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薄一波与习仲勋的恩怨矛盾

薄一波（1908—2007），原名薄书存，山西定襄县蒋村人。1925年入党，曾在山西，天津等地从事兵运等工作，3次入狱。1946年起，担任军队领导工作。建国后，历任华北局第1书记，军区政委，财政部部长，国务院第3办公室主任，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等职。

习仲勋（1913-2002），祖籍河南省邓州市，生于陕西省富平县，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建国以来长期主持西北党、政、军全面工作。1959年4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第五、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薄一波与习仲勋的恩怨故事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8年12月，胡耀邦冒着极大政治压力，使中共中央为薄一波彻底平反，恢复了名誉。1979年3月，他被任命为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7月1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任命他再次为国务院副总理。他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重要支持者。1980年，他在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所作的《三十年来经济建设的回顾》的报告，随后兼任国务院机械工业委员会主任。并着手组建大型国有公司以提高中国工业生产效率与产权负责制，其中包括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等。1982年5月，薄一波兼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党组书记，重新调整计划与市场、发展速度、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等。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决定设立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薄一波当选为中顾委常务副主任，负责主持废除当时普遍存在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并建立和实行领导干部离退休制度，推进领导干部的新老交替。1987年1月10日，薄一波在党中央一级的党的生活会议上对胡耀邦进行“严肃的批评”，最后胡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

1986年年底至1987年初，中国各地爆发大规模学生运动，武汉、深圳、昆明、广州、天津等17个大中城市，爆发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中共元老将运动的爆发，归咎自由化知识份子煽动，以及胡耀邦的姑息。其实，当上中共总书记的胡耀邦根据邓小平在1980年就提出过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1986年发表要求“中央委员会成员一到60岁就退休，那些已经超过80岁的老同志更应该往下退了”的讲话，招致邓小平和中共众元老的忌恨。曾任胡耀邦助手的林牧，在《习仲勋披露胡耀邦下台前后政治内幕》一文中披露，1987年元旦夜，在邓小平家里，陈云、薄一波、彭真、王震、宋任穷等中共元老，在紧锣密鼓地策划一场宫廷政变。只隔一天，胡耀邦被通知参加中南海小会议厅开所谓生活会。会议由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主持，他一开始就要求胡作深刻检讨。在连续几天的“生活会”上，这些中共元老轮流批判胡耀邦。其中，薄一波说：“胡耀邦整天到处乱跑，全国二千多个县你都快跑遍了。你是党的历史上几位主席、副主席、总书记能跑的最高记录。这不叫指导工作，而是游山逛景，哗众取宠。”宋任穷则说：“我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胡耀邦对待邓小平的态度。”

首次被通知参加生活会的习仲勋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他忍无可忍的跳起来，拍着桌子，指着薄一波、彭真、王震说：“天啊！你们这是干什么？这不是重演《逼宫》这场戏吗？”他拍着桌子怒吼道：“这不正常！生活会上不能讨论党的总书记的去留问题，这是违反党的原则的。我坚决反对你们这种干法！”胡耀邦急忙站起来劝说：“仲勋同志，我已考虑好了，不让我干我就辞职。”在解决胡耀邦问题的“党内生活会”上，一众元老和一些年轻些的高级领导人轮流着批评胡耀邦，没经过中共全会就完成了辞职程式。1987年1月16日，胡耀邦被迫辞去中共总书记职务。2012年第5期《炎黄春秋》披露，胡耀邦1987年下台前曾被批7天半。胡耀邦在所谓的生活会上突然遭到中共众元老逼宫，但当时只有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一人仗义执言，支持胡耀邦，斥责元老们用文革手段逼胡耀邦下台是不正常的，习仲勋当时曾指着薄一波怒斥。

由于此事，胡耀邦1989年逝世后，他的家人不让“恩将仇报”的薄一波出席他的官方追悼会。1987年11月，再度连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1989年六四事件前夕，5月6日，薄一波向邓小平提出：“就目前形势恶化发展，不能再等了，要采取果断措施，恢复社会秩序。”5月18日薄一波参加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议对北京实施戒严。

而习仲勋同情民主诉求、强烈反对出兵镇压学生；之后，明确表示同情赵紫阳的遭遇，之后长期住在广东深圳。2002年5月24日，习仲勋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寿88岁。他被官方称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

