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70年风云(3)：文化大革命，一场残酷的笑话

中国共产党独裁者毛泽东所发动的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化大革命，文革）从1966年正式开始并延续10年，直到1976年毛泽东死去才收场。掌控中国的中共在1980年代做出正式决议，承认文革是一场“浩劫”。但文革从一开始甚至没开始就成为一个争议性话题，而且是一个争议性极大的话题，争议各方各持己见互不相让。然而，就文革的残酷和文革是一场笑话而言，争议各方似乎没有争议。

文革对中国大众的残酷

就残酷而言，在许多观察家看来，文革给中国在成的残酷破坏和毁灭可谓罄竹难书。文革中，以革命的名义，以保卫毛主席，保卫（中共）党中央的名义进行的抄家、打砸、强暴性侵、酷刑杀人的案件普遍发生，并得到中共当局的纵容、鼓励、支持、赞美。

文革捣毁或焚烧了不知多少文物，古建筑，寺庙令人痛心，文革对中国人性命的肆意践踏更令心理正常的人感到毛骨悚然，其中特别惊心触目又毫无争议的残酷例子包括：

——自1966年8月27日至9月1日，秉承毛泽东旨意并得到毛明确鼓励的毛的“红卫兵”在北京大兴县的13个人民公社共48个生产大队，对被当局所称的“黑五类”的人家实行斩草除根式的屠杀，一举杀死325人，其中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38天，有22户家庭被杀绝。在文革中被红卫兵虐杀的人也包括一贯高唱毛泽东赞歌的中国文人、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一个儿子；在毛的红卫兵虐杀其儿子之前和之后，郭沫若持续唱毛泽东的赞歌，直到毛死去。

——毛泽东的红卫兵在文革中对没有能力自保或逃跑的人的虐杀不仅局限于北京大兴县一地，在中国许多其他地方也普遍发生，只是大小规模不同。这种不讲任何法律甚至不讲任何人性的虐杀得到毛泽东本人的怂恿和鼓励。

1966年8月，红卫兵打死人的事件被汇报到毛泽东那里时，毛反对发出制止打人的《紧急呼吁书》，并在8月23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讲话指示：“北京太文明了！”“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流氓也是少数，现在不要干涉。”1966年8月下旬，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秉承毛泽东旨意在北京市公安局发表讲话说： “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 毛泽东的红卫兵于是有恃无恐地抓人、打人、打死人。

——那些在大兴县等农村地区被杀害的人是早被当时的中共当局打入社会下层的人（相当于现在的中共当局通过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政策而制造出来的所谓低端人口），但当时中国社会的中上层人也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人下人受尽凌辱（精神折磨，肉体酷刑），有的人被活活打死，有的人则采取自杀的方式寻求解脱或逃避。那些自杀的人包括著名小说家老舍（投水自尽），中共的历史学家翦伯赞（与妻子在家中服用过量安眠药自尽）；著名翻译家傅雷（和妻子在家中自缢）。实际上，在文革当中，还有很多人因为家中住房条件拥挤缺乏自缢条件而不得不选择在公共场所，如旧式庭院的藤萝架上，公共厕所的横梁上自缢。在那一段时间，自缢的尸体成为公共场所的常见一景，许多上中学上小学的学龄儿童也有机会目睹。

文革对中共干部的残酷

在文革中被虐杀或被迫害致死的不仅包括中国社会下层的人或老舍、傅雷之类的著名专家、学者、艺术家，而且也包括中共干部，以及中共最高领导层的干部，其中包括中国国家主席、毛泽东一度的接班人刘少奇（死于肉体和精神折磨加有病不给治），中共军队十大元帅之一、一度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另一个元帅贺龙（死因与刘少奇类似），以及成千上万的中共各级干部。

在许多知晓当时的历史的人看来，最残酷又最滑稽的事情是在文革大风暴爆发之前，多年充当毛泽东的打手和杀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和公安部长罗瑞卿被毛泽东怀疑，旋即被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拿下并抓捕，接着受到严酷的迫害，其罪名是莫须有的“野心家”、“阴谋家”。

