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风云(2)：大跃进失败后毛泽东反守为攻

中国大陆的1960年代在中国共产党当局所谓的“自然灾害”中开始，但气象资料显示当时中国没有全国范围的自然灾害，而中共高级领导人后来也承认，导致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饿死的经济灾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中共最高领袖毛泽东在1950年代末强行推行的一系列灾难性经济政策到了1960年代初难以为继，毛泽东不得不承认错误。但面对来自中共党内的批评声音，毛泽东很快便反守为攻，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从而为后来祸害中国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铺平了道路。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与会者包括全国县委书记以上干部，有七千多人参加，史称“七千人大会”。那次史无前例的大会是在毛泽东大力推行的生产“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经济大灾难、饿死千百万人的大饥荒的大背景之下召开的。

召开那次大会的本来的目的是总结“大跃进”经验以及谋划如何更好地征购粮食。当时，中国农村许多地方出现严重的饥荒，粮食征购困难，京津沪大城市的粮食供应不保。

中国资深记者高瑜在饥荒年代是中学生。她说，连续几年的经济灾难导致在风调雨顺的年代饿死人，并不是中共当局在某一方面因为缺乏经验的失误导致的，而是中共专制独裁统治的全面配套措施造成的。 

高瑜说：“从1958年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当年就有人饿死了。从1959年60年、61年，毛泽东（在经济上乱指挥导致）饿死人主要就是这三年。这三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还在搞原子弹。本来中国还可以开国库救济灾民（但也没有）。”

批评者指出，在国家极其贫穷，人民在饿死的情况下投入国家有限的资金研发核武器，这种做法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做法，也是朝鲜金家王朝的做法。 

由于中共当局在强行推行灾难性的经济政策导致经济灾难，1962年1月到北京参加中共七千人大会的许多干部以不同的方式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表达了他们的不满，使大会脱离了中共最高领导层最初设定的议程。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虚晃一枪的自我批评，声言作为中共中央领导人，他要承担中央的责任。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当时的中共副主席兼国家主席刘少奇在大会上做了脱离讲稿的发言。他在坚持宣称毛泽东提出的经济建设总路线是正确的前提下，对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的最高当局瞎指挥造成的经济灾难提出了批评。刘少奇援引地方干部的话说，过去几年的经济灾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刘少奇的讲话说出了众多与会干部想说而不敢说的心里话，与会干部以长时间的雷鸣般的掌声表示赞同。有参加会议的人说当时的掌声持续了5分钟，有人说持续了10分钟。毛泽东当场表现出对刘少奇讲话感到不快，并由此下定决心打到刘少奇。毛用来打到打垮刘少奇的途径是刘少奇在1940年代带头在中共党内所鼓吹的毛泽东的神一般的地位。 

不过，面对参加大会的各级中共干部的不满乃至愤怒，毛泽东在1月底提出延长本来预定要结束的大会，让与会干部在北京继续开会，留在北京过春节，把大会开成干部们的“出气会”，“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 在中国许多地方许多人饿死的当时，一天两顿干饭（两干）是一种的奢侈，千百万中国人半个月一个月也难得吃一顿干饭，许多地方的民众只能吃草根树皮甚至观音土充饥。

观音土又名高岭土，是陶瓷制品的坯体和釉料以及粘土质耐火材料的重要原料。观音土并没有营养价值，吃多了会造成消化道堵塞和死亡。但成千上万饿极了的中国人以吃观音土来填充肚子。据有经验的人介绍，观音土的一种吃法是清蒸法，即先把观音土筛细了，添水，与野菜一起揉成一个团子，蒸熟，像吃窝窝头一样咽下去。

七千人大会对中共过去几年导致连续的经济遭难的经济瞎指挥政策做了调整，中共中央和中共省级领导人也不得不承认一些错误，劳民伤财的生产“大跃进”和“大炼钢铁”不再继续，将农民的劳动所获一律收走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的政策有所放松，准许农民经营小块的自留地生产自己所需菜蔬食品，中国的经济由此迅速出现转机，饿死人的现象消失，中国人开始得到一点喘息。 

“阶级斗争”再度成为纲领

1962年9月24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了全会。中共中央委员82人出席会议，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列席了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再一次批判了所谓“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

