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中的坦克第一师

　　中共当局为了镇压1989年的民主运动调动逾20万军队进京，其中有两个坦克师，即第38集团军的坦克第6师和天津警备区的坦克第1师。

　　坦克第1师是解放军最早组建的装甲部队，作为中央军委战略预备队；一直是解放军装甲兵建设的重点，作战次数最多，军官素质最强，武器装备最好。

　　（一）

　　1989年5月20日，即北京实施戒严的当天，坦克第1师接到了进京执行戒严任务的命令。下午，该师坦克装甲车队沿着京津公路（北京市——天津市）向北京开进，傍晚时分抵达河北省三河县燕郊镇。燕郊镇位于潮白河畔，与北京市通县隔河相望，距离天安门广场30公里。在这里，坦克第1师受到大批学生和群众的拦阻，奉命退至河北省三河县李旗庄休整待命。

　　休整待命期间，该师指挥部和所属各团纷纷研究制订开进方案，各级指挥官和参谋人员化装进入北京市区勘察进军路线，了解交通情况和沿途社情。全体官兵被封闭在临时营房内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反复学习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人的有关讲话，认清北京“动乱”的实质，要求人人表态，坚决执行制止“动乱”的命令。

　　6月1日，上级向坦克第1师下达了部队开进的预先号令，要求对所有的车辆进行保养。坦克第1师指挥部按照命令，要求所属各部做好开进的准备工作，保证随时可以出发执行任务。

　　（二）

　　6月3日下午4点钟，坦克第1师接到紧急命令：部队立即向天安门广场开进，执行“平息反革命暴乱”任务。下午5时许，该师第1梯队乘坐数10辆坦克、装甲车，在师阎参谋长为首的师前进指挥部率领下从河北省三河县李旗庄出发，由东往西向北京开进。

　　下午6时许，第1梯队到达预定集结地点——位于北京市通县杨闸的北京卫戍区警卫第3师第13团营房。第13团已进京执行任务，只有副团长邓健康和少量官兵留守。第1梯队简短休整，对车辆进行重新编组，指定装甲步兵团特务连的011号、012号、013号装甲车组成先头分队，观察开进道路，破除障碍。

　　晚10时许，第1梯队接到出发命令，由李树存驾驶的013号装甲车开道。不久，抵达北京市通县八里桥附近，数以万计的学生和市民用公共汽车、大卡车组成路障，手挽手组成人墙，坦克装甲车队被迫停止前进，转眼之间被民众围得水泄不通。僵持许久，仍无法脱身。师前进指挥部决定返回杨闸营房，改道迂回开进。师阎参谋长向第13团副团长邓健康说明受阻情况，请求提供向导。

　　邓健康指定该团后勤处服役多年的专业军士赵德旺担任向导，交代赵德旺说：“能不能把坦克装甲车队带到天安门广场，直接关系到整个戒严部队清场任务的成败。无论如何，你也要帮助兄弟部队完成好这个任务。”

　　6月4日凌晨零点20分，坦克第1师前进指挥部召开临时作战会议，确定改道迂回开进的具体方案。赵德旺破例与会，详细介绍了北京的道路交通情况和沿途的社情，并一一回答了与会者提出的问题。凌晨1点钟整，坦克装甲车队再次出发，赵德旺与阎参谋长共乘装甲指挥车先头开进，担负引路任务。刚一出发，又在杨闸路口被用公共汽车、卡车筑成的路障和男女老少组成的人墙所阻。官兵们下车宣传解释：“我们进城是为了维护秩序，决不会把枪口对准人民。”民众根本不相信他们的说辞，因为戒严部队已在北京城开枪镇压，大批学生和民众伤亡。

　　此时，师前进指挥部接到上级“采取一切措施强行开进”的命令（即开枪命令）。赵德旺建议改变计划，避开人多路窄的京唐（北京市——唐山市）公路，迂回到宽阔的京津公路，发挥装甲优势，强行破障，争取时间，沿着北京市朝阳区的双桥、大北窑、北京市东城区的建国门这一路线向天安门广场开进。赵德旺的建议被采纳了。

　　有了“采取一切措施强行开进”的命令，阎参谋长少了很多顾忌。一声令下，一辆辆坦克、装甲车开足马力，将挡路的几辆卡车挤向一边，坦克装甲车队呼啸而过，转头向京津公路前进。