毛泽东对习仲勋的评价

毛泽东初识习仲勋是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陕北之后，毛从当时农村院墙上张贴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布告上看到了“主席习仲勋”的名字。当时，陕北受“左”倾机会主义影响，在革命内部进行了所谓的“肃反”，凡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县以上干部、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全都被抓了起来，习仲勋当然也无法幸免，与刘志丹等人被关押在瓦窑堡的土牢里准备处死。幸亏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在此时到达，得知此事后立即通知“刀下留人”，释放了刘志丹和习仲勋等遭受迫害的同志。毛泽东见到习仲勋后大吃一惊，想不到这位“习主席”只有22岁，“真年轻”。习老后来对我们说，“如果党中央、毛主席迟到四天，我们这些人就被活埋了！埋我们的坑都已经挖好了。”

1952年初，习老任西北局书记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一天，薄一波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正在阅读习仲勋发来的一份关于西北地区土地改革、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的报告。毛泽东对这份报告十分满意，他问薄一波：“你讲讲，习仲勋这个同志怎么样？”早在延安时，薄一波就听到毛泽东赞誉过习“年轻有为”，于是便以此语作了回答。毛泽东说：“如今他已经‘炉火纯青’。”2002年习老逝世，薄一波送来了亲手书写的挽词：“惊悉‘炉火纯青’逝世，不胜哀悼”——引用的就是这个典故。

薄一波家族关系图

薄一波共有四子三女。大哥薄熙永、二哥薄熙来、三哥薄熙成、四弟薄熙宁。大女儿薄熙莹、二女儿薄洁莹、三女儿薄小莹。

第一任妻子，李如明，生女薄熙莹。

第二任妻子，胡明（1919年10月-1967年1月5日），原名李琼英，祖籍福建闽侯，曾做过薄一波的秘书，1945年结婚，在文革期间自杀。生二女，四子。

长女，薄熙莹，曾任外交部非洲司司长，丈夫为原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丹麦大使郑耀文。

次女，薄洁莹（1946年出生），留美医学博士。

长子，薄熙永（1947年出生），化名李学明，曾任中国光大集团执行董事，副总经理。2012年4月25日已辞任董事会副主席及执行董事职务，亦不再担任董事会执行董事委员会委员。

次子，薄熙来（1949年7月3日出生），前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部长，前任重庆市市委书记，中共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妻子谷开来，北京开来律师所所长，谷景生将军五女。因涉嫌受贿、贪污、滥用职权等违法违纪问题，被开除党籍公职，被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犯受贿、贪污、滥用职权等罪，数罪并罚，一审宣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薄熙来随后上诉，但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驳回了薄熙来的上诉，维持原判。

三女，薄小莹（1950年出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三子，薄熙成（1951年出生），北京六合兴饭店管理公司董事长、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四子，薄熙宁（1954年出生）

干女儿，于书琴（1936年出生）

习仲勋家族关系图

祖父习永盛，河南邓州人，清光绪八年（1882年）受战乱和干旱影响，携带家人迁徙至陕西省富平县。

父亲习宗德，河南邓州人，是习永盛的次子。

母亲柴菜花，河南淅川人。

前妻郝明珠，是习仲勋的第一任妻子。是西北革命者吴岱峰的外甥女。郝明珠1916年6月24日生于陕西陕北安定县（现子长）瓦窑堡。郝明珠于1935年12月和当时的陕甘边苏维埃主席习仲勋结婚，后因感情不合离婚。郝明珠夫妇育有5个孩子，前两位孩子不幸夭折。另有

长子习正宁，曾用名习富平（1941-1998年11月27日）。

长女习和平（已在文革中不堪迫害自杀去世，留下孩子由母亲郝明珠抚养成人）。

次女习干平，曾用名郝平（1939-）均系习仲勋与前妻郝明珠所生。习干平（郝平）丈夫马宝善1941年生于山西省太原古交市，为法制日报编辑。

妻子齐心，是习仲勋的第二任妻子。1943年4月与习仲勋相识。1943年冬天两人论及婚嫁。习齐夫妇于1944年4月28日在绥德地委结婚［10］，共育有四子女。

大女齐桥桥（1949年3月1日-），原名习桥桥，生于延安桥儿沟。

次女齐安安（1951年-），原名习安安，丈夫吴龙。

次子习近平（1953年6月15日-），现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幼子习远平（1955年-），现任国际节能环保协会会长。

