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沦陷时期的北平故宫

摘要：和故宫180多万件文物相比，战前南迁的只是比例极少的珍品。

1937年7月28日，紫禁城中的日军。

从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的8年，是故宫沦陷的8年。其间，故宫国宝南迁的故事已经耳熟能详，但留守在沦陷区北平的故宫，建筑是否被破坏、文物是否有丢失、人员是否有伤亡？

成立于1925年的故宫博物院，九·一八事变之前可谓正处于初创时期，文物清点、宫殿维修、人员调配，百端待举。此时期的故宫得到蒋介石及南京政府的重视和支持。据故宫早期院史资料，1929年，刚刚在名义上实现统一中国的蒋介石慷慨解囊资助经费6万元，分六次拨解，用于支持故宫古建。中华门以内直至保和殿一带，以前归内政部成立的古物研究所管理。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通过故宫博物院理事会提出的议案，决定由故宫接收此区域，并接管古物陈列所。提名此议案的理事名单中，蒋中正（蒋介石）就赫然在列。

突如其来的日本侵华，打乱了两处合并的计划。为避免文物遭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大肆破坏的惨剧再度上演，故宫在九·一八事变后即着手准备文物迁移工作。1933年1月，日本入侵山海关不久，故宫当月9日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文物南迁。最终，五批共13427箱又64包文物南迁。包括书画9000余幅、瓷器7000余件，铜器、铜镜、铜印2600余件，玉器无数，文献3733箱。

但即使此后尚有增添，故宫初建时文物数量应该也不下百万件，和故宫180多万件文物相比，南迁的只是比例极少的珍品。大部分故宫文物，还是留在了沦陷区北平。

院长更迭风波

七七事变爆发之际，故宫院长马衡等主要人员正在南京忙于精品文物西迁。负责留守北平的，是时任故宫总务处处长的张庭济。1937年11月，张庭济曾代表北平留守职工向国民政府行政院请示。当月，行政院给故宫寄来训令，要求“应于可能范围内，尽力维持”。至于张庭济所提及的困难情形，行政院虽表示“该院留平工作人员处境艰危，自属实情”，却无能为力。

根据《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记载，北平沦陷之后，由于经费无着，经请示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同意，自1937年10月起，故宫接受伪北平地方维持会每月发给的维持费一万元。

随即而来的院长更迭事件，让维持费发生了变故：1938年1月，日本扶持的傀儡政权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成立。3月中旬该会委员长王克敏欲来故宫博物院兼任院长，但被故宫博物院所拒绝。于是院长问题就此搁置，至1942年，北平伪政权和日方均未干涉故宫内政，只是维持费从此仅发原来的一半。

经费紧张，故宫职员生活费只能打折发放，工资最高的仅得三四成，工资最低者则照原额发给。一面是物价高涨，一面是收入降低，故宫职工生活极感艰难，甚至有因衣食不足导致生病死亡者。

1942年6月30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1940年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并入汪精卫的伪南京国民政府，改此名）任命祝书元代理故宫博物院院长。祝书元是前北京政府内务部总长朱启钤的老部下，清朝末年就参与管理北京市政。7月1日，祝书元走马上任之际就立即声明“是奉命维持，并非接收”，也因此并无交接仪式。

据著名古建专家、故宫前副院长单士元回忆，祝书元前来担任院长，还是张庭济活动的结果：当时故宫内部有人勾结投靠日本的清室遗老，想要收回故宫。张庭济见风声不好，便去找了北平伪政权的一个头目汪时璟（据说张与汪是同乡同学）。过不多久，便有祝书元接管故宫之事，“这样一来，就把故宫内外那些企图攫取故宫博物院大权的汉奸压了下去。再者，既有伪组织接管了，日本人也就未插手故宫”。