中共所谓的“单干风”是指跟“人民公社”背道而驰的农民为自己谋生存的生产活动；“翻案风”是指为在1959年因委婉批评毛泽东的灾难性经济政策而被毛泽东打成反党集团头目的前国防部长彭德怀翻案的动向；“黑暗风”则指批评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推行的灾难性经济政策的批评意见。毛泽东声言那些意见居心叵测，是把中共的统治说成一片漆黑。 

关于当时使中国政治风向陡然逆转的中共八届十中，中共官方的说法是：

“全会发表了公报。《公报》根据毛泽东的观点写到：‘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 

在中国刚刚从连续几年的中共也不得不承认的经济灾难中刚刚开始恢复之际，毛泽东为什么要如此迫切地重提而且要如此强调阶级斗争？ 

毛泽东反守为攻抢占制高点

学者胡平认为，这是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之后不得不承认错误、以刘少奇为首的务实派获得了巨大的声望，他（毛泽东）的个人威信则降到中共七大以来的最低点之后，一贯信奉“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的毛泽东所采取的反守为攻、卷土重来的战略，其目的就是为他自己在中共党内抢占制高点、重新夺回对中共的绝对控制权。 

胡平在一篇研究文中写道：

（中共的独裁统治造成连续不断的经济灾难，）“不仅仅是毛泽东的个人权力，包括整个共产党的权力，都面临1949年（武装夺取中国大陆政权）以来的最大危机。深刻的危机意识激发起中共上层的一体感。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具有强化政权震慑力的作用，所以能得到（中共）党内同僚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谁还敢进一步批评（直接导致经济灾难的所谓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谁还敢追究三年大饥荒的责任呢？谁还敢议论毛泽东的是非呢？于是，不是靠别的，而是靠着共同的犯罪感，中共高层达到了新的团结。而罪魁祸首毛泽东则理所当然地又成为这个犯罪团伙的无可质疑的最高领导人。” 

中国历史学者章立凡则从另一种历史的角度对毛泽东在1962年突然再大讲阶级斗争提出了见解： 

“1956年中共的八大提出中国的阶级斗争结束，今后主要是生产斗争，向自然开战，国内主要矛盾不是阶级斗争了，而是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八大路线实际就是后来文革结束以后中共（兜了20多年的大圈子再）提出的所谓以经济工作为中心。但毛泽东不同意这个。八大其实是毛泽东的（大权在握可以一言九鼎的）权力受到了威胁。八大也把（毛泽东在中共党内赖以获得神一般的地位的）‘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从中共党章里去掉了。” 

章立凡指出，毛泽东从1956年起一直对让他得以在中共党内和中国全国得以纵横捭阖、打击中共党内外的异己的阶级斗争问题耿耿于怀；1956年的时候，因为刘少奇和周恩来他们搞反冒进，实际上中国经济方面的指挥权已经不在毛泽东手里了。毛对此非常不高兴，在1957年发动大鸣大放百花齐放运动本来也是为了对中共党内限制他的权力的力量反戈一击，结果没想到运动失控，许多人批判中共的专制独裁。毛泽东再发动“反右”运动把批评者打下去，把上百万知识分子及其家人打入另册加以迫害，然后再反动“反右倾”，生产“大跃进”运动，重新夺回了对制定经济政策的控制权。 

章立凡说：“然后（就发生了连续几年的经济灾难，）到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实际上毛的声望已经非常低落。刘少奇讲‘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刘的冲突越来越激化。刘少奇当面也跟他争论，说是饿死那么多人是要上书的，意思是要写进历史的。毛之所以重提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实际上就是在七千人大会之后就把刘少奇当作是一个要清除的主要对手。”

习近平父亲习仲勋落难 文字狱规模空前 

在重新强调阶级斗争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小说《刘志丹》受到了批判。毛泽东赞许性地引用他的政治打手康生的话说，“利用小说反党，这是一大发明”。会议决定成立两个审查委员会，分别对彭德怀、习仲勋的所谓“反党集团”案进行审查。 

彭德怀当时已经被解除了中国国防部长的职务。彭在1959年中共中央庐山会议上对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最高当局瞎指挥造成经济灾难的问题提出了委婉的批评，毛泽东立即对彭德怀进行了无情打击，声言彭德怀是别有用心，组织反党集团，企图篡夺中共的领导权。毛泽东提出的彭德怀别有用心企图反党篡党的一个证据是，彭德怀对他毛泽东强行推行的造成大灾难的经济政策提出批评，说是该经济政策“有失有得”，“把‘失’放在‘得’的前面，反映了彭的灵魂深处。”彭德怀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迫害致死。

