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上发生过哪些重大瘟疫？

14世纪中叶的黑死病及其周期性的复发在欧洲一直持续到17世纪，在中东则持续到19世纪。这可能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大瘟疫，但绝不是唯一的一次。当它在欧洲开始减弱的时候，西班牙人横渡大西洋来到新大陆，给后者带来了类似规模的，甚至可以说是更具灾难性的瘟疫大流行。

天花和麻疹是欧洲人带来的最具毁灭性的疾病

上个冰期末期，阿拉斯加和西伯利亚之间、现今被称为白令海峡的地区的连接处被海平面的上升切断了，所以旧大陆和新大陆的人口和疾病环境都是独立发展起来的。与美洲大陆相比，非洲和非裔欧亚大陆的居民与感染病原体的动物的接触更广泛，这种频繁的接触结果通常暴露在致命的传染病中，如天花、麻疹、流感、鼠疫、疟疾、黄热病和伤寒。

在中世纪末期，在商业联系和随后产生的军事联系的推动下，旧大陆那些在过去独立发病的地区逐渐连接起来了，导致许多致命疾病在整个大陆传播开来。相比之下，美洲土著生活的环境中没有发生那么严重的瘟疫，他们以前没有经历过旧大陆所经历过的那些灾难。探索和征服开辟了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所说的“哥伦布大交换”，横跨大西洋的联系导致大量的致命病毒迅速地传入美洲。尽管新大陆以另一种方式传播了梅毒，但欧洲病原体对美洲的损害更加多样化，在许多方面也更具灾难性。

天花和麻疹是欧洲人带来的最具毁灭性的疾病：在旧大陆，它们是长期流行的早期儿童疾病，在美洲，它们以流行病的形式暴发了。尽管大多数水手在孩童时期就得过这些疾病，因而在成年后对其免疫，但偶尔也会有一些活跃病毒的携带者加入横跨大西洋的探险中。流感是第三大杀手，成年人也无法对其产生免疫。这三种是最具传播性的流行病，因为它们是通过飞沫或身体接触传播和感染的。而疟疾、伤寒和鼠疫等其他疾病需要蚊子、虱子和跳蚤作为适当的载体来进行传播。当然，这只是时间的问题。

在哥伦布第一次到达美洲大陆不到一年时，传染病开始在欧洲人在美洲的第一个立足点海地岛肆虐。海地岛的土著人口从原来的可能有数十万人减少到1508年的6万人，1510年的3.3万人，1519年的1.8万人，1542年的不到2000人。多种流行病横扫加勒比地区，并且很快就传播到大陆。1518年的第一次天花大流行，摧毁了这些岛屿。1519年，造成了中美洲的阿兹特克人和玛雅人的大量死亡。它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阿兹特克人中的幸存者后来就是从这次灾难出现开始计算他们的日期。他们意识到这是一个开启了恐怖新时代的重大事件。由于疾病通过接触传播且缺乏救治措施，从未感染过这些病毒的群体遭受了最大限度地打击。

在其不受控制的暴发中，这场疫情为西班牙人征服该地区铺平了道路。正如伯纳迪诺·德·萨哈贡所言，他们占领了阿兹特克的首府特诺奇蒂特兰城：

几年之内，天花于16世纪20代到达印加的安第斯，在那里，天花导致人口大量减少，其中可能包括其统治者哈纳·卡帕克。第二次天花大流行始于1532年，这次是由麻疹引起的，从墨西哥一直延伸到安第斯山脉，同样导致了人口的大量死亡。一种特别严重的流行病（可能是伤寒）在1545—1548年摧残了中美洲中部地区。后来，比如在16世纪50年代晚期和16世纪60年代早期，一些疾病也时不时出现，这似乎是流感暴发。越来越多的灾难被报道出来，并在1576—1591年的复合性流行病的暴发中达到顶峰。当时暴发的一场大规模疫情使剩余人口数量锐减，先是伤寒，后来又同时出现了天花和麻疹（1585—1591年），这是迄今为止最严重的灾难事件之一。

“街上到处都是死人和病人，我们的人都是踏着尸体走过去的。”

