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中国向日本追索被劫文物往事

中方紧锣密鼓进行索赔准备的同时，战败的日本偷偷隐匿和转移文物。

抗战胜利在望之际，有关日本侵华战争所造成的文物损失的调查悄然启动。1945年4月1日，民国政府教育部“战时文物保存委员会”在重庆成立，职责即从事战区文物保护和为战后全国文物调查做准备。11月，行政院将其更名为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以下简称“清损会”），负责了解、登记全国范围内战时文物损失情况。

经过1931年到1945年长达14年的战争，想要全面、准确地统计出文物损失情况是不可能的，追索之路更是艰难。

全国文物损失超过360万件

“清损会”主任为教育部次长杭立武，经教育部长朱家骅礼聘，陈布雷之弟陈慈训出任常务副主任。此外，北平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李济、著名学者梁思成任副主任委员，沈兼士、王世襄等为平津各区代表。

为能早日落实向日本的追索和获得赔偿，“清损会”加快了工作进度，10月26日起开展全国公私文物损失登记。鉴于被战乱所破坏的交通并未完全恢复，“清损会”在全国设立了平津、武汉、粤港、东北、京沪五个调查区，并在浙、闽、皖、冀、豫、鲁等省成立办事处，以方便社会各界登记。此外，还派员实地访察，补登记之不足。

调查结束后编成的《战时文物损失目录》,将文物分为书籍、字画、碑帖、古物等8项，文物损失共3607074件又1870箱，古迹741处。由于各地藏家申报不积极，这个数字显然无法完全囊括战时文物损失的真实情况。“清损会”就表示，“惟以公私收藏家对于文物损失之申报均不踊跃，此数实未能尽括战时实际之损失”。

一个例子，江苏全省登记的损失文物数量为135376件，而南京市公私文物损失统计就为1180982件。也就是说，江苏一省损失的文物，还不及南京市区损失的七分之一。就是南京所登记的损失文物中，占半数以上的为杂件，达648368件。这其中，竟没有一件为私家所报。

至于南京所登记的字画等其他七类损失中，私家所报者也仅有王绳祖等69人。无奈之下，“清损会”建议民国政府：追回的原物应交还失主；至于无法追回者，政府可以考虑从所追回的实物或金钱赔偿中，酌量补偿失主，以鼓励失主积极申报。

自1895年甲午战争起，中国就备受日本欺凌和掠夺。战后的中国，想追讨的不仅有日本侵华14年间所破坏和掠走的文物，还有自甲午战争以来被劫夺的珍稀文物，以及要求战争赔偿。为此，1946年，在收集日本公、私博物馆所藏中国文物图谱、目录的基础上，借鉴张政烺等中国学者研究著作，“清损会”编成了《甲午以来流入日本文物目录》。

费时9个月、引用122种参考书目而编成的该书，分甲骨、石器、铜器、刻石、陶瓷、古玉、丝绣、书画、写经、拓本、杂物、古籍等类别，收录了甲午以后至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被日本劫夺的15245件中国文物，均为高品级的珍稀文物。《战时文物损失目录》和《甲午以来流入日本文物目录》，是二战后中国向日本追索文物的重要依据。

追回汪精卫、婉容等赠给天皇、皇后的珍品

为了处理战后的日本问题，1945年12月27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中美苏三国外长会议，决定成立远东委员会和盟国管制日本委员会。远东委员会由中、苏、美、英、法等11国代表组成，负责制定盟国的对日政策、决定归还劫物的原则和方法，总部设在华盛顿。盟国管制日本委员会具体经管劫物的归还，总部设在东京，美、中、苏、英各出一名代表，主席由驻日盟军总部最高司令麦克阿瑟担任。由于规定“在任何情况下，行动之实施，须听命及经由最高统帅，渠为盟国在日之唯一执行当局”，实际上是麦克阿瑟说了算。

为赴日调查和追索被劫文物，“清损会”于1945年10月选定张道藩等13人组成赴日调查团。但由于盟军总部认为最好“派一二专家……组成一小规模之联络代表团”更切合实际，中方只好改派考古学家李济、文史学家张凤举赴日随中国代表团工作，经办劫物调查和归还事宜。

就在中方紧锣密鼓进行索赔准备工作的同时，战败的日本也在偷偷进行着文物隐匿和转移工作。日本投降后，中方规定日本人的文物一律上交、不准携带出境，日本人坂东道直则将劫得的周鸡尊、周伯矩卣、唐狮子、宣德炉等43件珍贵文物藏匿于杭州市上华光卷，后被举报查获，估价4020万元；天津日侨原田广治、税田义人二人则私自将我国的名贵瓷器50余件转赠美驻天津海军第二陆战队中尉德士嘉定，并由后者运到美国。