　　凌晨3时许，坦克装甲车队抵达北京市朝阳区十里堡，6辆横放的公共汽车挡住去路，四周挤满了民众，呼喊声惊天动地。装甲步兵团杜团长通过电台命令李树存：“破障前进！”李树存猛踩装甲车油门向路障猛烈撞去。6辆公共汽车被用铁链绑在一起，冲撞任何一辆公共汽车，其它的公共汽车都跟着摇动，冲撞不开。李树存招呼011号、012号装甲车上来，三辆装甲车开足马力，并排猛烈冲撞公共汽车的结合部，几番冲撞，终于破除了路障。

　　在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坦克装甲车队遇到了十几辆公共汽车和满载煤炭的大卡车筑成的第2道路障，周围有数以千计的群众。李树存选择路障右侧的一棵大柳树作为突破口，加大马力冲撞，柳树韧性强，一撞之下没能断折。李树存倒车，狠劲一踩油门，装甲车猛地撞向柳树，大柳树终于被撞断了，道路右侧出现了一条通道，坦克装甲车队突围而去。

　　凌晨3点55分，坦克装甲车队抵达通县定福庄以东区，有三个师部队的庞大车队受阻拦于此地，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围堵的民众无以计数，用各种车辆组成一道坚固的路障。阎参谋长下令：迅速破障前进。先头分队的三辆装甲车将油门加到最高档，一次又一次合力冲撞，终于撞开了路障。坦克装甲车队冲了过去，三个师受阻部队的车队跟随着冲了过去。

　　在北京市朝阳区大北窑立交桥，围堵的民众眼看坦克装甲车队来势凶猛，急忙纵火点燃数十辆用钢丝绳连在一起的公共汽车，顿时浓烟滚滚，火焰高达十多米。阎参谋长下令强行闯过去，十几分钟后，坦克装甲车队闯过了长达50米的火海。

　　坦克装甲车队抵达北京市朝阳区呼家楼，这里已是北京市区，民众的阻拦更为顽强。7辆汽车围成“曰”字形设置成坚固的路障。师侦察营副营长张辉乘坐装甲指挥车，连同先头分队的三辆装甲车合力冲击路障。猛烈的撞击，导致四辆装甲车的驾驶员个个头破血流。

　　装甲车陆续撞开了第2层、第3层车障，许多民众奋不顾身地涌上来，手推肩顶，用几辆汽车封住缺口，并将李树存的装甲车围在了中间。李树存红了眼，疯了似地将油门加到最高档，拚命撞击路障。民众大多惊呼躲避，但仍有少数不怕死的民众怒叫着将用作路障的汽车纵火点燃。坦克装甲车队又一次突围而去。

　　坦克装甲车队抵达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门口，大批学生和市民正在用水泥管等设置路障。为了抢时间，官兵们发射了军用瓦斯弹，迅速驱散了人群。军用瓦斯弹不同于一般的警用瓦斯弹，对人身的伤害更大。中国军方的资料只提到官兵们施放了军用瓦斯弹，其实还对围堵的学生和民众开枪，有学生中弹遇难。

　　凌晨4时许，坦克装甲车队经北京市朝阳区日坛路抵达建国门立交桥，围堵的民众将立交桥上当作路障的八九辆汽车全部点燃了。坦克装甲车队没有减速，强力撞开燃烧的汽车冲了过去。

　　坦克装甲车队连续冲破5道路障，经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来到东长安街，街上布满了垃圾桶、水泥墩、铁栅栏。民众并没有放弃阻拦坦克装甲车队前往天安门广场的努力，但是凡人肉身实在无法抗拒钢铁庞然大物，加上官兵们执行镇压命令的意志坚定，坦克装甲车逢人逢物均不减速，一律强力冲撞。在建国门立交桥，装甲车将奉命占领建国门立交桥的第39集团军第115师第343团的一辆军车撞翻，造成多名军人伤亡，致使第39集团军部队官兵差一点哗变。

　　凌晨4点50分，李树存驾驶的013号装甲车和阎参谋长乘坐的装甲指挥车率先抵达天安门广场，比上级命令规定的“6月4日凌晨5点40分”提早了许多。李树存事后被中央军委授予“共和国卫士”称号。凌晨5点18分，第1梯队其它的装甲车和坦克抵达天安门广场，紧随其后的其他三个师部队的军车也陆续抵达天安门广场。