罗瑞卿不堪他先前不知给多少人施加的同类的突然袭击、抓捕与迫害，试图跳楼自杀以求解脱，但他跳楼只是摔断了双腿没有摔死。

罗瑞卿自杀未遂的消息传来，他的前上级或同事不是给予同情甚至不是基于恐惧的沉默，而是为了向毛泽东表忠心和献媚而争先恐后地给予讽刺挖苦。当时文革已经开始发动，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毛泽东锁定大难临头，在得知罗瑞卿自杀未遂之后讽刺罗的自杀技巧太差，跳楼自杀应当是头朝下。当时同样被毛泽东锁定要整肃只是后来侥幸幸存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也讽刺说，罗瑞卿“跳了个冰棍”，意思是罗跳楼自杀动作太业余，像是不会跳水的人脚朝下直立从高处跳下。喜好写诗的中共军队十大元帅之一叶剑英赋词一首对罗予以讽刺：“将军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

跳楼自杀未遂摔断双腿的罗瑞卿得到的是罪加一等的待遇，后来在伤残未愈的时候再被毛泽东的红卫兵塞进一个筐子里抬着游街示众受到羞辱和批斗。在毛泽东1976年死后，罗瑞卿得到中共当局的平反并复出，1978那年到德国医治残腿，不久之后死在德国。一位显然是从中共当局观点看历史问题的写手写道：“两日后，中央派专机将罗瑞卿的灵柩接回北京，邓小平、叶剑英等前往机场迎灵。1978年8月12日，中共中央召开追悼会，天安门广场、新华门、外交部下半旗致哀，邓小平致悼词。”

观察家们普遍认为，在毛泽东死后中共领导层一度表示要彻底否定文革，并不是因为文革对中国大众太残酷，而是因为文革对中共干部、尤其是对中共高级干部及其家属太残酷。这些观察家为他们的这种观点提出的论据是，毛泽东凭借独裁强力不懂装懂推行所谓的“大跃进”运动造成经济灾难，导致数以百万、千万计的中国人死于非命，但中共始终没有表示要彻底否定“大跃进”运动以及毛泽东所发动的其他给中国人带来大灾难的运动，因为那些运动没有给中共高层及其家人带来什么残酷的结果。

总而言之，尽管在文革的问题上中国立场各异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但立场各异的人对文革的残酷没有争议。

文革是彻头彻尾的笑话

与此同时，就笑话而言，立场各异的人对残酷的十年文革从头到尾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笑话也没有多少异议。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一个首要目的是要揭露并清除潜伏在中共高层当中的（毛的形象化的说法是“睡在我们身边的”）像苏联共产党前领袖赫鲁晓夫那样的野心家、阴谋家，而文革则从毛泽东身边揪出了一个又一个的野心家、阴谋家。这种结局对毛泽东掌控下的中共宣传机构和官方媒体所宣扬的毛泽东的英明和高瞻远瞩构成了莫大的讽刺，也使毛泽东死后继续宣扬毛泽东的丰功伟绩的中共当局尴尬不已。

毛泽东之所以把赫鲁晓夫当作野心家和阴谋家的典型和代名词，是因为赫鲁晓夫在苏共独裁者斯大林死后成为苏共领袖并发表报告揭露了斯大林大搞个人崇拜、利用其个人崇拜在苏联建立了由他一人说了算的绝对独裁统治，使苏联数以百万的人，包括成千上万的苏共各级干部死于非命。毛泽东生前多次明确表示非常欣赏斯大林式的统治，并公开声言要趁他在世的时候清除掉中共党内高层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以免使他毛泽东的英名和他的事业受损。

因此，在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早期，毛在他新树立的接班人和副手、当时的中国国防部长林彪的支持下拿下并整死了他（毛泽东）一度的副手和接班人刘少奇，并宣称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是多年“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阴谋家。

按照被他所掌控的中共宣传机构和中国官方媒体宣扬的说法，毛泽东成功拿下和打倒刘少奇是毛的英明伟大和高瞻远瞩的辉煌证明。

然而，没过几年，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火中取栗立下功劳的林彪因为不堪毛泽东出于卸磨杀驴的心理而给予的羞辱和步步紧逼的威胁， 1971年9月13日携家人乘坐飞机出逃，飞机在蒙古温度尔汗附近神秘地坠毁。在出逃未遂机毁人亡之后不久，林彪被毛泽东掌控下的宣传机器和中国官方媒体说成是又一个野心家、阴谋家。

