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东兴自1947年调任毛泽东的警卫始，其间除短暂下放江西任副省长外，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一路水涨船高，从一介警卫，二十多年间官至中共中央副主席兼中央办公厅主任，并长期执掌中央警卫局身负毛泽东的安危。
1969年，邓小平被分配到江西一个小拖拉机厂工作期间，与夫人卓琳继母夏伯根合影
文革中，汪东兴因为长年担任专案组负责人，他经常代表毛泽东看望、关照被整的老干部、老军人，而无一例外的是被看望、被关照者对这位内廷行走都缺乏良好的印象。然而例外是有的，汪东兴对邓小平特别照顾，两人间的交往充满着温情。但在文革结束后的政治斗争中，也正是邓小平给了汪东兴致命一击。
1965年11月，围绕《海瑞罢官》的论争使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浮出水面。 1966年5月，文革爆发。6月，刘少奇和邓小平组织工作组进驻大中学校，禁止学生游行示威和张贴大字报，并将斗争矛头引向“黑五类”。毛泽东对此非常恼火：“共产主义者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并命令撤销工作组。在1966年8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毛泽东将“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目标直接指向刘少奇。 在1966年10月为期近三周的中央党会上，刘少奇、邓小平被定性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并分别作了自我检讨，内容向全国印发，这也成为文革中最知名的罪名之一，不过刘邓二人仍然是政治局常委，尚未被正式撤职。
随后大字报、党报陆续开始了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批评。 1967年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的长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文章将邓小平指责为“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共最高党刊点名，意味着对刘、邓这两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批判将大大升级。
此后，邓小平屡受冲击，几乎被开除党籍。 邓小平在文革中之所以能够幸存下来，离不开一个人的相助——汪东兴。尤其是在邓小平下放江西和“天安门事件”中，汪东兴在幕后可谓出力不少，帮助邓小平化险为夷，也保存了邓小平在毛泽东逝世之后能够复出的机会。 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一书详细描写了邓小平从北京前往江西的经过：邓小平离京前请求见毛泽东一面，但未得到批准。不过，他被告知可以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写信，他有理由相信汪东兴会把信转交毛泽东。邓小平在离京前一晚与汪东兴的谈话也为他提供了一线希望：汪东兴告诉他，他和妻子最终还是能回到中南海家中的，他们不在时那所房子会一直空着。所有这一切肯定给他带来了希望，因为他到达南昌后对自己专案组的当地代表说：“我还会出来工作，我还能为党工作10年。”
事实上，邓小平回京后，又为党工作了将近20年。 文革期间曾任江青机要秘书的杨银禄在《凤凰周刊》中指出，汪东兴对邓小平特别照顾，不仅安排邓小平几年未见的长女邓林前来道别，还允许邓小平夫妻前往医院看望长子邓朴方。在邓小平下放江西时期，汪东兴还帮助解决了邓小平小女儿毛毛和小儿子飞飞的上学问题，两人被分别安排到江西医科大学和江西理工大学学习，令邓小平一家人喜出望外。
更重要的是，汪东兴在邓小平复出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杨银禄的文章写到，在九一三事件后，邓小平默默听完了林彪事件的传达，他立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明确表示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这封信是汪东兴亲自交给毛泽东的。毛考虑要重新启用邓小平，必须有所交代和解释，等待时机。1972年1月10日，在陈毅元帅的追悼会上，毛泽东主动提到邓小平，说邓小平的性质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他在邓小平出来工作问题上发出的一个重要信号。1月24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出席新疆会议的代表，杨银禄在场，见他当着江青等人的面赞扬刘伯承和邓小平的历史功绩。
