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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一批知青从北京来到了黑龙江八五二农场。
在这批人里，有一位高高瘦瘦的青年，他喜欢听古典乐唱片，也喜欢鼓捣机床，琢磨载波广播系统，他叫周小川，此时刚刚从北京八中毕业。
他的父亲周建南，因为在文革开始后仍坚持对生产秩序稳定的维护，遭到了冲击，被免去了一机部领导岗位，下放到河南罗山“五七干校”。父亲命运的转折，对于周小川来说，继续求学已无可能。
在东北，周小川一待就是四年。直到1972年，也就是父亲恢复工作的前一年，23岁的周小川作为工农兵学员，前往北京化工学院读书。
同在这一年，19岁的陕西小伙高西庆还在参加襄渝铁路建设。
在大学毕业之后，周小川被分配到北京市自动化技术研究所。两年过后，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周小川考上了机械科学研究院的研究生。看起来，他这一生必定要与机械打交道。
但周小川的兴趣很快便发生了转向。在读研期间，周小川开始研究经济，他利用以前学到的系统工程的方法，对经济领域最优化、预测等技术问题进行分析。
1981年，周小川提出一套经济中长期发展的模型，这是国内最早通过数量化模型方式进行经济分析的研究，这引起了中共最高领导层的注意。
1986年，周小川正式担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的委员，进入经济系统。而此时的高西庆，刚刚获得美国杜克大学的法学博士学位，并留在美国华尔街律师事务所工作。
高西庆（左二）与1981届研究生同学合影 1988年，是两人交集的一年。在3月份，高西庆、王波明等留美学生写成的《关于促进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化和规范化的政策建议》受到了高层的重视。在7月份，时任中农信总经理的王岐山和中创总经理的张晓彬发起了“万寿宾馆会议”，高西庆八人受到重用，并起草了《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
会议之后，时任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助理的周小川也加入到中国证券业筹办工作之中。
学术风格浓厚的周小川，终究发现自己独木难成林。彼时的中国为了融入世界，也为了打造市场经济，正对自己的经济金融体系进行深刻而全面的改革，可这就碰上了一个巨大的难题：
体制内懂得西方那一套的人，实在太少太少了。
于是，周小川力排众议、上书请命，力主引入一大批“海归”高材生进入体制，并委以重任，其中就有李青原（曾任证监会国际部主任）、王巍（万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等，以至于在部分监管机构内部，都以说英语为荣。
虽然周小川是“土博”，教育阶段从未离开过国内，但开放的思维、包容的心态，使得他成为了中国金融领域海归派的代表人物。
02
2000年，周小川正式出任中国证监会第四任主席，并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比如变“审批制”为“核准制”、引进国际会计准则、出台“退市令”、对操纵股价的违规行为进行严厉处罚等。
在这一年，担任世界银行总部发展部公司治理局治理专家的童道驰被周小川喊回国，进入证监会工作。此时的童道驰刚刚在美国兰德公司研究生院获得博士学位。
根据证监会人事处2001年初的统计，证监会中的“海归人士”数量近50人，占证监会总人数的20%，且多数成为各部门的正、副职。
海归的精英们，也在体制内生根发芽，并以火箭般的速度成长。
之前提到的华尔街律师高西庆，回国第四年就已经是正厅长级的中国证监会发行部主任兼首席律师了。此后，他还先后担任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副部级）、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正部级）。
那时，赶上了历史的行程的金融界精英们，迎来人生飞跃。由海归派塑形的中国证券市场不断规范化和制度化，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之貌。
然而，2001年下半年，上证指数开始暴跌，一直从2001年6月14日的2245点跌至2005年6月6日的1000点。比起这个跌幅，后面的那几次“股灾”，不过都是小case。
在外界的批评中，以周小川为代表的“海归派”的业务能力受到了质疑：中国证券市场是否应当按照西方制度进行移植？
一时间，“不懂国情”、“照搬硬套”的声音从四面涌来。
2002年12月5号，周小川在题为《中国资本市场的组织结构》的演讲中系统地阐述了其一贯的市场化观点：“市场机制能够调节的，就让市场去调节，解除管制也就成为必然的趋势。”
这是周小川离开证监会前最后一次就资本市场问题公开讲话，相信市场的周小川依然执拗。
随后，周小川离开证监会，转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这位被官媒称为“最难搞懂”的行长，开启了长达十五年的执掌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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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这一年，这波涛涌动又百新萌生的2002年，迎来了新行长的中国人民银行，内部人事正调整悄然展开。
毕业于伊利诺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北京人易纲，正式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秘书长，并在2年之后担任行长助理。
2004年，哥伦比亚大学金融学博士张新、哈佛斯坦福双料博士李波和加州大学国际金融学博士张涛“空降”人民银行，分别出任金融稳定局副局长、条法司副司长和研究局副局长，直接从绝大部分公务员终生都难以企及的副司长级开始了他们的仕途生涯。
除此之外，斯坦福大学经济系博士方星海、得克萨斯大学金融学博士宣昌能、芝加哥大学商学院MBA学位的祁斌等人也在这一时期入职证监会。
现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的潘功胜也曾在1997年10月到1998年9月间赴剑桥大学进行访问。
真是人才荟萃，精英璀璨。
虽然“海归派”在金融系统中的位置愈发重要和稳固，而外界的争议却也始终不歇。
在保守人士看来，海归的精英思维、精致讲究，以及西方式的观念和行事方式，都受到指摘。尤其是“不接地气”这点，在这个工农红军建立的国家里，风格颇为格格不入。
2014年，61岁的高西庆提前卸任，离开中投公司，进入清华大学法学院任教。
4年之后，周小川卸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职务。易纲正式接任。
虽说利率有涨有跌、指数有起有落，无论如何，作为海归派掌门人的周小川的历史地位是堪称赫赫的。
作为改革派的先驱之一，作为“摸着石头过河”时期最开放的勇士之一，也作为建国以来任期最长的央行行长，他影响力最大的十五年，是中国通胀水平最低和最稳定的时期之一，也是央行资产负债表快速扩张的时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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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川虽然卸任，但“海归派”依然发光发热。