孙子习明正（习远平独生子）。

孙女习明泽（习近平独生女习明泽，生于1992年6月27日）。

外孙吴拉非（母亲齐安安）。

外孙女张燕南、吴雅凝（又名吴晓，奥地利籍，和丈夫Daniel Foa（英国人，中文名福大牛）一起在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慈善基金会工作，母亲齐安安，哈德森清洁能源投资基金中国区副主席）。

习仲勋胞弟习仲恺，曾任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部长。

薄一波个人生平

薄一波同志1908年2月6日出生于山西省定襄县蒋村，原名薄书存。他7岁入小学，1922年从定襄第一高小毕业，考进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开始接受五四运动新思想和马列主义影响。1925年5月，他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参加了国民师范学校学生声援太原市民反房税斗争。同年6月，又组织国民师范学校学生参加声援五卅爱国运动。在斗争实践中，薄一波同志逐步认定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1925年秋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1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入党后，他组建了国民师范学校党支部，任支部书记。1926年夏，任中共太原地方执委会北部地区委员会副书记，从事党的组织、宣传和群众工作，领导了同山西国民党新右派的斗争。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4月28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京杀害了李大钊等一批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5月5日，薄一波同志在白色恐怖下毅然在太原组织李大钊烈士追悼会。6月，阎锡山在山西公开举起反共旗帜，下令通缉薄一波等30多名共产党人。他们转入地下，继续进行革命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薄一波同志任中共山西临时省委委员，赴晋北恢复、重建党组织。1929年至1931年，在北平、天津、唐山等地从事兵运工作，先后任中共天津市委士兵工作委员会书记、平汉线北段兵暴委员会书记、顺直省委军委常委，参与组织和领导了唐山兵变和平汉线北段兵变等斗争。由于白区工作环境险恶，斗争复杂，他四次被捕，两次入狱，保持了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1931年6月，由于省委军委负责人叛变，河北省委及所属许多机关遭到破坏，薄一波同志在北平被捕，被判刑8年，关进“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即草岚子监狱），从此开始了长达5年的监狱生活。在狱中，被关押的共产党员逐步形成了一个以党支部干事会为核心的坚强战斗集体。薄一波同志任党支部干事、书记，同敌人进行了坚决斗争，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组织大家学习马列著作和共产国际的刊物及领导人的报告，保持了共产党人的崇高革命气节。1935年5、6月间，薄一波、殷鉴等12名共产党人因拒绝“反省”而被北平国民党军法部门内定处以死刑。由于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批复尚未下达，负责对监狱政治犯行刑的国民党宪兵第三团根据“何梅协定”立即南撤，这12位同志才幸免于难。1936年6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向党中央建议立即采取措施，即按国民党的规定履行出狱手续，营救被关押在草岚子监狱中的同志。党中央批准了北方局的建议。1936年9月，薄一波等54位同志经党组织营救出狱。

毛泽东同志对薄一波同志在草岚子监狱中的英勇斗争给予充分肯定和很高评价，他在延安听取薄一波同志汇报时指出：你们把监狱变成了学校，通过学习革命理论，武装了自己的头脑，为党保存了一大批革命同志，这就是胜利。1945年党的七大选举中央委员时，毛泽东同志亲自提名薄一波同志为中央委员候选人。1953年夏，当薄一波同志在财政会议上受到错误批判后，毛泽东同志在会议总结中仍然加写了这样的话：“应该指出，薄一波同志过去对敌斗争是勇敢的。”这里指的首先就是草岚子监狱中的斗争。