8月3日，邓小平再次给毛泽东写信，请求出来工作。他在信中写道：“虽然已68岁了，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工作七八年。”这封信通过汪东兴转交。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做了批示：“邓小平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他没有历史问题，亦没有投降过敌人。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 或许这些只是汪东兴遵从于毛泽东对邓小平特殊待遇的指使，然而这对邓小平无异于是雪中送炭，就连邓小平的小女儿毛毛在《我的感情流水账——父亲邓小平在动乱岁月》一书中的描述，也佐证了汪东兴对邓小平的大恩大德：“从事后来看，对于父亲的政治生命，这的确是一封很重要的信。”
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汪东兴晋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实际上已进入政治决策的核心，是毛泽东晚年最信任的人之一。财新网梳理了汪东兴的政治生涯，认为汪东兴无限忠诚于毛泽东：在毛泽东生前，汪东兴极少与毛泽东想法不一致。1970年召开九届二中全会，汪东兴在设立国家主席的问题上，因为“完全赞成林副主席的讲话”，让毛泽东颇为恼火，但事后还是让汪东兴检讨过关了。 毛泽东评价他道：“他（汪东兴）是一直要跟我走的，别人用起来我不放心，人还是旧的好一点。他的长处是心细，缺点是理论水平差，不喜欢动脑子。但也不要小看了厚重少文，汉朝的周勃可是立了大功的。”
在毛泽东逝世后，汪东兴如毛泽东所料，在平定“四人帮”上立了大功。随即，他转而支持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并成为华最坚定的拥护者，与纪登奎、吴德、陈永贵批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并阻拦邓小平再度复出。
叶永烈在《他影响了中国》一书中写道，文革结束后，复出后的邓小平在谈及同四人帮在1974至1975年的斗争史时得到了党内的一致好评，而身为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则为华国锋帮腔：“现在，有人提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搞错了，要把邓小平请出来，还要让他当总理，说他如何如何能干。邓小平这个人我是熟悉的，讲能力他是有一点，但错误更多。七五年，毛主席是想让他当总理，可试了试，不行，他那两把刷子比我们华主席差远了，所以，最后毛主席才选定华国锋同志作接班人……” 而这时，“拥邓派”与“批邓派”的较量已经到了顶峰。当汪东兴决意支持华国锋后，其命运就已经被注定。
但并不是没有转机。 叶剑英被疏散到湖南时，汪东兴一个电话赶跑了叶剑英，搞得叶剑英老泪纵横。然而，为了擒获四人帮，叶剑英主动联合汪东兴，并且在后来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给汪东兴说话。 不是所有被汪东兴粗暴对待过的老干部，都如叶剑英一样。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谭震林在真理大讨论的时候说起一段往事，他说：主席已经决定解放我了，汪东兴还是那样颐指气使的对待我，教训我要重新作人，我都70岁的人，怎么叫重新做人？不是摆老资格，就是这样的语气实在令人难受。 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曾志在回忆陶铸最后的岁月之时，也决不客气的指责汪东兴：哪里还有一个共产党员的味道，他多次催促陶铸快走，我说陶铸身体不行了，能不能留在北京治疗，汪东兴虎着脸讲，保皇派嘛，要接受革命的斗争呢。他拒绝为我们向主席传达真实的情况。
汪东兴的一贯做法本来就引发了老干部的不满，胡耀邦为老干部翻案时，他不帮忙不说反而处处设置障碍。据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披露，汪东兴把持着中央专案组第一、第二、第三这三个办公室，拒绝把一些案件的审查结论交给中组部，而有关的旁证材料、审讯记录、被审查人的申诉等等的文书档案，仍由中央专案组保管。
汪东兴这样做，这就把自己置于老干部的对立面。然而他也许无法想到，正是他帮助了最多的邓小平首先发难。 1979年在政治局召开生活会的时候，汪东兴又一次阻挠给刘少奇翻案，他指着《关于刘少奇的复查报告》质问，“给刘少奇同志平反……事情都推到江青这些人身上去，容易产生误会。将来出了问题谁来负责？” “我！”邓小平站了起来，“汪东兴同志已经充当了我们中心工作转移和平反冤假错案的绊脚石了。正因为你当时就在专案组，所以你必须对当时一些问题要负一定的责任。这个责任不一定非是‘四人帮’定的才应由‘四人帮’负责，就是在他们错误影响下所做的坏事也应该由他们来负。这道理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从来就是这样的。这有什么奇怪的？” 在邓小平率先发难后，其他人紧跟而上，在一片反对声中，汪东兴已然明白他的政治生涯走到尽头，只得无奈辞职，从此淡出了政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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