在整个17世纪上半叶，瘟疫都在肆虐，其力量可能有所减弱，各地区情况不一，但仍然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尽管大规模的人口死亡和随之而来的混乱有利于西班牙的征服计划，但新统治者很快就试图阻止这一趋势。到16世纪晚期，他们动用更多的医生并实施隔离检疫，希望能保留他们可以利用的本土劳动力。但这些措施充其量也只有很小的效果：瘟疫像波浪一样，大约每隔一代人时间就出现一次，而在最初150多年的时间里，死亡人数也只有轻微下降。此外，通过对土著人造成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冲击，征服暴力本身只可能使土著人整体的死亡危机更加严重。

累积的人口影响无疑是灾难性的。唯一真正的问题有关人口损失的规模，这是一个困扰了几代学者的问题，但由于缺乏关于新大陆在欧洲人到来前的人口数量的可靠信息，这一问题很难解决。仅就墨西哥而言，在文献中已经提到了从20%~90%不等的累积人口损失。大多数估计都认为总人口损失超过了一半。似乎有理由认为：与黑死病有关的死亡水平最好被视为新大陆的最低死亡水平。对墨西哥来说，至少一半的人口损失似乎是可能的，而在其他一些地区，更高水平的人口损失似乎是可能的。

长期以来，这一引人注目的人口缩减是否压缩了资源不平等，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随着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的多级统治被类似的西班牙多级统治取代，财富的演变必然也会受到国家权力变化的影响，需要可靠的数据才能确定人口变化是如何在劳动力市场发挥作用的。杰弗里·威廉森大胆尝试勾勒出有关拉丁美洲不平等状况的一个“没有细节的历史”，他观察到标准的马尔萨斯逻辑所预测的人口大量损失以及实际工资上升发生在16世纪，但他无法引证支持这种猜想的证据。2014年，一项有关拉丁美洲的从16世纪30年代开始至随后三个世纪的收入的开创性研究终于改变了这种状况。

显示了墨西哥城地区工人实际工资的上升和下降。这条倒U形曲线可以用马尔萨斯主义中关于人口下降和随后的复苏对工资的影响来解释。

“死的人比活人多”：查士丁尼瘟疫

14世纪的黑死病并不是旧大陆的第一次大瘟疫。早在这次瘟疫发生的800年前，同样的疾病就曾以差不多的方式在欧洲和中东地区肆虐，这就是查士丁尼瘟疫。查士丁尼瘟疫从公元541年一直持续到大约公元750年。那次瘟疫于公元541年7月首次出现在埃及和巴勒斯坦之间海岸的培琉喜阿姆，8月传到附近的加沙地带，9月传到埃及首都亚历山大市。次年3月1日，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声称“死亡事件已经遍及所有地方”，尽管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在一个月后才被瘟疫肆虐，由此带来的灾难却是毁灭性的：

现在，拜占庭的瘟疫持续了4个月，其中大约有3个月毒性最大。一开始的时候，死亡人数比正常情况多一点，然后死亡率继续上升，之后每天死亡人数都达到5000人，甚至超过了1万人，或者更多。起初，每个人都参与埋葬自己的家人，这时，就已有人偷偷地或强行把死去的家属扔进别人的坟墓里，但后来，所有地方都变得混乱了，甚至一点秩序都没有了……在以前所有的墓地被都占满后，他们就在城市其他地方一个接一个地挖出新的墓地，把死人尽其所能一个个分开放进去。但后来挖坑的人无法跟上人死亡的速度了，他们登上锡卡的防御工事的那些塔楼，掀开其屋顶，然后把尸体乱扔在里面。所有尸体仿佛都是失足掉在里面一样、杂乱无章，然后他们再用屋顶将尸体盖住，几乎所有的塔里都填满了这样的尸体。

就像8个世纪后的情况一样，这场疫情被证明无法遏制：在公元542年的夏天，疫情在叙利亚肆虐，北非的疫情则发生在同年晚些时候；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南部以及巴尔干半岛则在543年遭到瘟疫侵袭。接着是一波又一波的疫情：一项现代统计表明，在541—750 年间，出现多达18次疫情暴发，其中有东边的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西边的伊比利亚半岛，北边的英国、爱尔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边的也门，当然，也包括这些地区所围成的所有地区。

