之乞丐，必矣”。

这时候就看出，史书上留名的人物，一定有自己的过人之处。杨慎在命运的玩笑面前，绝不沉沦，更不会郁郁而终，而是在云南不断游历，所到之处都留下当地流传的作品，一方面还做着考证学问，《升庵诗话》是明清时期重要的文论集，甚至对金石学、目录学、训诂学都有研究，并都写出了名重一时的学术著作。

此外，杨慎作为一代文豪，对边陲之地的教化也有很大贡献，至今云南不少地方还有“升庵祠”（杨慎字升庵），更留下了“滚滚长江东逝水”这种传世名作。不能不说是逆境中的心态，使得他战胜了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