习仲勋是中共现领导人习近平的父亲，当时是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作为中共的老革命。尽管习仲勋跟小说《刘志丹》没有多少关系，尽管习仲勋根本就没有任何借该小说来为自己树碑立传并进而谋求夺取中共领导权并取代毛泽东的意图，毛泽东依然决定对习仲勋进行无情打击。

习仲勋为什么会遭遇这样的厄运呢？ 

学者胡平解释说，当年中共在苏联支持下进行颠覆中华民国的暴力革命，受到国民党政府的围剿，在中共所谓的战略大转移实际上则是大溃逃的路途上，中共中央红军偶然得知陕北还有一块中共根据地没有给国军攻下，于是就临时决定投奔陕北；中共陕北根据地的领导人是刘志丹、高岗、习仲勋。于是，中共党内就一直有“陕北救中央”的说法；毛泽东以及中共中央其他人对此耿耿于怀，因为这种说法有损于中央英明的形象。刘志丹1936年阵亡，死因离奇，高岗在中共建政后于1954年被打成反党集团头目，自杀身亡。

胡平说：“你现在出了《刘志丹》这本书，为刘志丹树碑立传，这当然就触及了毛泽东的一个历史上的心病。因为中共党内高层心里都很清楚，中央对不起他们陕北帮，当年要是没有陕北帮，中央就根本完蛋了嘛。结果后来（陕北帮没有得到什么奖赏，还）把陕北帮整成那个样子。虽然那本书是歌颂老一辈革命家，而且也没有对中央，对毛有任何批评，但这触到了毛的一个心病。” 

中国资深记者高瑜说，中共当局多年来一直回避提及的一个历史事实是，毛泽东以小说《刘志丹》发难展开的大规模的文字狱式的迫害在拥有丰富的文字狱传统的中国历史上也是骇人听闻的。 

高瑜说：“整个一个陕北，甚至（小说作者、刘志丹的亲属）李建彤下去采访，给他带路的当地老乡都被打成反党集团成员。当时作者下去要了解刘志丹当年战斗过的地方，当地看到是北京来的人要来了解情况，志丹县的人非常热情，给她派个老乡带路，就这样的带路的老乡。”

据信小说《刘志丹》案牵连60,000多人，被迫害至死的有6,000多人。究竟具体有多少人因为习仲勋被大发威风的毛泽东打成反党集团首领而受到牵连，有多少人被迫害致死，中共当局至今没有一个正式的数字公布。 

为何依然崇拜毛泽东 

由于小说《刘志丹》案，习仲勋及其家人，包括习近平本人也受到牵连和毛泽东政权的迫害。2013年10月，习仲勋的遗孀、习近平的母亲齐心发表署名文章，这样回顾了在习仲勋被打到十年之后的带着习近平的两个姐姐齐桥桥和齐安安、习近平和弟弟习远平第一次探视被监禁的习仲勋的情景： 

“我早有思想准备，心里一次次地嘱咐自己‘一定要坚强’。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当仲勋见到我和孩子们时，一生坚强的他流下了眼泪，连连说：‘这是高兴的，这是高兴的。’由于多年分离，他分不清哪个是桥桥，哪个是安安，更认不出已经长成小伙子的近平和远平了。”

在观察家们看来，毛泽东不讲法治，不讲中共党章，不讲情理，不讲人性，利用其独裁地位进行肆意迫害的做法，使包括习近平本人在内的千百万中国人深受其害。在毛泽东死后复出重返中国政坛的习仲勋生前多次公开表示对大权独揽的独裁做法深恶痛绝，认为这种做法给中国带来严重的祸害，中共应当进行制度改革以避免这种祸害在中国重演，中国应当制定法律法规保护不同意见。

然而，习近平却在上台之前和之后多次公开展示他对毛泽东情有独钟，并对毛泽东的大权独揽和个人崇拜的做法表示欣赏和亦步亦趋。习近平主导的中共宣传部门强调中国以及中共就是要由习近平“一锤定音”，“定于一尊”，不得“妄议”。以言治罪在习近平掌控下的中国大陆再度盛行。

这种现象应当怎样解释才好？学者胡平表示，最合乎情理和直接了当的解释大概就是，由于从小耳濡目染的是权力至上的教育，习近平以及许多中共高级干部的后代（即所谓的“红二代”）缺乏基本的是非道德观，甚至缺乏文明社会的亲情观；这就是为什么在毛泽东疯狂迫害他们的父母长辈的时候，红二代几乎没有人为自己的父母说话，而是按照权力最大的毛泽东的说法谴责乃至诅咒自己的父母。