经过多次磋商，1946年6月18日，远东委员会终于通过了劫物归还政策。1948年1月11日，中方向招商局预订的装载赔偿物资的“海康”号轮驶抵日本横须贺，这是战后11个盟国赴日装运赔偿物资之第一艘。

据1980年原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团出版的《在日办理赔偿和归还工作概述》一书，自此至1949年9月底止，核定归还我国之劫物可分为书籍、文物、货币等十类，归还物资总共约值1813.2万多美元。这其中，书籍158873册，价值18.09万美元；古物2000件，价值11.08万美元。

在归还的古物中，最贵重的当推翡翠屏风、缂丝古画，以及一对绿玉大花瓶、一尊白玉花鸟壶。

翡翠屏风为八折式，高约六英尺，楠木雕制，镶嵌翠玉四十块，为汪精卫1941年访日时赠予裕仁天皇、皇后的礼品。1947年12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秘书刘子健送来资料，中方代表团才察觉此事。不久，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顾问吴学义在坊肆买到“汪主席访日纪念画刊”一册，内印有八折翡翠屏风的照片，同时记载说汪精卫赠予日本皇后绿玉大花瓶一对、赠予日本皇太后白玉花鸟壶（有盖）一尊。这更成为中方追索的有力证据，也证明这些属于国宝而非私人赠予。

刘子健找到了这批宝物存放于盟总劫物仓库中的号码。事后得知，负责日本天皇藏品的宫内省早就将这些宝物交出，只是盟总迟疑未予处置。在确凿证据面前，1948年3月11日，盟总民间物资保管组将这批宝物交还中方。

缂丝古画共58轴，其中明清绣物27轴，为明清两代之最精致品。原为清宫古物，后归朱存素堂，最后为张三畲堂所收藏，张氏移赠沈阳博物馆。二战期间，沈阳博物馆送往东京裱装，以后即无下文。抗战胜利后，中方多次咨请盟总查究，始终没有下落。后经中方密查，获悉画早已裱就，存于某日本人之家。再经交涉，于3月18日正式点验接收。幸运的是，尽管时间过去多年，古画保存异常完好。

吴半农时为中国驻日代表团第三组组长，第三组的主要任务是办理日本的赔偿与归还。据其在《有关日本赔偿归还工作的一些史实》一文中介绍：接收这批宝物后，当时驻日中国代表团主要负责人曾找他谈话，建议把这些珍品送给蒋介石作为礼物。吴半农立即表示反对。为了保证至少暂时不落入私人手中，他们便于1948年3月28日在驻日代表团养正馆大楼举办展览会，将翡翠屏风、缂丝古画、绿玉瓶、白玉壶等全部展出，招待盟总和各国代表团人员参观，以杜绝某些人的觊觎之念。

1948年11月6日，国内主管机关派海辽轮赴日，将上述珍品运回上海，交由中央信托局储运处点收。最终，翡翠屏风、绿玉瓶、白玉壶交南京中央博物院代表签领，缂丝古画则转交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

从日本宫内省索还的其他文物珍品，还有清乾隆帝墨迹四大册、康熙朝瓷瓶一尊、宋代端砚二方、象牙塔一座、大象牙球一具、乾隆朝精雕端砚一对。这些多是汪伪政府大员献赠日皇的贵重物品。此外，中方追回了伪满皇后婉容1935年访日时赠予日皇后的翡翠戒指一只、珠钻镶金手镯一双。

追回《四库全书》等善本3.5万余

日本历来高度重视中国古籍善本，除宫内省图书寮这样的日本皇宫图书馆之外，著名的静嘉堂文库、东洋文库，都有着大量的中国古籍。其来源，不外乎收购和劫夺两类。

三菱财团所属的静嘉堂文库与东洋文库，就是在收购中国古籍的基础上建成的。晚清时曾办理福建盐政的陆心源，在浙江湖州创办了“皕宋楼”，收藏有大量宋元刻本。1907年，陆心源之子陆树藩因经商失败，竟秘密以十万元价格将藏书精华售予日本三菱财团岩崎弥之助。

据《静嘉堂文库略史》，岩崎在此基础上创办的“静嘉堂文库”，收有北宋刊本7部80册、宋刊本114部2611册、元刊本109部1999册，包括北宋初期仅存珍本、许慎所撰的《说文解字》。其中的177部，《四库全书》仅有存目，而该文库藏有全书。