然而，九·一三事件给毛泽东的信誉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使毛泽东旋即成为众多的中国人的笑柄。在林彪事件曝光之后，千百万中国人纷纷公开或私下议论毛泽东如此英明伟大，如此高瞻远瞩，为什么会有野心家、阴谋家接连成为他的副手和接班人，成了睡到他的身边的人。

在林彪事件发生后，中国公众注意到，毛泽东一下子失去了官方媒体照片和新闻纪录片先前所大力展示的“满面红光”和“神采奕奕”。

1976年10月6日，在毛泽东死后不到一个月，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和另外三名中共最高层的官员被逮捕下狱，他们的罪名是野心家和阴谋家，组成“四人帮”试图篡夺中共领导权和国家最高权力。

在众多的观察家和批评者看来，文革作为一个清除隐藏在中共党内的野心家和阴谋家的笑话由此获得了一个完美的结尾——作为一个中共当局所说的野心家和阴谋家，江青确实是多年来真的是一直睡在毛泽东身旁，毛由此看来确实是英明伟大，高瞻远瞩。但截至目前，中国官方媒体以及为毛泽东辩护的人（即当今中国公众所说的“毛粉”）一直没有对中国公众解释为什么他们不要赞美和宣传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英明伟大，高瞻远瞩。

中共当局为什么要对文革讳莫如深

毛泽东死后，中共当局一度表示要坚决彻底地否定文革。当局一方面做出正式的历史问题决议，将十年文革称为“浩劫”，另一方面又含糊其辞地说，文革是“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动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

在频繁围绕历史问题对日本发出批评和抨击的时候，中共当局反复高调声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但在涉及牵涉中共的历史的时候，尤其是涉及1949年中共武装夺取政权之后统治中国大陆的历史的时候，中共则是奉行另一套思维，并公开主张不要认真看待历史。1980年，当时的中共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就中共统治中国历史的问题明确下令：“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团结起来向前看。”

有关文革的教训问题，1980年、90年代，中国大陆一度还有相对自由的讨论，尽管有关的讨论被邓小平设限，不能提及更不能追究毛泽东频繁发动政治运动草菅人命、给中国反复造成灾难的罪行。但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尤其是中共领袖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文革的话题在中国大陆成了政治禁忌。中国官方媒体对那一段灾难历史讳莫如深，中国公众通过互联网提起和讨论有关的话题会被封杀。

中共当局为什么要对文革这个历史问题如此讳莫如深？对中国民众和对中共政权来说，文革的根本性问题在哪里？

中国历史学者章立凡的看法是：“文革就是政治和经济的双重灾难。如果说（把所有胆敢提出批评意见的知识分子一网打尽的）‘反右’应该说是一个政治灾难，然后‘大跃进’是一个经济灾难，当然大跃进的后果就是大饥荒了，‘文革’是叠加的，就是政治和经济灾难迭加的，而且是持续时间非常长的一个灾难，法治荡然无存，基本的人权得不到保障。这些我觉得是最根本的问题。”

章立凡认为，现今由红二代掌权的中共政权对文革和毛泽东政权的种种罪行讳莫如深显然还有另一套难以公开说出的理由。

他说：“从红二代的角度来讲，虽然他们的父辈，他们的父亲可能被毛泽东整得七死八活，但毛泽东永远是他们的教父，即使是他们的爹妈被整了，甚至整死了，但是教父永远是教父。他们为了维护中共的执政地位的合法性，他们不容对毛泽东再有进一步的揭发、揭露和批判。对毛的批判，对文革的反思，基本上在（习近平的前任）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时代和胡锦涛时代已经有了很多限制。