薄一波同志出狱后，1936年10月下旬被派往山西，组成以他为书记的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他创造性地运用党的统一战线思想，通过公开合法的方式，成功地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上层统一战线。依据当时抗日救亡的总任务和党的统一战线思想，他提出了“戴阎锡山的‘帽子’、说山西话、做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亡工作”三句话方针，卓有成效地开展了一系列工作。特别是接办、改组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大力发动群众，培养干部，使牺盟会成为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群众抗日团体。仅1936年12月，牺盟会就训练了抗日救亡宣传工作的村政协助员1000多名，3个月发展了20万名牺盟会员。到1939年夏，牺盟会员发展到300万人左右。牺盟会举办的军政训练班和民训干部团中的绝大多数，后来成为山西乃至全国抗战的骨干，实现了对山西旧政权的改造，使山西105个县政权中70余个掌握在坚决抗日的共产党员手中。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了不断扩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薄一波同志向阎锡山建议组建山西新军，1937年8月1日成立了新军部队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他先后任总队、第一纵队政治委员。他创造性地制定了《政治委员制度条例》，提出政治委员为部队最高首长的制度，保证了我党对新军的领导权，使这支力量很快由一个总队发展到四个纵队，成为抗战时期我党领导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1937年11月初，他率决死队第一纵队前往晋东南抗日前线，任山西省第三行政区政治主任，领导创建了太岳抗日根据地，配合八路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以薄一波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与阎锡山成功地建立统一战线，对华北的抗日战争具有重要意义，对全国抗战也产生了积极影响。毛泽东同志关于把山西作为全国抗战的战略支点的伟大构想由此得到实现。毛泽东同志1943年在延安听取薄一波同志汇报后称赞说：“你们以少数人团结了多数人，取得了胜利，这是我们党统一战线政策的一个成功的例证”。

1939年底，阎锡山在蒋介石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率先发难，发动了企图消灭新军的12月事变。在八路军的支持和配合下，薄一波同志率新军坚决自卫反击，粉碎了阎锡山的阴谋。此后，新军正式编入八路军序列，他继续担任山西第三专员公署专员、决死队第一纵队纵队长兼政治委员，在党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的直接领导下，巩固和扩大敌后根据地。1940年4月，他出席邓小平同志主持召开的冀南、太行、太岳地区军政党委员会高级干部会议，在会上提出安定民生、建立秩序、发扬民力、增加生产四项措施。会后他担任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副主任，领导太岳抗日根据地的建党、建政、建军工作。1941年1月任八路军太岳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8月任八路军太岳纵队政治委员，同年任新成立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副主席。1942年9月起任中共太行分局委员，中共太岳区委书记。从1942年11月开始，他和陈赓、安子文等同志共同领导了历时两年半的沁源围困战，粉碎了日寇妄图摧毁太岳根据地的阴谋，将敌人赶出沁源，被延安《解放日报》称为“敌后抗战中的模范典型之一”。1943年8月，他赴延安参加党的七大。后由于七大推迟召开，他到中央党校一部学习，并担任第一支部干事。1945年4月至6月，他出席了党的七大，当选为中央委员。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党中央决定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冀鲁豫军区，薄一波同志任中央局副书记和军区副政委，协助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局的日常工作。同年8月至11月，薄一波同志协助刘伯承、邓小平同志指挥解放区军民，取得了上党战役和平汉战役的胜利。在平汉战役中他和刘伯承同志一起，亲临前线同国民党将领高树勋会晤，争取了高树勋部的起义。1946年3月，他在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一届二次会议上当选为议长。同年4月，赴延安汇报工作。随后参加了《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通称“五四指示”）的起草工作。6月，他领导晋冀鲁豫解放区贯彻“五四指示”，开展土地改革运动。1947年夏，他任晋冀鲁豫中央局第一副书记、代理书记。同年7月至9月，他率晋冀鲁豫解放区代表团赴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参加全国土地会议，讨论制定《中国土地法大纲》。他在领导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土改复查和基层整党的运动中，坚持从实际出发，纠正“左”的错误，使土地改革运动得以健康发展。他结合解放区的实践，努力贯彻毛泽东同志关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十六字方针，落实工商业政策，推动了晋冀鲁豫解放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1948年4月，党中央决定成立华北中央局，薄一波同志任第二书记（后任第一书记）。同时成立华北军区，薄一波同志任政治委员。同年9月，华北人民政府成立，薄一波同志当选为第一副主席，并任政府党组干事会书记。华北局成立伊始，他就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方针，指出在华北大部分地区应即宣布土地改革已经完成，全面转入大生产运动。北平、天津解放后，他又及时将华北局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入城市。1948年11月，中央决定将接管平津的任务交给华北局。12月8日，他被任命为平津卫戍司令部政委。薄一波同志主持起草了《华北局关于进入平津的政策与作风》的文件，部署接管工作。1949年3月，他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参与中央一些重大决策的讨论。7月，中央决定组织新政协筹备会党组干事会，他被指定为党组干事会成员。同月，他担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他还参与了制定《共同纲领》、并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参与组建中央人民政府各部委等多项重要工作。9月，他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1949年10月，薄一波同志被任命为政务院政务委员、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人民政府第一任财政部部长。后又担任全国编制委员会主任，仍兼任华北局第一书记。在陈云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他和中财委的同志一起，精心组织了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的重大斗争，取得了新中国成立后财经战线上第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胜利。