中国人熟悉的《泰晤士报》驻中国通讯员莫理循，在华期间收有图书约24000册、地图画片合计约1000幅。1917年，他辞职回国前，就将“莫理循文库”全部藏书以3.5万英镑卖给了日本三菱财团第三代财阀岩崎久弥。后者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东洋文库。

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平图书馆曾将所藏善本运往上海。日方获悉后，蓄意掠夺。危急之中，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于1941年3月赶赴上海。经再三接洽，美方终于同意中方将这批善本运往美国国会图书馆暂存。为此，民国政府行政院特意拨专款3000美金作为运费。由于时间紧急，最终只运出了百箱宋元明刊本及私人抄本、校本。来不及装运的清刻善本，被迫分批运至法租界私人住宅，秘密寄托。

中央图书馆转藏香港冯平山图书馆的《四库全书》等善本3.5万余册，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这批善本全部被日本人竹藤峰治劫夺，入藏日本上野公园帝国图书馆。后为躲避美军空袭，日本人将其中的1万册疏散至伊势原。幸运的是，这批善本于1946年3月为民国政府驻日军事代表团专员刘增华查获，分两次空运、航运回国。

总共归还的书籍有158873册。除中央图书馆这批善本书籍外，其余多为普通书籍。而我国在战时损失之书籍，据美籍人士的实地考察，估计在1500万册以上。即便按国民政府教育部1938年底的统计，至少也在1000万册以上。可以说，能归还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

苦寻“北京人”头盖骨而无果

追寻“北京人”头盖骨，是战后中方向日本追索文物的重要内容。据“北京人”头盖骨发现者裴文中先生《“北京人”化石标本被劫及失踪经过报告》一文，“北京人”第一具完整头盖骨1929年发现于北京周口店，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挖掘工作暂停。至此，先后发现猿人头骨7个、下颚骨12枚，牙齿数十枚，体骨十余件。这些标本全部存放于协和医学院解剖系办公室中，“七七事变”后两度存入花旗银行保险库中，以防万一。

1941年春开始，美日关系趋于紧张。这年11月，经中美双方协商，决定将这批文物暂时运至美国保管。据当时负责装箱的协和医院职员胡承志回忆，11月18日至21日间，受时任协和医院总务长博文的指令，他将包括“北京人”头盖骨等在内的标本分装两个白木箱子。

箱子物品详情，胡承志有详细的记录：“北京人头盖骨五个、头骨片五片、牙齿约一百三十枚、下颚骨约十个、上颚骨一个，及其余零星碎块之肢体骨等约数十块。上洞史前人头骨三个、未成年头盖骨一个、肢体骨十余个、牙齿数十枚，及零星骨多件。”

极度秘密的情况下，两个箱子第二天被送至美国大使馆，预备由美国驻北平陆战队带到美国去。12月8日，也就是“珍珠港事件”爆发的第二天，日本人即进入协和医院，搜寻“北京人”头骨标本。结果自然是一无所获。

只是不幸的是，从此之后，装有“北京人”头骨标本等的两个箱子不知下落。

抗战期间，曾有传言，标本在秦皇岛附近被日军劫夺。抗战胜利后，裴文中和李济曾赴日本，在日本考古专家原田淑人、平野义太郎、长谷部言人等的配合下进行调查，但未得满意结果。日方坚称这批标本没有运到日本。1947年夏，日本曾归还周口店出土的古化石等一批考古资料。这批资料分十箱运回国内，交还当初主持周口店遗址挖掘的北平地质调查所，但“北京人”头盖骨始终没有音讯。

1945年12月，裴文中先生发表《“北京人”在哪里？》一文。其中透露，1943年四五月间，曾有传言说“北京人”在天津找见了，过了几天，又传说天津所发现的东西与中国猿人无关。

普遍的说法认为，“北京人”头骨在秦皇岛为日军所劫夺。但裴文中说，来接美国陆战队的“哈里森”号在从马尼拉赴秦皇岛途中，于12月8日为日本军舰所追击，在长江口外触礁沉没。也就是说该船并没有抵达秦皇岛，“随‘哈里森’号或‘阿波丸’号沉入海底，或者是被运去了美国”的说法可以完全排除。比较可能的情况，裴文中认为：“我们计算时间，盛中国猿人的两个木箱，应当在秦皇岛的库房中。但是后来这个库房曾为敌军抢掠两次。这两个箱子难保不被他们摧毁了；但是被他们收藏起来，也很可能。”