“应该说，在（江泽民掌权的）1990年代对文革的反思还在继续，虽然经过（1989年6月初中共出动军队镇压北京以学生为先导的要民主反腐败的抗议的）六四事件还是在继续，但范围已经收窄，到了（2000年代的）胡锦涛时代限制已经很多了。然后到了本朝，就是以反对所谓的历史虚无主义、还有‘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之类的说法，把文革的话题给彻底变成了一个禁区。你既然说‘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在某种程度上我也同意这种说法，因为中国的所谓‘毛病未改，积习难除’也说明了这一点。说明在（1949年中共夺取中国大陆政权之后的）前三十年和后来的四十年里，一个专制政权从统治模式上是一以贯之的，它始终要垄断政权。”

当今的中共领袖习近平被广泛认为是典型的中共红二代，即中共老革命家的子女。习近平在2013年1月，也就是他上台两个月之后发表讲话，声言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即毛泽东执掌中国的前三十年（实际是二十七年）和毛泽东死后中共推行所谓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后三十年（到现在实际上已经四十年）相互不否定。习近平的意思是，毛泽东给当今中共政权打下的基础不可否定，毛泽东政权的合法性不可否定，他继承毛泽东政权的合法性也不可否定。

习近平一方面发出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为祸害中国千百万人、祸害他的一家的毛泽东唱赞歌的说辞之后，另一方面又再度祭出毛泽东用于党内斗争而使用的“党内野心家、阴谋家”之类的标签，这种局面导致“毛病养成恶习”，“毛病不改、恶习难除”、“习近平不是习仲勋的儿子而是毛泽东的孙子”的说法在当今中国不胫而走。

与此同时，不断有批评者发出认真的询问和强烈的质疑：在前一个三十年里，习近平的亲生父亲习仲勋被毛泽东明确认定为野心家和阴谋家，被打入大牢，假如两个三十年不相互否定，那么，他是否也要认同代表前一个三十年的毛泽东，是否要认真继承毛泽东的遗志，坚持认定他父亲习仲勋就是野心家、阴谋家？他是否也赞同毛泽东所自诩的“无法无天”，对他亲生父亲和其他中共高干实行无情打击并将亿万普通中国人家身性命视为草芥？

截至目前，习近平本人和习近平的支持者都对其批评者的这种询问和质疑保持了沉默。

当年的红卫兵和红小兵如今掌握中国

现在居住在美国马里兰州的中国政治学者严家其长期研究文革问题，并与妻子高皋在1986年出版专著《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严家其说，对文革的认识和评价问题，中共当局一直在捣浆糊，导致文革贻害至今。

在中共大张旗鼓地庆祝统治中国大陆70年之际，严家其说，40年前，中共一度表示要彻底否定文革，否定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错误，但不彻底，只是把文革的问题推到所谓的（以毛泽东的妻子江青为首的中共党内试图篡党夺权的）“四人帮”身上，但实际上是毛泽东负有最重要的责任；在文革问题上中共只是局部的非毛化，不是彻底的非毛化，结果是留下了一个烂尾工程，文革没有得到正确的评价；文革发动40年之后，当年积极参加文革、充当毛泽东的红卫兵和红小兵的人掌握了大权，文革出现了回潮，毛泽东再度得到全面肯定。

在严家其看来，文革在当今中国最危险的回潮就是，文革之后中共一度明确表示要废除的最高领导人职务终身制和个人崇拜在习近平时代卷土重来。习近平不但操控中国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了宪法使他获得无期限的最高领导职务任期，而且还在不断地试探和推进公开的个人崇拜。

严家其说：“邓小平提出反对个人崇拜，这应当说是正确的。文革五十年过后，中国人再度听到了‘总书记万岁’这样的声音。这本来是不能容许的。这（种以喊万岁为标志的个人崇拜）也是（给中国造成大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标志。尽管是个别人这么喊出来的，但也是给报道出来，被中国人，被全世界听到了。”

严家其在这里所说的“‘总书记万岁’这样的声音”是指8月20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到甘肃视察，在张掖高台有人高喊“总书记万岁”。有关的视频曝光并在中国国内流传，中共当局和当局掌控的中国官方媒体对这种公然的神化个人和个人崇拜的口号不置可否。