胡平说，太多的中共高干子女缺乏人性，缺乏亲情，缺乏是非观，缺乏道德价值观，因为他们认为在这世界上只有权力和利益才是真正的价值，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的中国人在说，“毛病不改，恶习难除”，“习近平不是习仲勋的儿子，而是毛泽东的孙子”。

胡平说：“就像（被习近平打入监狱的中共前高级领导人、中共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自己说的，按理说我不应当喜欢毛泽东，我父亲因为文革和其他运动被整了22年，我自己也坐过监狱，但是我想来想去，中国只有走毛泽东的道路才行。当然他没有清楚地说明他想来想去究竟是怎么想的。因为这中间有许多奥妙不足为外人道，是不能跟外人说的。其实，习近平和薄熙来所看重的毛泽东的道路无非就是毛泽东的那套统治术、权术。

“虽然他们的父辈身受其害，但他们在其父辈受毛泽东之害的时候，他们一方面是痛恨毛泽东，但另一方面也是相当佩服毛泽东。在他们看来，他们的爸爸那样的大英雄都让毛泽东收拾得服服帖帖。他们就这样喜欢上了毛泽东的统治术。所以他们上台以来，从薄熙来的‘唱红打黑’，到习近平的许多做法，其实习近平的许多做法都跟薄熙来的‘唱红打黑’很相似。从（不讲法治的以腐败治腐败的）反腐败，到加强意识形态控制，这些等于是放大版的‘唱红打黑’。总之，他们所欣赏的就是毛泽东的这种统治术，这种权术。这其中还包括个人崇拜。”

中国共产党现任总书记习近平的亲生父亲习仲勋在1962年被毛泽东打成“反党进团”首领，受到种种迫害，一度带着脚镣被单独监禁好几年。直到1978年，也就是在毛泽东死后两年之后，习仲勋才得以复出。 

掩盖基本历史事实 

1960年代上半，除了1962年的中共七千人大会议及半年多之后的中共中央全会扩大会议重新提出毛泽东所强调的阶级斗争之外，中国大陆发生了有很多重要的历史事件，但中共当局对那些事件不是讳莫如深，就是轻描淡写，不提供有关事件的关键性背景和来龙去脉，使中国年青人难以了解和理解对当今中国依然有重要影响的许多基本事实，其中包括： 

——从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初，到底有多少中国人死于中共当局在风调雨顺的那几年里制造的人造“自然灾害”和大饥荒依然是中国的国家机密；眼下有关中国人造大饥荒饿死人的数字在250万人左右到4000多万人之间，中共当局对它在中国制造的人工“自然灾害”和大饥荒的讨论和研究严加限制，有关中共不良记录的讨论或评论会被迅速封杀。

——几十年来，中共将那场延续几年的人造大饥荒称作“三年自然灾害”，并宣称当时苏联向中国逼债加剧了饥荒造成的困难；但随着时间推移，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发现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国并没有发生全国性的灾害天气，实际上中国在那几年大部分地区都是风调雨顺，而所谓的苏联在中国遇到灾害期间趁机逼债之说则查无实据，中共又改换了说法，改为“困难时期”，但不提困难是如何造成的，谁造成的，不提当时在中国许多地方，农民被迫去参加所谓的生产“大跃进”，去“大炼钢铁”但实际上只是耗费不计其数的人力物力炼废铁，到了农作物应当收获的时候也不能去收获，粮食白白烂在地里，胆敢擅自去收获粮食的人会遭到无情打击。

——毛泽东在1962年重新提出必须重视阶级斗争，给中国造成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并且影响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再度公开提出不能忘记阶级斗争）。在毛泽东重新强调要大讲阶级斗争之后，宽泛无边又可以不讲证据、不讲道理、将批评对象置于死地的做法成为中国的常规；在1960年代上半期，有官方背景的人在有关社会问题或学术问题的讨论中无限上纲、打棍子扣帽子且不准对方反驳的批判盛行。这种从对敌斗争、阶级斗争着眼的批判在今天的中国重新抬头。

历史照片：（前排左起）中共高官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王力、杨成武、姚文元、戚本禹和关锋参加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1967年4月21日)

历史照片：（前排左起）中共高官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王力、杨成武、姚文元、戚本禹和关锋参加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1967年4月21日)