翠玉屏风，台北故宫博物院馆藏。

追索结果总体难如人意

除追索日本侵华14年所劫夺的文物外，中方还主张：自甲午以来，凡为日本掠夺或未经我国政府许可擅自发掘的一切文物，均须交还中国。“清损会”编撰《甲午以来流入日本文物目录》的目的，就是供盟军总部追查所用。

中国作为受日本侵害时间最长、损失最大者的境况，并未得到盟总的理解和重视。盟总只是下令日本政府呈报“七七事变”后劫掠的财产；而在煌煌42万字的《麦克阿瑟回忆录》中，麦克阿瑟大谈特谈如何为日本制订新宪法等，只字未提日本的赔偿和归还工作，足见其对此项工作的漠视。

即便是“七七事变”后被劫夺文物的追索，盟总规定也十分苛刻：必须通过盟总而不能直接向日人追寻或调查；申请归还被劫文物，不仅需要提交书面申请、相关表格，还须尽量附加各项文物的质地、颜色、尺寸、被掠时地与原物照片等；甚至要求提供物权证明、劫夺人姓名或机关部队的名称番号等。这无疑大大增加了追索的难度，甚至被“清损会”评为“最大困难之一”。

如第三绥靖区司令部何基沣、参谋长陈继淹电请归还被劫图书文物，但“日方报称关于此案有关之日本宪兵尚未能寻得”，最终不了了之。再比如著名植物学家秦仁昌请求归还庐山森林植物园79箱被劫标本，中央研究院请求归还200余箱珍奇图书及岩化石，也因不知所驻日军部队长官名称而平添不少困难。

除此之外，中方还多次提出：对于在日本侵略期间被日本破坏，或因日本军事行动遭受损失，以及下落不明不能归还的文物，日方必须从国内文物中拿出若干类似物品，以补偿损失最重要之国家。美国激烈反对，认为文化物品性质特殊，不宜按战利品或赔偿物资处理；如必须勒令日本补偿，也应该在将来的对日和约中规定，而不应在占领期间强制执行。1949年6月23日，远东委员会就本案提出表决，因美国使用否决权，虽有中国等九国赞成（苏联弃权，未投票），提案仍未通过。

1948年起，美苏矛盾日益显露，“冷战”开始。美国转为公开扶持日本，劝说其他国家放弃对日本索赔，中止了正在拆充赔偿的临时拆迁工作。

战后向日本索回的文物精品，除前文所介绍的翡翠屏风、缂丝古画等之外，其他还有诸如张学良收藏的明清文物精品、在天津觅得的日本人掠走的故宫铜缸铜灯等。此外，日本考古学家原田淑人等发掘北魏平城遗址、曲阜汉鲁灵光殿遗址、周口店和殷墟遗址等所得，以及东京帝国大学在大同等地发掘的物品，其中部分也归还了中国。

至于日本人私自赠给美国海军中尉的那批文物，经“清损会”平津区代表王世襄以及民国政府驻美国大使馆交涉，终获追回。1947年，被追回的古物由美国驻华大使馆在南京交我外交部转中央博物院接收。这批文物包括原田所赠的宋定窑碗、宋梅瓶、宋香炉、明宣德碗、宋画等25件，以及税田所赠的康熙青花壶、乾隆粉彩皿、宋龙泉窑碗等25件，可谓价值连城。

总体而言，对日本的文物追索，结果难尽如人意。1945年11月15日，美国赔偿专使鲍莱在东京记者招待会上曾透露，日本天皇裕仁私人珍藏的古董估值达25亿元法币，其中大部分都来自中国。这些，都没能索回。

以文物价值计，据“清损会”估算，我国古迹文物损失总价为988.5万元法币，但最终归还的图书、古籍、字画、古物等，合计约仅为30万美元。其中，图书计值18万余美元，古物计值11万余美元。2012年的一次采访中，原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直言，抗战以后日本归还中国文物的情形“令人很失望”。

1950年和1951年，日本又先后归还了6批中国文物和物资，全部运到台湾。其中属于文物的，交由当时（台湾）故宫博物院、台湾“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等组成的“联管处”接收。据统计，归还的6批物品共有105箱。105箱物品中，除却辽阳汉墓中出土的破碎陶质器皿、山东曲阜汉灵光殿址出土的砖瓦残片，以及劫自南京兵工厂的铜鼎等，有价值的很少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