严家其说，文革结束之后这些年来，尤其是习近平当局上台以来，中共当局竭力掩盖文革的要害所在，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真正目的是试图通过文革获得过去中国帝王一样的君临天下、一言九鼎、说一不二的绝对皇权。

严家其说：“毛泽东要加强自己的皇权。但中国共产党认为自己建立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皇朝，不是大清王朝。所以，要加强皇权的时候，他（毛泽东）必须把反对他的人，如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一个一个的拿掉。但他找不到这样的办法。以前皇帝要把这样的一些不听话的人拿掉是比较容易的，但在共产党的体制下面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办法。毛泽东于是就发动了一场文化大革命，通过人民的力量，说是要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通过这样的理由来加强自己的皇权。”

长期研究中国政治的严家其说，文革虽然名义上已经结束40多年了，但是，在很多意义上说，文革在中国没有过去，文革的影响，文革的做法在当今中国依然存在，在习近平上台之后更是大有全面卷土重来之势。

他说：“文化大革命可以简单地说，就是毛泽东在发动群众的名义下把他的政敌刘少奇、邓小平一个一个的打到，在全国范围内打倒，然后把国家的最高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成了实际上的秦始皇，成了皇帝。现在中国也面临类似的问题。”

严家其说，中共现任的总书记和党魁习近平以反腐败的名义在政府和军队中进行清洗，把权力集中到自己的手里，然后在去年又操控名义上的中国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大修改宪法，破除了最高领导人的任期限制规定，使他自己获得了最高权力职位终身制，习近平的这些大权独揽的做法可以说是跟毛泽东亦步亦趋。

习近平政权所面临的文革难题

中国学者、政论家胡平说，文革问题近年来之所以在当今中国成为禁忌话题，不仅不准民众进行公开的讨论、批评、批判，反而被冠以积极正面的“艰辛探索”之名，这明显是出于当今中共领袖习近平上台之后的特殊需要。

他说：“由于文革给全国人民，包括中共所谓的老一辈革命家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中共也不得不承认文革是‘十年浩劫’。而发生这样一场浩劫当然说明你的制度是有问题的，你的领袖是有问题的。所以，从承认文革是浩劫出发，必然要引出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反对个人崇拜这两个结论。这是最起码的结论。实际上，改革开放的初期，在思想解放运动中，这两个问题就已经被提到人们的面前。而这两点恰恰是现在的习近平当局最忌讳的，因为他正要模仿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另外，他就是要坚持政治上的一党专制。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很有限的政治改革他都要走回头路。”

胡平接着说，习近平恢复最高权力终身制，把自己的思想写进中共党章和中国的宪法，明显就是要恢复毛泽东的那一套个人崇拜；习近平思想在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成了新时代的真理，习近平成了真理的化身，成了真理的唯一权威代表和阐释者，这就是习近平个人崇拜形式和内容，跟当年给中国和中共带来大祸害的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跟给苏联和苏共带来大祸害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一样。

他说：“毛泽东之所以能发动文革就是两条，第一就是毛泽东所享有的巨大威望，第二就是（中共的党卫军）人民解放军站在毛泽东一边。换句话说，假如没有对毛泽东的那种登峰造极的个人崇拜，文革是根本搞不起来的。当然，共产党的体制就是个人崇拜的体制，但在不同的时期还有区别。像斯大林时代的个人崇拜在斯大林死了之后在苏联就基本上没有了。虽然（苏共后来的领导人）勃烈日涅夫也给自己戴了一大堆勋章，但对他的崇拜跟对斯大林的就根本没法相比了。只有建立领袖的个人崇拜，才能君临天下。”

胡平指出，共产党独裁者大搞个人崇拜不仅是针对民间，更是针对党内同僚，是针对党组织。他说，文革就看得很清楚。当时的中国可以在崇拜毛泽东、歌颂毛泽东的条件下，把中共党组织打个稀巴烂，伟大领袖可以脱离党组织独立存在。习近平大权独揽获取毛泽东一样的绝对权力，走的就是毛泽东的路子。现在习近平与同僚的关系，就跟1990年代的中共总书记江泽民、2000年代的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时代完全不一样了，中共最高权力机构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人都变成了他手下的人，都要向他述职，习近平就这样掌握了可以随时把他们拿下甚至灭掉的权力。