沦陷期间，故宫照常开放，书画、古籍依然重印、出售，文物整理工作照旧进行。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间，不仅点验完毕所有留北平文物，故宫还启封了十年前在所谓“故宫院长易培基盗宝案”中被法院封存的文物箱件，并进行了整理。由于经费紧张，像养心殿原状恢复等工作只得暂缓办理。但对残破严重的故宫御茶膳房、南大库以及景山花洞子等，还是进行了修缮。这些，自然也离不开代理院长祝书元的支持。

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政府最初将祝书元定为汉奸。故宫获悉后，立即出具了证明：证明故宫文物在沦陷期间没有受到损失，并肯定祝书元在其中起了一定的保护作用。最终，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把祝书元从汉奸的名单里剔了出来，也算是善有善报。

图书遭毁、地方被占

坊间不少传言，沦陷期间故宫大量珍贵图书为日伪所毁。比如《沦陷前后张庭济与“奉命维持”的北平故宫博物院事业》一文中说，敌、伪宪警两次劫走太庙图书馆图书216314册，杂志305655册；撕毁书籍2626册，杂志4131册；另焚毁杂志 5896 册等。

是否真的如此？单士元对此予以否认。他曾撰文指出：有人著文列举数字说这一时期故宫的图书受到很大损失。其实，这里说的书并不是故宫中的珍贵书籍，而是太庙（现劳动人民文化宫，当时属故宫博物院管理）阅览室中一些带有青天白日旗标志的图书杂志。警察怕日本人见了寻衅闹事，就将其撕毁了。这些东西不属文物。

更权威的说法，见于《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中的《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历变八年简略报告》。写于1945年6月的《报告》，透露此次图书风波始末：日军曾先后两次到故宫太庙图书馆检查。第一次是1938年6月，运走新书、杂志并撕毁10985册，还下令将报纸搬到指定空屋封存，将图书馆负责人带走，拘留两天后才释放。第二次是1939年3月，拿走杂志37册。根据故宫方面的报告，这些新书、杂志，主要是因为宣传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等而遭难，“原藏旧籍部分完整无损”。

撕毁、封存图书之外，日方曾向故宫索取皇家舆图。1937年10月25日，伪北平地方维持会顾问、日本人武田熙和乔川时雄，强行借走了故宫文献馆所藏车臣汗部所属各旗游牧地图。经故宫方面交涉，4天后送还。1939年10月12日，北平伪政府又前来索取该地图和蒙古公田游牧地界站路图，将其交给关东军，作为军事之用。直到第二年4月，才将原件交回。但应该说，这只是借用，并非损失。

8年沦陷期间，故宫部分场所被日军征用。先是1939年6月、7月间，日军拟借用故宫附近、南池子大街南口的皇史宬及北上门东西连房。当时，日军已派人到皇史宬内测量，后因遭到故宫方面的拒绝而作罢。同年9月，日本特务机关通过伪北平市政府来函，商借皇史宬作为办公地点，同样遭到故宫方面的拒绝。但最终，皇史宬还是被伪华北电业公司借用。不过，这次借用属于商用，电业公司方面与故宫订立合同，故宫方面将皇史宬石室中的空匮运回奉先殿暂存后，电业公司将皇史宬用于储存材料。

1945年1月和2月，日军军用物资纷纷向北京城内转移。日军1821部队于2月15日强行占用了故宫神武门北的大高玄殿。幸运的是，故宫工作人员事先将殿内所存档案和瓷花盆等抢运回故宫，避免了文物损失。

除了皇史宬和大高玄殿，被日伪占用的还有堂子，这是清代皇帝举行祭祀的地方，今已无存，原址建了贵宾楼饭店。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后，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强令借予伪防共委员会（后改为伪剿共委员会）使用。1945年1月，伪剿共委员会解散，堂子为新闻检查所占用。