1951年12月，薄一波同志担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指导全国的“三反”、“五反”斗争。针对上海一度出现斗争过火的严重情况，他亲自前往处理，深入实际，了解情况，宣讲党的政策，纠正斗争面过大和逼供信现象，使上海的“五反”斗争走上了正常的轨道。

1954年10月31日，薄一波同志被任命为国务院第三办公室主任，分管重工业口工作。同月，被任命为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他着重抓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156项重点工程。在工作中他注重合理而集中地使用建设资金，大力培养和使用全国的技术人才，加强新老企业间的相互支援和配合，采取积极步骤，推动我国的建筑产业逐步有计划有重点地向工业化过渡。1955年上半年，为发展我国的国防尖端工业，中央决定由陈云、聂荣臻、薄一波同志组成三人小组，负责指导原子能工业的筹建工作，他以极大的精力投入到这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作之中。

1956年5月，国家经济委员会成立，薄一波同志任主任。同年9月，在党的八大上他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1月，在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十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他注重从实际出发，尊重和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1956年，我国经济建设中出现了冒进的倾向。6月，他在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发言，认为经济工作中出现了急躁冒进的情况，提出必须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规律，从全面平衡出发，把计划的主要指标定得准确些和现实些。他因此受到了错误批判。在“大跃进”中，他不赞成违反经济规律的一些做法，曾写信给毛泽东同志反映家乡群众生活问题和农业上的一些浮夸之风，同时强调要注意综合平衡。他的这些意见却被认为是犯了所谓“右倾错误”，受到错误批评。1960年2月，中央决定在东北松辽地区进行石油大会战，他作为主管石油部的直接领导，对石油会战的组织工作高度重视。3月，他主持召开国家经委专题会议，讨论大力支援松辽油田（后命名为大庆油田）的勘探和开发问题。其后，他多次到大庆油田作实地考察，现场解决问题。1962年1月，他出席党中央召开的扩大的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并被中央指定为会议报告起草委员会成员。他赞成在会议报告中对经济困难的形势作充分估计，并对经济建设中“跃进”的提法，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七千人大会后，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他在邓小平同志和中央书记处的直接领导下，主持起草了“工业七十条（草案）”。这个草案是新中国第一部关于企业管理的章程，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1963年2月，薄一波同志兼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参与制定第三个五年计划。他还领导对“大三线”建设中攀枝花地区建设的可行性、厂址的选择等重大问题的论证。他直接组织领导了“试办托拉斯”这一改革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重大而有益的试验。还领导了物资管理体制的改革，探索用商品流通的办法组织工业品生产资料的流通。他为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出了不懈努力和重要贡献。

“文化大革命”中，薄一波同志遭受残酷迫害。他刚正不阿，坚持真理，对党的信念毫不动摇。在被关押期间，他仍然孜孜以求地阅读马列、毛泽东著作，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充分表现了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崇高信念，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

