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神”的前身竟是“瘟神”？

在现代医学普及前，人们对疾病的认识多与神鬼有关。从人类学调查看，原始部族往往将疾病归结为“巫术”，巫术既能使人患病，亦能驱疾；相同的思路，在中国汉代颇为盛行。每种文化创立出的“神魔”概念与故事，其实是人类对社会生活的“异空间”想象，以神与魔为表象的宗教文化，体现着具有普遍性的社会心理，如恐惧、敬畏、祈求等。

美国汉学家万志英的《左道：中国宗教文化中的神与魔》讲述了五通神的前世今生，五通神从18世纪开始，成为人们广泛认可的财神；但在此之前，五通神形象并非“佛祖”“菩萨”那般全然正直善良，宋代就有很多关于他的邪淫故事。在五通神漫长的演变史中，他兼具神性和魔性，并带来可怖的瘟疫（可以想象古代人对瘟疫这类强传染性疾病的恐慌），而人们因为惧怕五通神袭击，开始深信不疑地敬奉，五通的邪恶力量反而加强了人们的信仰。

根据作者考察，五通神形象远不止于此，他的来源起码有四类，其一，居住在山中的怪物——山魈，它身材矮小、身披毛发、林间穿梭，具备很多人的特征，主要体现人们对未知空间的想象，其在宋代和五通联系起来，成为邪恶特性的来源之一。

其二，代表瘟疫的五方鬼主，亦即五方瘟神，道教在其形象的转变中起到关键作用，早期道教组织，比如张角的太平道、张鲁的天师道，都是依靠赦罪行为、驱邪仪式等，与疾病进行斗争，而在汉代开始的“异世界”（或说鬼神世界）建构中，道教文化将瘟神逐渐转变为神界成员，从邪恶的病毒源头，转变为保护信众的天神。

其三，宋代盛行开来的五显神，得到官府承认，并为其修建很多祠庙。五显神形象系道教法师角色，具有神力，可以庇佑人们安全。明代朱元璋信仰五显，又促进发展。单从“五”的数量，以及他的功用看，不难发现五显和五通的相似性。

其四，本就代表财富的五路财神，儒家传统始终对金钱持戒慎态度，这源于过度的欲望，极易引起道德危机，从而使个人、家庭、社会都陷入无节制的过度状态。但在明代商业空前发展时期，出现了重视道德操守、强调商业美德的新观念，其主张用善行切实表达诚心，慷慨待人以及赢得更多财富。财神形象虽摆脱不了邪恶欲望的化身，但此时由于新伦理观念，已使对富裕的追求不再遮遮掩掩、备受责备。五通神原本邪恶的特性，符合人们对“金钱是邪恶的”看法，从而与财富联系起来。

五通神信仰的流传纵然复杂，但不难看出民间信仰的内在逻辑——因未知的恐惧而敬畏、因预期的安定（收益）而信服。一般而言，前者为发端，后者系结果，二者在漫长的历史中，又相互交融杂糅，这充分体现出传统文化中，神灵的复合性、多面性和易变性。用万志英的话说：五通展现的是面对神灵的惶恐之情，也是对神渴望发挥作用的愿望。中国的宗教信仰最突出的特征，正是：幸福主义的祭祀与辟邪方案，主要的诉求是避免灾祸、获得福报。而这种通俗宗教文化远非经典宗教粗陋的残留物，它也是影响官祀或佛、道正典形成过程的积极要素。

从古至今，中国人的宗教始终有一主旨——祈求神力以增强对现实生活掌控的手段，所以其表象在不同历史时期，是祖先、鬼、神、仙等，但归根结底是以神灵世界，来协调人间的实用主义信仰，它兼具人们对幸福的渴望、对灾祸的惧怕、对道德象征的社会秩序的遵从。

现实中的很多行为和现象，都能从神鬼信仰的历史轨迹中略窥究竟。比如在商周时代，人间的社会阶层和等级映射于神灵世界，人们祭祀是为了得到庇佑，祖先宗族具备无可比拟的神性。秦汉时代，祖先不再被视为“力量”，而是生存于阴间的亡者，如果说之前对逝者是敬畏，那么自汉代以降，神魂形魄成为恐惧的对象——如果不妥善安葬祖先，逝者的亡魂将施以报复。逝者的墓穴更加生活化，仿若是人间生活的翻版，阴间的安置关乎生者的安宁，这也是汉代厚葬的思想根源之一。此外，秦汉政治制度的定型，导致人们想象的地府结构与阳界极为相似，邪魔也有科层制的管理和大量爪牙走卒。这种转变，解释了为何我们对祖先（或言逝者）有既崇敬又惧怕的情感，逝者形象，本就因为历史，兼具强大的庇佑力量和难逃的谴责惩戒。显然，这和五通神所代表的民间信仰十分类似。

在获取神灵福报方面，人们更是衍生出大量实用主义观念。以佛教而言，“业力”决定着个体命运，它难被修正，有着本源性和注定性；但中国人则认为：整个家族可以承担业力，从而改变命运，实现超脱。此外，强权也能影响业力，使其拥有“操纵”空间，比如《西游记》中唐太宗就凭在阴间任职的旧臣，摆脱困境。所以，在中国民间信仰中，只要你肯行动，神灵便可能认同你的努力，命运也能随之改变。在这种简化的因果思维之下，出现很多当下依然存在的行为，比如源自南朝灵宝派主张的斋醮、祈禳、持戒、诵经；唐代纸钱的大量使用，目的是帮助个体抵御邪煞，寄寓民众对解脱的渴求；宋代净土法门强调积累善业与量化个人精神进展，记录功德簿，向菩萨忏悔祈愿。这些习俗是典型中国式信仰。从根本上，中国文化相信“人”终究是世界的核心，凡人可以与神灵对话博弈，后世随着经济繁荣和文化阐释，人们愈加相信人可以影响神灵，掌控命运。

万志英引用了杜赞奇的“叠写”理论，即一套通用的文化词汇，不同群体可以用它表述自己的世界观。在中国的泛宗教历史考察中，这种长时段引起的信仰变化，印证着一种趋势：信仰没有因为自身的扩散而变得一致，而是不断改变以适应不同的地方、时期、人群、情形。对后人而言，了解自身信仰的过程，就好像看到无数涓涓细流，以清晰的路线汇入海洋，它不仅有利于我们理解普遍性观念的形态，更能使人感知自身文化中的情感与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