日本投降后，故宫于1945年9月13日收回大高玄殿，10月12日收回堂子。

66座大铜缸被日伪征用

长期战争使得日本战备资源极度匮乏，1943年8月，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应日方要求，通令各机关收集铜类，规定凡属官署团体或一般商店住户铜品均得分别情形收集检送。日伪此举，目的为制造武器弹药搜集物资。也就是在征集铜器运动中，故宫的66座大铜缸被征收，遭受八年沦陷时期最重大的文物损失。

故宫的铜缸，本置于各建筑物之前，作贮水消防之用的。日方觊觎这批铜缸为时已久，在平日参观时就派人暗中进行调查。据故宫档案所藏《故宫博物院对于平市历次收集铜铁应付情形始末记》一文，收集令下发后，故宫方面为了应付日伪机关，先收集散置于各院落的废铜，得2095斤，后联系北京特别市政府秘书长、北京市金品献纳委员会委员刘宗彝商洽运送事宜。

但显然，日方所需不止于此。第二天，刘宗彝就转告：日方希望故宫将铜缸献出。为了减少损失，故宫找出稍有破损的12件铜缸、铜礅，准备献纳。不久，北平特别市政府派参事王曾恩前来查视，同意将铜缸献出，至于故宫院内“神威、制胜、神功三铜礅具有历史价值，拟请保留”。日本陆军第1400部队也派人前来查看铜缸情形，准备起运。

令人奇怪的是，起运日期一拖再拖。正百思不得其解之际，故宫方面听说：在一次会议上，日本人黑柳当众披露军方意图：军方觉得故宫所存铜缸甚多，如今仅献出破铜缸12件，对此十分失望。

为完成日本军方给北京所下达的收铜数量40万斤的任务，黑柳直接找到故宫院长祝书元，希望故宫方面将铜缸大量献出。但祝书元表示，故宫铜缸均编号登册，属于古物范围，院方负有典守责任，不能自由处置。即便军方需用，亦须呈政委会请示办法。

将黑柳支走后，为防范日方任意提取，故宫方面紧急预筹对策：首先是摸清家底，统计发现，前后宫各院落所陈列之铜缸有二百多座，其中有刊明制造年代者，亦有无款识者。铜缸之外，铜质的炉鼎像设中，珍宝尚多。其次是将铜缸造具清册，分为三类：（一）为明清两代所造有款识者共98件，（二）为虽无款识而察铜色式样略同于明代所造者125件，（三）为无款识，查其式样不能断定其时代者共54件。

最终，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令故宫方面献出无款识、不能断定时代的54座铜缸，以及无款识铜礅3尊。1944年6月19日起，66座（第一次12座，第二次54座）大铜缸、91具照明用铜灯亭、4尊铜炮和3尊铜礅等被日军陆续运走，至24日运完。据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事后介绍，“系由北支派遣军甲第1400部队河野中佐于三十三年六月十九日运协和医院，该部队过磅后，运赴东车站，闻系装车运往朝鲜”。

运走66座大铜缸等后，日方又于7月16日通过北京市金品献纳委员会给故宫来函，指出第三次公有铜品献纳需数甚巨，要求献出太庙所存铜器，其中包括：砖门前铜缸4口，前殿内铜鼎2尊，中殿内大铜鼎11尊，小铜鼎12尊，后殿铜鼎4尊，及前后殿东西两旁铜缸25口。

故宫方面据理力争，去信指出“铜鼎系供桌上供器中之香炉，供器每份三件或五件，照原式陈列，略存历史的意义，不便拆散”，铜缸则上年已奉令予以保存。与此同时，故宫声明来函所说的铜器数量和故宫所登册簿不符，尚需核查。7月21日，故宫就此向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请示。幸运的是，后者于10天后同意保留太庙铜器而要求故宫另筹办法收集。在故宫答以“所存废置铜品既已检送于先，此时无从另筹”后，献纳委员会也未再追究，至此，最后一次献铜事件不了了之。