1978年12月党中央为薄一波同志彻底平反，恢复了名誉。1979年3月，他被任命为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7月1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任命他为国务院副总理。恢复领导职务后，薄一波同志抱着强烈的使命感和紧迫感，全身心地投入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他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方针，坚决支持改革开放的一系列重大决策。他积极参与和领导国务院财经委员会部署的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并把调查研究和思考历史上经济工作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结合起来，为开辟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提供历史依据。1980年1月，他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所作的《三十年来经济建设的回顾》的报告，是党内较早总结党领导全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的成果，在全党引起了很大反响。1980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成立国务院机械工业委员会，薄一波同志兼任主任。他以一贯务实的作风，很快组建起机械委的内设机构，迅速开展工作。他把工作重心放在组建大公司上，成功组建了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等。1982年5月，薄一波同志兼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党组书记。他主持体改委工作后，围绕计划与市场、发展速度、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以及财政、外贸、工业体制改革等重大课题，展开深入研究，并且安排在江苏常州、湖北沙市进行综合改革试点。对于邓小平同志倡导创办经济特区，薄一波同志一开始就给予高度关注和大力支持，几年间数次前往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经济特区视察，为探索我国社会主义新的经济体制，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决定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薄一波同志在中顾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顾委常务副主任，负责主持日常工作。他主持两届中顾委日常工作10年间，为废除实际存在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建立和实行领导干部离退休制度，推进领导干部的新老交替，培养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等，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83年10月，薄一波同志任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常务副主任。3年间，他以巨大的精力投入整党指导工作，纯洁党的组织，正确处理整党和改革开放及各项业务工作的关系，使整党工作取得较好的成效。他还协助中央主持了六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六届、中顾委、党的十三大换届人事安排的有关工作，为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1988年3月，薄一波同志任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他积极倡导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科学地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对党史部门的工作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为了把自己亲身经历的许多重要历史和经验记录下来，经党中央批准，他在耄耋之年又以很大精力亲自组织撰写回忆与研究性的党史著作。从中顾委副主任的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更是以主要精力潜心于这一工作。他的力作《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领袖元帅与战友》等著作，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和学术界、理论界的高度评价。他在晚年为指导研究和科学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作出了新的贡献。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薄一波同志尽管年事已高，但始终关注并支持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始终关注并支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感情生活

第一任妻子，李如明，生女薄熙莹。

第二任妻子，胡明，原名李琼英，祖籍福建闽侯，曾做过薄一波的秘书，1945年结婚，在文革期间自杀。生二女，四子。

习仲勋人物生平

1913年10月15日生于陕西富平县淡村镇中合村。

1926年5月在县立诚中学高小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8年4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后从事农民运动。

1930年1月被派往杨虎城部警备骑兵第三旅开展兵运工作。

1932年3月在甘肃两当发动兵变，失败后曾转赴渭北、三原开展革命工作。

1933年3月起任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中共陕甘边特委军委书记、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参与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当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后叛变）执行“左”倾冒险主义，提出放弃照金根据地并南下渭（南）华（阴）失败后，参与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1934年2月起任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中共陕甘边特委代理书记、军委书记，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参与领导军队反击国民党军“围剿”。

1935年9月在错误的肃反中被关押后获释。

1936年1月任中共关中特委常委、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同年6月参加西征，曾任中共环县县委书记。9月调回关中任中共特委书记、游击队政委。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关中地委书记、专员公署专员、军分区和关中警备区第一旅政委。

1942年7月调任中共西北中央局党校校长。

1943年2月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兼绥（德）米（脂）警备区和独立第一旅政委。

1945年6月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同年7月任陕甘宁边区集团军政委，与司令员王世泰率部在淳化爷台山地区反击国民党军进犯。抗日战争胜利后，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1945年10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

1947年起任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政委，西北野战兵团副政委、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副政委。协助彭德怀指挥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战役，三战三捷。继又参与指挥陇东和三边战役。同年7月再次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与司令员贺龙统一领导西北地方武装和后方工作。

1949年2月起任西北军区政委、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代主席。

1950年9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主任。

1952年9月，习仲勋同志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他主持制定“整顿提高、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16字方针，指导了建国初期的文教工作。

1953年9月后，历任政务院秘书长、国务院秘书长。1956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59年4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参与国家重大方针、政策、法规的研究和制定，以及重要的国务活动和外交活动。他主持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条例，为规范国家机关活动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他厉行节约，勤俭办事，树立了为人民当家理财的优良作风。他在国务院协助周恩来总理工作长达10年，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受到周恩来总理的高度称赞。

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习仲勋同志因所谓“《刘志丹》小说问题”，遭康生诬陷，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残酷迫害，被审查、关押、监护前后长达16年之久。他始终保持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彻底平反。