　　坦克装甲车队受到先期到达的第38集团军官兵的热烈欢迎，阎参谋长十分兴奋，紧拉着向导赵德旺的手说：“谢谢你，谢谢老虎团的支持和帮助，没有你，我们决不可能这么顺利地完成任务。”赵德旺“激动得热泪盈眶”。

　　（三）

　　坦克第1师的主力部队——第2梯队并未按时抵达天安门广场。6月3日晚，师长徐庆仁、师政委吴忠明率领第2梯队从河北省三河县出发，向北京开进，一路受阻。

　　6月4日清晨6点40分，第2梯队才开进到北京市朝阳区双井地区，再次受阻。十几辆卡车横在路中央，车上站满了民众。如果强行冲撞路障，就很可能伤害民众。于是，师长徐庆仁、师政委吴忠明决定：停止前进，原地待命。坦克装甲车队刚刚停下，群众就潮水般地涌过来，团团围住每一辆坦克、装甲车，向官兵们宣讲北京各处所发生的军人开枪镇压情况。一些愤怒的民众爬上坦克车、装甲车，有的揪天线，有的拆机枪，有的砸车灯，有的卸履带。据中国官方资料声称，许多官兵被打，数十人受伤。

　　第2梯队官兵们一边保护坦克、装甲车，一边向群众宣传解释。从清晨6点40分到傍晚7点40分，整整13个小时，官兵们留在原地未动。一些民众主动为停止前进的官兵们送来了热水热饭，但民众始终不肯让开道路。为了既不伤害群众，又尽快到达天安门广场，师长徐庆仁下达了迂回前进的命令。

　　迟至6月5日凌晨1点40分，第2梯队的大部分坦克和装甲车才终于到达天安门广场。有的车辆和官兵一直到6月7日才抵达天安门广场。

　　坦克第1师师长徐庆仁、师政委吴忠明人性未泯，没有为了完成任务而枉顾民众的生命。

　　（四）

　　坦克第1师第1梯队抵达天安门广场时，天安门广场清场行动已进入最后阶段，坦克装甲车队奉命在东长安街一线担任警戒任务，阻止学生和民众从东北角进入天安门广场声援。

　　6月4日凌晨5点20分，坦克团团长罗刚（北京人）接到师前进指挥部命令，火速率领部队驱散聚集在新华门前的民众，保证中南海的绝对安全。团长罗刚、副团长贾振禄率领8辆坦克组成坦克突击队。凌晨6点05分，戒严部队指挥部命令坦克第1师立即出动，驱散新华门前“反革命暴徒”。坦克突击队从天安门广场出发，8辆坦克分列成4排，每排2辆，并驾齐驱，以形成威慑力。沿着西长安街由东往西行进约2华里，有几百名学生和群众横躺在地上，用血肉之躯组成一道长约十几米的“人体路障”。坦克没有减速，100米、50米、30米，距离“人体路障”越来越近，路面剧烈震动，坦克的轰鸣声震耳欲聋，但躺在地上的学生和民众坚持不动，坦克的速度不得不降下来。

　　指挥车里的罗刚头上直冒汗，因为通讯电台中不时传来戒严部队指挥部“新华门告急！”的呼叫。罗刚觉得一分一秒也不能拖延了，于是下达命令：迅速采取第1号、第2号、第3号方案。第1号方案实施了：用广播器对学生和民众进行劝说，3分钟过去了，无效。紧接着实施了第2号方案：鸣枪示警，又一个3分钟过去了，仍然无效。紧接着又实施了第3号方案：施放军用瓦斯弹。军用瓦斯弹接连不断地在人群中炸开，烟雾弥漫。一位在场的学生说，虽已决定一死，但还是无法忍受军用瓦斯弹。多数躺在地上的学生和民众起身躲避。

　　据罗刚事后自述：坦克突击队慢慢地向前拱着人群，终于将新华门附近的人群驱散。从天安门广场出发，到驱散新华门前的人群，坦克突击队总共只花了30分钟。

　　坦克突击队驱散了新华门附近的人群，继续沿着西长安街往西高速行驶，一路鸣枪，施放军用瓦斯弹，将学生和市民全部驱逐到电报大楼以西，一部分坦克在六部口设卡镇守，另一部分坦克在新华门前一字排开，保护中南海。此时是清晨7点25分。