工农兵上大学的残酷笑话

毛泽东发动文革所公开声言的宗旨，一个是要揪出他所说的隐藏在中共党内尤其是中共上层的野心家，阴谋家，一个是要通过这场革命彻底扫除中国社会的不平等，铲除官员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欺压人民的恶劣制度和现象。

然而，文革还没有结束的时候，毛泽东要揪出他所称的“睡在我们身边的”野心家和阴谋家的英明睿智就已经成为笑话。

同样在文革还没有结束的时候，自称秦始皇并且实际上成为当代中国秦始皇的毛泽东又通过他的金口玉言，使他要追求社会平等、提升人民大众社会地位的誓言成为笑话。

在研究那段历史的专家和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中国人看来，毛泽东在文革时期的口号都是彻头彻尾的欺诈。例如，他号召受过中学以上教育的青年（即所谓的“知识青年”, 简称知青）到生活艰苦的农村去扎根，通过艰苦的劳动锻炼和改造自己、建设国家，声言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然而，他却选择不让自己家的孩子作知青去广阔天地施展才华而是让他们留在城市在有工资和公费医疗的政府/军队部门就业，当干部。

在批评者看来，文革中期所谓的通过群众推荐选拔工农兵上大学的做法最清楚地显示毛泽东在教育问题上的残酷和虚伪，他声言要追求和促成社会公平不但是口惠而实不至，到头来他干脆出尔反尔，为官员以权谋私进行毫不掩饰的辩护，并声言不以权谋私的人不见得是好人，以权谋私的人不见得是坏人。

批评者所称的毛泽东在教育问题上的残酷，是指他为了自己政治斗争、权力斗争的需要而发动文革并关闭大学，使当时全中国的青年人一下子失去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与此同时，在文革期间，在毛泽东的指令和主导下，中国的各级学校也实行政治挂帅，学校强调政治灌输，压制打击文化教育。

在如此这般的打压文化的大环境下，毛泽东当局在1970年再开始实行所谓的群众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做法。这种做法有两个大问题。一个是当时的教育使中国的文化教育水平大跌，中国的高等教育难以为继；另一个是所谓的群众推荐基本上是幌子，实际上是各地各单位的中共干部利用自己的职权将自己或自己的亲友推荐上大学并从而确保他们获得当时十分难得的就业职位，可以在政府部门/国营企业的任职。

这两大问题使当时的中国大学苦不堪言，北京的一些大学领导人向当时的中国总理周恩来诉苦汇报，说太多的官员和官员子女上大学，但他们的文化水平太差，多是小学水平，大学课根本就没法上。周恩来闻讯大怒，下令立即把那些不合格的学生全部清退。但当时文革的最疯狂阶段已经过去，毛泽东为了掌控局势掌控全国，又让各级官员重新掌握了实权，各级官员们对周恩来的指示顶着不办。

鉴于毛泽东发动文革时所宣布的一个宗旨就是要破除官员特权，而当时的毛泽东还是公开声言他不忘初心，坚持发动文革的初衷，中共各级干部以群众推荐为幌子给自己和自家人谋私利、使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上大学的机会成为官员自留地受到当时的中国公众的强烈抱怨。与此同时，当权的中共干部利用权力为自己谋私利即“走后门”的问题也成为当时中共党内上层权力斗争的一个争议话题。

当时中国官场走后门的另一个更常见的途径是官员送自己的子女去参军，因为参军可以逃避上山下乡，参军转业复员又可以在城市获得为数不多的在政府部门或国营企业就业的机会。

有关走后门的抱怨和争议1974年传到毛泽东那里，毛做出批示称，“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毛不但做出这一批示从而一举将无权无势只能走前门的大众打成潜在的坏人，而且还公开为官员滥用职权、以权谋私辩护。毛明确地说，要是说走后门，“我（毛泽东）也算一个。我送几个女孩子到北京大学去上学了。”