毛泽东的爱将姚文元在1965年11月发表的、并得到毛泽东本人的赞扬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被普遍认为是这种打棍子扣帽子式的批判文章的典型和典范，其中的名句包括：“我们认为：《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它虽然是头几年发表和演出的，但是，歌颂的文章连篇累牍，类似的作品和文章大量流传，影响很大，流毒很广，不加以澄清，对人民的事业是十分有害的，需要加以讨论。在这种讨论中，只要用阶级分析观点认真地思考，一定可以得到现实的和历史的阶级斗争的深刻教训。”

——作为重新强调阶级斗争的一部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当局在1962年发动针对农村干部的所谓“四清运动”（一开始是“清工分，清账目，清财物，清仓库”，后来扩大为“大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中共的一线领导人刘少奇积极参加这场全国性的阶级斗争，刘少奇派遣妻子王光美亲自下乡参加和领导运动，总结出一个所谓的“桃园经验”并得到毛泽东的欣赏和转发。众多的农村干部在“四清”中受到迫害打击，使刘少奇、王光美招致民怨，为后来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到并整死刘少奇、长期监禁王光美（其官方罪名之一是美国的战略特务）奠定了直接的群众基础。

——在全国数以百万千万计的人饿死的时候，中共领导层继续保持其奢侈的生活方式，因此可以不计代价地连续几年推行毛泽东力主的灾难性政策。毛泽东的厨师1961年4月给他制订的菜谱包括：蒸鱼卜丁、铁扒桂鱼、煎（炸）桂鱼、软炸桂鱼、烤鱼青、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百烤鱼、烤青菜鱼、菠兰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虾面盒、炸大虾、咖喱大虾、罐焖大虾、软炸大虾、生菜大虾等等。

在这样的菜谱曝光显示出“人民领袖”毛泽东并没有像其宣传机构所长期宣传的那样与人民同甘共苦、听到有人饿死的消息悲伤得流泪、寝食不安之后，为毛泽东辩护的人声言，拿这样的菜谱大作文章是误导和污蔑，那个菜谱只是菜谱而已，并不表示有人确实是给毛泽东做了那些佳肴给他吃了。 

但已经被习近平当局强行关闭的《炎黄春秋》发表的一篇文章显示了在中国人民遭受大饥荒许多人饿死的年代，中共上层的奢侈生活方式的一个小侧面：“1959、1960、1961三年的时间，茅台酒合计产量为2079吨，其中出口139.86吨（《茅台酒厂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第63、70页），1939吨为中国人自饮。在那个年代能饮茅台酒的当然不是普通百姓。生产这些酒需要多少粮食呢？根据茅台酒厂历年使用原粮统计，这三年实际用粮是2260万斤，其中高粱1085万斤，小麦1175万斤。换算合计1.13万吨。（《仁怀县志》，第553页）”需要指出的是，在当时的人造大饥荒年代中，生产茅台酒所需要的粮食能全部生产，很大一部分是从外地调入。 

——中共在1956年举行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从苏联斯大林大搞个人崇拜给苏联造成严重灾难、使众多苏共干部被迫害致死的教训出发明确禁止个人崇拜，并把“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从中共党章中移除。从1940年代以来，毛泽东执掌的中共当局将 “毛泽东思想”宣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从而使毛在中共党内获得了神一般的地位，因为中共当局认为，毛泽东思想即真理的最佳代表者和阐释者，就是毛泽东本人。

然而，在1960年代前期，“毛泽东思想”卷土重来并被捧上更高的地位，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由此更上层楼。毛泽东提拔和重用的国防部长、后来成为他的副手和接班人的林彪1964年大力提倡“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毛泽东借助由“毛泽东思想”而来的神一般的地位，不但连续发动政治运动让全中国亿万人受害，而且也迫害中共高层干部，后来也发动“无产阶级大革命”，将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和他一度的接班人刘少奇以及众多的中共高级干部迫害致死。

刘少奇被毛泽东通过其妻子江青等人操控的“红卫兵”迫害的时候，他的一个罪名是他反对“毛泽东思想”。刘少奇对这个罪名提出了反驳，说这个罪名虚假不实，因为他一直拥戴“毛泽东思想”，当初“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是他最先在中共党内提出的。现在外界还不清楚刘少奇这么说是他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而采取的一种策略，还是他一直不明白“毛泽东思想”以及毛由此而来的可以肆意生杀予夺的神一般的地位是导致他（刘少奇）深陷绝境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