　　坦克突击队经过新华门西侧不远处的六部口时，正遇上从天安门广场撤离出来的学生队伍。数千名学生打着校旗，从六部口东边的新华北街拐上西长安街，有秩序、和平地在自行车道上往西行进，准备返回各自校园。坦克突击队不走宽阔的快车道、慢车道，沿着自行车道快速追轧学生队伍。学生们万万想不到坦克会从背后追轧，不少人躲避不及，或死或伤。

　　坦克突击队惨绝人寰的暴行激起人们极大的愤怒，上午8点钟，仍有近万名民众不顾危险，聚集在六部口设卡的坦克前抗议，有民众高呼“烧了这些坦克，为死难者报仇”，有民众向坦克投掷砖头、石块、啤酒瓶。部分学生和民众站出来拉起一道纠察线，隔离军民双方，主动维持秩序。到了上午11点钟，军民对峙的紧张状态才缓和下来。

　　（五）

　　六部口惨案发生时，笔者也在学生撤退队伍中。长安街是中国最宽的马路，宽达七八十米，双行道，南北两边各分为快车道、慢车道、自行车道和人行道。自行车道和人行道之间隔着一道高约120厘米的绿色尖头铁栏杆。学生队伍当时有秩序地由东往西走在北边的自行车道上。

　　三辆坦克一边发射军用瓦斯弹，一边从背后快速地追轧学生队伍。一时间，大街上弥漫着淡黄色的烟雾，许多学生吸入烟雾后痛苦地趴在人行道上干呕不止，中国政法大学国际经济系青年女教师张丽英因过多吸入烟雾晕倒路旁，被送往医院急救。

　　慌乱之际，学生们纷纷翻越绿色尖头铁栏杆而躲避，不少人被绿色尖头铁栏杆刺伤或跌下来摔伤。女学生大多无法翻越高达120厘米的绿色尖头铁栏杆，只能紧贴在绿色尖头铁栏杆旁，惊恐之状让人心酸。

　　北京科技大学（原北京钢铁学院）硕士研究生王宽宝与同校的博士研究生林仁富各自推着一辆自行车走在自行车道上，当周围的学生开始奔逃，他俩不相信会有危险，没有跟着奔逃，顷刻之间便倒在坦克的履带之下。林仁富当场死亡。王宽宝身负重伤，整个骨盆被轧成粉碎性骨折，数年中做了多次大手术，伤口多年后仍没有愈合。

　　六部口惨案造成11人遇难，多人伤重致残。“天安门母亲”群体的代表性人物丁子霖经过多年艰辛查寻，找到死难者5人、受伤者9人，其中1人不愿公布个人资料。

　　5位遇难的大学生是：

　　1、北京科技大学1989年应届毕业博士生林仁富：福建省莆田市人，遇难时年仅30岁，已婚，无子女。

　　2、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原中央团校）青年工作系1986级学生董晓军：江苏省盐城县人，遇难时年仅20岁。

　　3、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年工作系1986级学生王培文：陕西省咸阳市人，遇难时年仅21岁。

　　4、北京科技大学管理系1985级学生田道民：湖北省石首市人，遇难时年仅22岁。田道民先被军用瓦斯弹熏倒在地，又被坦克轧掉了左边的半个脸。

　　5、北京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1988级学生龚纪芳：女，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人，遇难时年仅19岁。

　　受伤的9人是：

　　1、北京体育学院理论系运动生物力学专业学生方政。

　　2、北京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王宽宝。

　　3、北京铁路局南口机务段工人权锡平。权锡平在躲避坦克时被子弹击中右大腿内侧神经，腿部大动脉及坐骨神经分枝被打断，右腿呈萎缩状态。

　　4、北京某民营公司职员刘华。刘华与方政同时被坦克轧成重伤，后脑骨摔碎，左臂骨折，右臂粉碎性骨折，后来截肢。

　　5、北京某大学的一名女学生。这名女学生6月4日凌晨参加一支自发的临时救护队，在西长安街抢救受伤者，坦克丧心病狂地将她的一条大腿轧成粉碎性骨折。

　　另外4名受伤者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学生苏文魁、赵国庆、钱奕新和单连军，有的被轧成重伤，有的留下了终身残疾。