在2018年，十八年前由周小川喊回国的童道驰在历任证监会会国际合作部主任、商务部部长助理、湖北省副省长等职之后，正式担任海南省省委常委、三亚市市委书记。
此时的童道驰只有51岁，是海南省委党政班子中最年轻的一位。更令人吃惊的是，他只有15年的党龄。没错，童道驰在2004年才正式入党。这在省部级领导干部中极为少见。
之所以能够如此迅速地晋升，与童道驰在证监会期间的工作密不可分。在这一阶段，童道驰多次主持参与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谈判，包括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区政府签署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大陆与台湾签署的《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等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履历相当丰满。
而1972年出生的哈佛斯坦福经济法律双料博士李波，去年刚通过跻身中国侨联副主席完成副省级跨越，并在两日前堪堪空降重庆，担任金融副市长，是全国最年轻的副省级官员之一。
任职期间，李波曾参与负责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相关工作，《反洗钱法》、《外汇管理条例（修订）》、《征信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中都有他的辛勤与汗水。
而之前提到的海归精英们更不用说了，如今，已都成长为我国金融监管领域真正的中流砥柱：
张新，现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
宣昌能，现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
张涛，曾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后调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
方星海，现任证监会副主席；
祁斌，现任中投公司副总经理……
这些名字，也仅是盛景一角罢了。是的，中国金融界如今的高知“高管”阵容，已全然不输给世界上任何一个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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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嘴再提一句，外贸，亦是“海归派”和“国情派”常能碰撞出有趣火花的领域。
外贸是金融的近亲，所碰到的情况其实和金融系统的海归官员们很类似。
1997年，毕业于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湖南人龙永图担任外经贸部副部长，成为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
在龙永图后来的回忆中，曾亲口谈到：“中国谈判代表团的规模越来越大，实际上各个部门参与的谈判代表，一个方面是代表我们中国谈判，说得难听一点，一个方面是监督龙永图是不是出卖了他们部门的利益。”
1999年，中美就谈判的核心——中国农产品的贸易问题达成了一致，握手言和的中美关系使得高层非常高兴，并马上宣布了这一消息。
但是在5月份，美军轰炸了中国驻前南斯拉夫大使馆。国内一些人开始对龙永图积极推动入关的意图嚼起了舌根，并揪住“与美国人一对一小范围英语交流”这些细节不放。
加入WTO之后，虽说中国经济迎来更快速成长的时期，可有关中国民族产业受到的冲击，仍常使得龙永图处于争论的旋涡。
正像现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的自述所言：“在推进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我始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周小川和龙永图们也是如此，在感受到世界的脉搏之后，他们毅然走着这条接轨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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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近代中国就是一部“学洋又排洋”的历史，是一种“羡洋又惧洋”的心态。
面对留洋归来的高官，人们总是既喜又疑：多年国外生活，是否还是“自己人”？
事实上，除了金融外贸这一较为“洋气”的领域外，其实，中国有过留学经历的高官的数量远比我们想象中多，而且，新中国一直有海归从政的传统。
在建国之后，中央第一代领导核心，即毛刘周朱陈林邓七大常委中，除毛泽东外，其余6人均有在国外学习和工作的经历；中央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曾经先后多年留学法国、苏联；而在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中，江泽民、李鹏、李岚清等都曾留学苏联。罗干、张德江等则有就学德国和朝鲜的经历……
2016年，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所作的《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6）》显示，留学人员参政议政的意愿是比较高的。而从第16届、17届、18届中央委员会中的海外留学人员来看，其比例虽小，却是不可忽视的存在。
在工作部门上，海归集中在教育、金融、贸易和外交领域。
与第15届中央委员中的海归集中在苏联和东欧学习不同，第16、17届中央委员中的海归派大多在西方和日本接受教育。
而在第18届中央和地方省部级以上的领导干部中，具有海归背景的领导干部达到65人。在中共18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当中，拥有海归背景的人数有40人，占比11.3%。
国务院部委正副部长中，海归比例高达17.6%。从留学国家的分布来看，在美国留学的比例最高，达到了49%。
就目前而言，体制内的“海归”官员主要分两种：一类是先出国留学，学业有成后归国从政；另一类是在国内从政并取得一定成就后，被选派到海外留学或培训。而第二类官员所占的比例较高。
在第一类官员中，现任北京市市长的陈吉宁是这条进路的典型。
而在第二类官员中，现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刘鹤则是代表。
在日趋庞大的海归官员群体中，不同的领域，海归的晋升也呈现出不同的进路，甚至还各有特色。
除了之前提到的金融外贸等“洋气”官员外，接下来，镇长小助还将就其他领域的海归官员晋升之路的专题继续推进，欢迎各位读者继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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