历史记载，感染瘟疫的症状与鼠疫杆菌的一致。拜占庭的疫情记载反复强调腹股沟肿胀，这是鼠疫的典型症状。也有一些记载表明，在人体其他部位，如腋窝、耳后或大腿上也出现了肿胀。同样出现的还有被视为死亡先兆的黑痈，以及昏迷、精神错乱、吐血和发烧。此外，分子生物学已经证实当时鼠疫杆菌的存在。在巴伐利亚州的阿施海姆的一个晚期罗马墓地中，12具骨架中有10具显示鼠疫杆菌的DNA片段，其中有两具骨架上的DNA足以重构鼠疫杆菌的整个DNA序列。在其中一具骨架上发现的珠状物让我们大致可以追溯到公元6世纪的第二个25年，即查士丁尼瘟疫暴发的时间。

报告的死亡率往往很高，但通常看起来不可靠。一些观察人士认为，君士坦丁堡最初暴发的疫情，导致每天都有数千甚至上万人被夺去生命，使城市人口减少了一半以上。类似极端的说法有时也会在同一地点或其他地方出现。不容怀疑的是大规模死亡的压倒性印象，观察家不过是附上了老一套的数字。

考虑到这种疾病与中世纪晚期的情况是一样的，并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活跃状态，我们可能会怀疑，整体的人口流失也许很相似，可能是欧亚大陆西部和北非人口的1/4或1/3的水平。这种大规模的人口死亡必然会对劳动力供应产生严重影响。在君士坦丁堡，以弗所的高级教会官员约翰对处理瘟疫受害者尸体所得的利润和洗衣服成本的上升颇有微词。在瘟疫首次出现的三年后，查士丁尼大帝谴责了工人的更多要求，并试图通过政府的法令来禁止他们的这些要求：

“我们已经确定，尽管受到了上帝——我们的主的惩罚，从事贸易和追求文学的人们，以及工匠、农民和水手，都应该过上更好的生活，但他们在获取利益的路上走得太远了，他们要求两倍或三倍的工资和薪金的行为违反了我们古老的习俗。因此，看起来，我们通过这项帝国法令禁止所有人屈服于这种可怕的贪婪的做法是明智的。这是为了保证任何手艺人、商人、店主、农民都不得要求超过古代习俗规定水平的薪金或工资。我们还规定，从事建筑物、可耕种土地和其他财产测量的人不得超过合理收费标准，而应该遵循在这方面已确立的惯例。我们要求那些掌管工程和购买原料的人遵守这些规定。我们不允许他们支付比日常惯例更多的金额。在此通知他们，任何要求超过这一规定收入标准的人，以及被认为已经接受或给予超过允许金额的人，将被强令支付三倍于那个数量的金额给国家财政。”

这是已知的最早尝试在面对瘟疫时控制讨价还价现象的例子，亦是中世纪英格兰、法国和西班牙统治墨西哥初期实行类似措施的先驱。但是，随着瘟疫的蔓延和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这一法令对工资的影响也是有限的。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实际工资增长在许多地区都出现了，正如经济学家所猜测的那样，尽管经验证据仅限于中东地区，尤其是埃及，那里的文献证据的完善程度是其他地方不可比拟的。埃及实际工资的记录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

但这些证据并不连续：在最初的第一个千年里，文献中只有农村无技能工人的工资数据；在中世纪，则只有城市无技能工人的工资数据。尽管这些数据不能进行同等比较，但它们确实反映了相同的趋势，足以形成关于埃及情况的一个整体叙事。在农村，最常见的情况是每天的工资相当于3.5~5升小麦，正好处于前现代社会典型的3.5~6.5升的核心范围之内。这是一个在那个时期接近于生理需求水平的工资标准。相比之下，超过10升小麦的工资，出现在6世纪晚期以及7世纪和8世纪。

以上内容节选自《不平等社会》中的《瘟疫、饥荒和战争》一章，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作者丨[美]沃尔特·沙伊德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