毛泽东就这样在文革没有结束的时候就出尔反尔，推翻了他要促成社会公平、提升中国民众地位的誓言，并倒打一耙，声言谋求社会正义、反对走后门的人是潜在的坏人。

毛泽东有关走后门问题的批示当时传达给中国的公众，公众对毛泽东发出的这种又残酷又像是玩笑的最新最高指示敢怒不敢言。

习近平也是工农兵大学生

现任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也是毛泽东政权推出的群众推荐工农兵上大学政策的受惠者。1968年，习近平因他父亲习仲勋成为毛泽东的阶下囚而不得留在北京被迫到陕西梁家河当知青，1974年，他成为梁家河生产大队的中共党支部书记，也就那里的最高级官员。1975年，他“被推荐”成为工农兵大学生的一员，到北京清华大学化工系学习基本有机合成专业。

没有人知道在初中就中断学业的习近平在清华大学究竟如何学以及学到多少基本有机合成专业知识，也没有人知道他之所以获得“推荐”上大学究竟是因为他是当地的中共党支部书记，还是因为他在当地青年当中文化水平最高因此最有资格上大学。

后来习近平在2000年代在担任浙江省省长期间从清华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其论文题是与法律不相干的“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而且，有研究者通过逐段比较发现，习近平的构架主次不明、拼凑痕迹明显和逻辑混乱的论文有大段大段的段落与他人发表的论文重合。

有关消息曝光，中国公众议论纷纷，中国官方媒体集体保持沉默，授予习近平博士学位的清华大学保持沉默，习近平本人和他的支持者保持沉默，一直没有对习近平读博士的诸多问题（如他是否能看懂他的论文所列出的那些英文参考书，他的一段又一段跟别人发表的论文重合的段落究竟是他抄袭别人，还是他被别人抄袭）做出解释说明。

在文革前通过文化考试进入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的退休资深记者高瑜与她的同级同学当时因文革爆发而没能如期毕业，在学校里多呆了一年。她在回顾毛泽东所推行的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政策时说：“工农兵上大学，（按照毛泽东的学制要缩短的指示）把学制改成三年，而三年基本上还是读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要占绝大部分时间。他们学的专业知识基本上就好像农村的‘赤脚医生’就成了医生。”

文革毁坏文化教育遗害至今

学者胡平因为文革爆发而没有能上大学，不得下乡，然后再当工人，并在务农做工的时候自学。后来在文革结束之后，他通过考试成为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主修西方哲学史。

胡平在谈到文革时期的所谓群众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骗局时说：“工农兵大学生的知识水平空前绝后地低，以至于当时的大学都变成了中学，因为很多中学的知识他们那些人都没学过，造成了10年高等教育的荒废。另外，因为当时实行所谓的群众推荐工农兵大学生，从而取消了一切比较统一的、可以测量的、标准化的硬标准，到后来关系学就大行其道，权势就在其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工农兵大学生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干部子弟的比例空前绝后地高。”

专门研究文革的中国政治学者严家其说，直到今天，中国的公众还在承受毛泽东发动文革毁坏文化教育所造成的祸害。

他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摧残文化，让这些中学生、小学生（知识水平的人上大学，最后）掌握了权力。所以，（毛泽东的前秘书）李瑞100岁的时候说，习近平什么知识都没有，是小学生，连中学都没好好上。所以，习近平今天的种种表现应当说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

许多观察家指出，习近平上台以来或许是为了掩盖自己的文化教育水平低下，竭力在中国国内外显示他文化教育水平高深。他到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俄罗斯访问发表讲话，列出一长串他声称他熟读的那些国家的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在中国国内，他则是动辄就要引用中国古文古诗显示他中国经典功底深厚。

但习近平显然常常根本就不懂他所引用的古文古诗，所以频繁闹出笑话，导致他所掌控的中共宣传部门尤其是网络舆论管制部门不得不频繁采取紧急措施来为他遮羞遮丑。例如，2016年9月在中国杭州召开的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习近平发表演说试图引用出自中国古书的成语“通商宽农”，但却把“通商宽农”字正腔圆有板有眼地错读为“通商宽衣”，并立即成为笑柄。