档案表明，日方征集的不仅仅是铜器，还包括钢、铁。慈禧当年修建的西苑铁路，此时已废弃，但铺路的钢轨这次也未能幸免。史料记载：“收北海钢轨四根，共六百八十斤。这些都是原西苑铁路的钢轨。另外还有十八根钢轨在蚕坛等处盖房时被使用。”历史博物馆当时存于故宫午门一带的上千件铁礅，也不幸为日方所夺，损失惨重。这些大铁礅中，为元明两代所造、有历史价值者14尊；明清所造、无款识的1406尊。除有历史价值的14尊仍妥为保存，加上每一类别的铁礅留一件作为陈列品外，1420尊铁礅中，大部分为日军第1800部队所运走。

经过三次索要，故宫“所藏铜缸尚存160口，要皆精品；铜铁各礅凡元明清三代所造有历史价值者，皆悉数保留。此外炉鼎像设历代之珍，则巍然无恙。”大铜缸等，日方都运至天津再转运日本、朝鲜等地。抗战胜利后，故宫曾派员前往天津追讨，结果发现“有的已残破、毁坏，共重 4460公斤，较劫走时少了971公斤。而此前被劫 54个铜缸也不见踪影”。最终，幸存的部分铜灯亭、铜炮、铜缸于1946年3月15日被运回故宫。

张庭济和沈兼士是功臣

说起故宫文物南迁的功臣，大家如数家珍：马衡、吴灜、那志良等。八年沦陷时期，北平故宫文物得以保全，全体留守职工等功不可没。此外，故宫总务处处长张庭济和曾任故宫文献馆馆长的沈兼士也不可不提。

毕业于北大英文系的张庭济，上学期间曾参加过著名的五四运动。1934年，他应故宫理事会理事长蔡元培之邀出任故宫博物院秘书，后为总务处处长。1937年北平沦陷，由于院长马衡等南迁，院内工作由张庭济负责维持，并在1938年担任故宫博物院代理院长。

张庭济的儿子张我良回忆：“日本人打来以后，汉奸政府为了进行某庆典活动，准备把故宫的一些宫灯拿出去。他（张庭济）就不同意，他说凡是故宫里面的东西，不能有一样东西拿出宫外。经过他的坚持，当时留在宫里的东西，没有被他们拿到外面去。”

至于沈兼士，与其兄沈士远、沈尹默曾同在北大任教，有“北大三沈”之称。他主持了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对内阁大库明清档案的整理。1922年，逊帝溥仪以经济困难为由，打算把故宫所存的《四库全书》盗售给日本，且议定售价120万元。沈兼士获悉后，立即致函民国教育部竭力反对。最终，迫于巨大的舆论压力，溥仪阴谋未能得逞，这部中华文化的瑰宝幸得留存中国。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沈兼士先后担任文献部主任、文献馆馆长十几年。

抗战胜利后，沈兼士被任命为教育部平津区特派员，负责包括故宫在内的平津区文教单位的接收事宜。1946年1月22日，德国禅臣洋行经理杨宁史将自己收藏的二百多件古代铜器、兵器“忍痛割爱”，献纳给故宫博物院，因张庭济染病在身，由沈兼士主持接收；而代表中方接收被日本人掌控的《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及有关图书档案者，也是沈兼士。

1947年，沈兼士不幸病逝。张庭济则于1958年结束凄凉晚景，病逝于上海。1985年故宫博物院建院六十周年的纪念特刊上有这样一段文字：“八年沦陷期间，在日寇铁蹄下，尽管受到很大损失，但我院职工悉恪尽职守，保住了库藏文物和紫禁城宫殿建筑，这在当时确是难能可贵的。”这是对张庭济、沈兼士们最好的告慰。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北平故宫终于结束8年漫长的沦陷时期。10月10日，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将军在太和殿广场接受日军华北司令官根本博中将的降书。那一天，北平万人空巷，太和殿欢声震天，古老的故宫见证了中华民族近代史上第一次抗击外敌的完全胜利，由此也迈上了发展的新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