　　罗刚事后在署名文章《红墙外的较量》中公然撒谎说：“在整个驱逐过程中，我的部下没有向人群开一枪，也没有轧伤轧死一个人。”

　　在六部口惨案中，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学生队伍首当其冲，所受伤害最为严重，还有一些受伤的学生不在上述名单中。笔者在美国主办《新闻自由导报》时结识了一位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生（不能透露姓名），也是六部口惨案的受伤者，他后来写了题为《坦克追碾学生事件亲历记》的文章，叙述了当时的情景：

　　“我们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队伍由30、40名学生组成，处在整个学生撤离队伍比较靠后的部分。我的同学王培文赤着脚（在撤离天安门广场的过程中由于匆促，加上人多拥挤，很多同学的鞋子都挤丢了），举着校旗，雄赳赳地走在我们学校队伍的最前头。

　　“大约在清晨7时左右，正当我们队伍从新华北街转向西长安街的时候，突然有人惊呼：‘坦克来了！坦克来了！’我扭头一看，只见3辆重型坦克并排行驶，从学生队伍后面快速地冲过来。随即又听到一阵‘砰砰’的响声，散开一片片呛人的淡黄色烟雾，让人感觉到呼吸困难……

　　“同学们情急之下纷纷向路边躲避，准备给坦克让出一条通道。但是自行车道和人行道之间隔着一道高逾一米的铁栏杆，这道铁栏杆又是尖头的，一时无法翻越过去，同学们只好挤在铁栏杆旁，无法退避到人行道上去。说时迟那时快，正当同学们在铁栏杆旁挤成一团时，其中一辆坦克已经直接冲进铁栏杆旁的人群中，顿时响起一阵惊恐而凄厉的叫喊声。

　　“一刹那间，我被一股强大无比的力量所推倒，一种被轧死的感觉在脑中一闪而过，随即失去了知觉。万万没有想到，在坦克过去之后，苏醒过来的我发现自己居然还活着。我环顾四周，横七竖八地躺着一片人，或死或伤，场面不忍目睹。原先高高竖立的铁栏杆也已被坦克挤倒了。于是我在仓惶之中爬出死伤者的人堆，爬过倒塌在地的铁栏杆，随后被民众送到积水潭医院救治……”

　　遇难学生龚纪芳先是左胳膊中弹倒地，后又吸入大量军用瓦斯弹气体昏迷，被民众送入北京市红十字会急救中心，抢救无效身亡。死亡证明书称：死因主要是由于吸入毒气造成肺部糜烂。龚纪芳左胳膊的伤口很大，像是中了俗称“炸子”的开花弹（达姆弹），其实是中了坦克上大口径枪械（机枪或重机枪）发射的子弹。

　　六部口惨案触目惊心，现场痛哭声震天动地。五具遇难学生的遗体散乱在靠近人行道的柏油马路上，最西面的一具遗体距离人行道两米多远，头朝着西北仰面躺着，脑袋中间开了一个大洞，像豆腐脑一样的脑浆掺杂着许多红色的血丝向前喷射出一米多远。另外四具遗体倒在这具遗体的东面更靠近人行道的地方，其中两具遗体被轧到了自行车上，与自行车粘到了一起。（当我从电报大楼门口重返六部口惨案现场时，部分受伤者和遇难者遗体已被民众运走了。）

　　一些学生一边哭一边商量，是否将这些遇难者的遗体运走，免得被戒严部队抢去消尸灭迹。在民众帮助下，几位学生将遇难者遗体一一抬到了西长安街后面一个胡同里。一位个体户司机流着泪建议把五具遗体运往中国政法大学，作为戒严部队屠杀平民百姓的法律证据。学生们听从了他的建议，把五具遗体（一具遗体连着自行车）抬上了他的小卡车。

　　当小卡车到达中国政法大学时，已有数千名师生簇拥在学校东门口迎接，当时整条大街上什么声音也听不见，听到的都是哭泣声。

　　六部口惨案最能反映六四镇压的残暴，制造六部口惨案的指挥官是罗刚，那辆疯狂轧人的坦克编号是“106”。罗刚后来升任坦克第1师副师长、内蒙古军区副司令员。让历史记住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