1978年4月后，习仲勋同志历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广东省省长，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委员。他坚决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拥护党中央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刀阔斧地拨乱反正，全力平反冤假错案，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落实各项政策，增强了团结，稳定了局势。他团结省委“一班人”，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率先向党中央提出充分利用国内外的有利形势，发挥广东的特点和人文地缘优势，让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的请求，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赞同。1979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创办经济特区，为广东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使广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综合改革的试验区和排头兵，为国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提供了宝贵经验。习仲勋同志在这个历史进程中，表现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革命胆略，为广东的改革开放事业和经济特区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1980年9月，习仲勋同志被补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后又兼任法制委员会主任，主持讨论了许多法律草案。1981年3月，他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同年6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负责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他参与了一系列重大决策的研究、制定，处理了许多重大和复杂疑难问题。在拨乱反正，推动组织、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实现干部的新老交替，精简机构，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等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他长期致力于统一战线和民族宗教工作的探索和实践，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正确、全面贯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以及加强工、青、妇群众组织的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他重视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认真批办和接待人民群众来信来访。他还在实现祖国统一、反对分裂祖国图谋，加强港、澳、台、侨工作等方面，投入了许多精力。

感情生活

夫妻革命两地书

1944年4月28日，习仲勋与齐心从相识到相知再到相爱，在陕北绥德结为革命伴侣。刚结婚，习仲勋就怜惜要与自己一起共艰辛。

齐心深爱着丈夫习仲勋，但齐心更理解丈夫习仲勋，不能于丈夫多聚，就鸿雁传书表达关心与爱意。

1944年到1949年，齐心大部分时间在绥德县和延安的农村做基层工作，参加过历次土改。这时习仲勋担任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常在延安，夫妻相隔几百里，长时间不能团聚。习仲勋常常只能写信给齐心，一方面传递思念之情，一方面鼓励她安心基层工作。有一封信是这样写的：“农村是一个大学校，是学之不尽的知识宝库，用之不竭的知识源泉。如果能做好一个乡的工作，就能做好一个区的工作。”齐心的好友伍仲秋偶尔看到了这封信，惊讶而又好奇地说：“这哪里是夫妻通信？简直是革命的两地书呀！”

1947年春，胡宗南部队大举进攻延安，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部署下，习仲勋协同彭德怀指挥作战，取得了“三战三捷”的胜利。五月十四日习仲勋出席在安塞县真武洞召开的西北野战军祝捷大会。组织上为了让齐心去看望丈夫，便派她随慰问团去安塞。谁知一见面却遭到当众批评：“这么艰苦，你来干什么！”齐心对丈夫的批评十分理解，她心里明白，习北的伟大斗争中去。参加了祝捷大会后，她高兴地返回了工作岗位。

夫妻互相体谅

在与习仲勋相伴的日子里，齐心一直把丈夫叮嘱她“工作好、学习好、一切事情都处理好”的话，当做人生的座右铭。齐心常对人说，习仲勋既是一个好丈夫，又是齐心尊敬的师长和挚友。

1952年秋，习仲勋调到北京工作，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兼党组书记。齐心带着女儿齐桥桥和习安安于年底也从西安到北京安家，一家人说是团聚了，但却不能天天在一起。齐心先是到马列学院学习，后留中央党校工作，单位离家远，照顾不上孩子，于是把三岁多的齐桥桥送到北海幼儿园，每周只能接回一次。每当齐桥桥去幼儿园时都会哭个不停，不愿离开父母，有一次竟哭晕在爸爸怀里。小女儿安安基本上是吃奶粉长大的。1953年和1956年，儿子习近平和习远平相继出生，齐心一直在远离市区的马列学院和中央党校紧张的学习和工作中哺育他们，直到十个月断奶后才送回城里家中。齐心既要照顾家里管好孩子，还要做好工作，不管多苦多累都没有忘记丈夫的叮嘱：以事业为重，不耽误工作，有困难自己克服。在那一段时间里，齐心从来没有想过利用习仲勋的关系把工作调换到离家近的地方。

1939年3月，年仅15岁的齐心在太行抗日烽火中参加革命，同年在反“扫荡”中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大的革命熔炉中锻炼成长，树立了共产主义理想。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齐心顾全大局，坚持在基层工作，默默地奋斗在组织安排的各个岗位上。习仲勋说自己是“战斗一生、快乐一生，天天奋斗、天天快乐”，齐心同样也是如此。

齐心竭尽全力营造一个温馨的家庭环境，使习仲勋能够集中精力，一心一意地为党和人民工作。齐心从不干预习仲勋的政务，从不给习仲勋添麻烦，更没有因为是习仲勋的夫人而自恃高贵，出风头，生活上搞特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