就在习近平成为笑柄使他掌控的中国网管当局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封杀网民的评论和嘲笑之际，他所掌控的中国官方媒体推出事先准备好的配套宣传，宣扬习近平主席如何熟读中国古典经典，因此可以如何在他的会议演说中娴熟地引用来自中国古书的成语“通商宽农”。

2018年9月，在庆祝中共政权推出的第一个丰收节之际，习近平作为中国国家主席和中共总书记发表致辞，显然是再度为了显示他文化功底深厚而引用两句中国古诗“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但习近平在引用中国人耳熟能详的那首古诗的时候显然不知道，那首诗的主旨不是讴歌大自然的奇迹或农业的丰收，而是哀叹中国农民的命运悲惨，谴责恶政对农民的敲骨吸髓的压榨，因为那首古诗紧接着习近平引用的那两句之后的两句是“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中国政治学者严家其表示，文革毁坏文化，毁坏文化教育，导致中国有了习近平这样的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博士和国家领导人，这是毛泽东给中国造成的祸患，中国人至今仍在受毛泽东之害，受毛泽东所遗留的祸患之害。

严家其说，以香港问题为例，本来香港问题是简单的，好处理的，不需要动用武装警察部队，更不需要动用军队，而是通过理性的方法，按照香港基本法来解决；但缺乏基本的文化教育素养的习近平根本就不懂这样的道理；他虽然后来通过清华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但他的文化水平还是中小学水平，不懂世界历史，不懂中国历史，遇到问题就想动用武力或武力威胁；除了武力威胁之外，习近平还异想天开，要把深圳打造成另一个香港，一个比香港还香港的金融中心，但他不知道香港之所以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是因为香港有可信的司法独立，而他却严禁司法独立，并主张和推行司法必须是他所掌控的中共政权的刀把子。

文革究竟有没有成就

尽管毛泽东所发动的文革呈现了毫无争议的残酷，尽管毛泽东所发动的文革的最终的发展结果都与他所宣称的初衷和宗旨背道而驰因而成为公众眼中的笑话，但为毛泽东辩护的人声言，毛发动的文革并不是一无是处，标志着中国成为一个令国际社会刮目相看的大国的“两弹一星”（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的项目就是在文革中完成的，这就是了不起的成就。

然而，观察家家们指出，穷兵黩武的朝鲜金家王朝研制两弹一星的进展显示，一个政权只要足够独裁可以无视人民的死活，就可以将国家有限的资源用于维持庞大的武装力量并研发原子弹和洲际弹道导弹之类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不是用于民生。批评者则指出，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成就，而是独裁专制的可耻记录。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朝鲜金家王朝不顾人民死活追求两弹一星的做法使毛泽东发动文革取得骄人的重大成就的说辞不攻自破。与朝鲜一样，毛泽东力主和推动的两弹一星项目也是在中国极其贫穷、在大批人饿死的情况下上马的。

实际上，在文革中间，毛泽东所挑选的接班人林彪元帅就对毛泽东不顾人民死活追求给他自己脸上贴金的大国地位的做法提出了异议。林彪指责毛泽东的做法造成“国富民穷”，意思是毛泽东是以人民大众的穷困为代价来聚敛社会财富以追求他心目中的大国地位，追求他的政权稳固。

在文革结束40多年之后，林彪元帅所指出的“国富民穷”问题依然存在。在许多批评者看来，这个问题不但依然存在，而且变得更加严重，因为中国依然贫穷，千百万中国人缺乏基本的医疗保障得病只能等死，与此同时，中共政权税收连年猛增，中共政权由此得以维持庞大的军队和武装力量，大力发展包括核武器和太空武器在内的各种先进武器，习近平出访动辄撒出上百亿美元的对外援助。

习近平当局对上述的批评意见进行全方位的封杀。被以特别有戏剧性的方式封杀的批评者包括中国山东大学教授孙文广。

2018年8月在参加美国之音一个现场问答节目时，孙教授批评习近平不顾中国人民的贫困在国外四处大撒币的做法，呼吁习近平要关心中国人的死活，停止大撒币。中共当局人员在节目进行时破门而入，掐断电话，并当场把孙文广教授和妻子从家中绑架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