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倒台真相

　    没有刘少奇的帮助，毛泽东不会很快夺取中共最高领导权并得以巩固；没有毛泽东的提携，刘少奇不会位居中共第二号人物位置长达20年之久。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人的关系，可以说是从战友走向敌人——最初相互扶持，后来产生分歧，最终走向决裂。文史精华

　　革命战争年代里，刘少奇与毛泽东的战友关系十分亲密。1922年夏季的一天，在中共湘区执委会办公地长沙清水塘的一栋极普通的青砖平房里，24岁的刘少奇与29岁的毛泽东实现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第一次会见。1937年3月白区工作会议上，当出现对刘少奇不利的一边倒的情况时，毛泽东力挺刘少奇为“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这次会议是毛、刘关系史上的重大里程碑。1938年9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针对王明目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毛泽东、刘少奇联手斗王明，分别从政治思想和组织纪律对王明施以坚决打击。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对王稼祥首次提出的“毛泽东思想”这一术语坚决赞成、衷心拥护，并且积极宣传。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上，刘少奇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全党的指导方针”，他被确认为全党 “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旗手”。1945年8月23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亲自提议：在他离开延安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主政中央。

　　新中国建制后，由于各种各样错综复杂的原因，两人的关系出现了裂痕。刘少奇与毛泽东由分歧而生争论，到了文革时期，从争论而至批判，由批判而被打倒。最后被林彪、康生、江青等人所利用，由打倒而被整死。

　　（一）

　　1951年围绕山西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问题发生的分歧与争论，这可能是刘少奇与毛泽东在建国后的第一次大的分歧与争论。这次分歧和争论缘于山西省委向华北局和中央的一份报告。1951年4月17日，山西省委向中共中央和华北局党委递交了一份《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报告在分析山西农业互助组的情况后认为，老区互助组的发展已经处于一个转折时期，互助组必须提高，否则就会后退。山西省委的报告送达华北局后，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刘澜涛在4月下旬组织召开了华北五省互助合作会议，讨论山西省委的意见。结果，别省代表都不同意山西省委的意见，而山西代表仍然维护和坚持自己的观点。为慎重起见，刘澜涛又向刘少奇作了请示和汇报。刘少奇明确表示：现在采取动摇私有制的步骤，条件不成熟。没有拖拉机，没有化肥，不要急于搞农业生产合作社。

　　后来，刘少奇连续两次在不同场合对山西省委报告的观点提出批评。刘少奇所以认为不能过早地实行农业合作化，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不论山西抑或全国其他各地，应待农民个体所有制的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后再考虑合作社；二是农村没有具备机械化的条件，不要急于搞农业生产合作社；三是对个体农民的自发倾向和冒富现象的担心是多余的，是一种绝对平均主义思想。

　　然而，毛泽东明确表示不能同意华北局和刘少奇的意见，而应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毛泽东分别找了刘少奇、刘澜涛和薄一波等人谈话，直截了当地批评了互助组不能生长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观点和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基础的观点。他说，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

　　毛泽东这一新的认识，意味着他抛弃了过去的观点。有史料记载，毛泽东在建国前和建国初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与刘少奇的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1948年9月，在西柏坡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刘少奇说，民主革命胜利后，“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政策是要不得的”，“过早地消灭资本主义的办法，则要犯‘左’倾的错误”。毛泽东很赞同刘少奇的观点。1950年6月，毛泽东仍然认为提早实行社会主义的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情况的，只有“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走进社会主义新时期”。在这简短的话语里，他一连用了三个“以后”来强调循序渐进。可是到1951年，毛泽东就改变了自己的看法，与刘少奇的认识出现了明显的分歧。此后毛泽东针对刘少奇和华北局的观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1951年9月，毛泽东指示陈伯达主持召开了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会后形成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决议肯定在土地私有或半私有基础上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是走向农业社会主义化的过渡形式。决议的主旨是要将互助组向前推进一步。

　　11月21日，毛泽东起草中央批语，批转河北省委向华北局的报告，认为河北经验可在全国各地广泛施行。河北省委报告称，今年互助合作组已由60万个发展到100万个，并有22个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互助合作组织已成为生产运动中的中坚力量。

　　12月15日，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的通知，要求各地照此草案在党内外进行解释，并组织实行，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

　　由于这一系列举措的出台，到1952年底，全国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组织起来的农户，老区占65%以上，新区占25%左右，全国各地成立了4000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并且还创办了十几个高级社。

　　争论过去了3年，到1954年2月，刘少奇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承认他对山西省委报告的批评是不正确的。这样，关于山西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一场分歧和争论就宣告结束了。

　　（二）

　　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围绕对“三面红旗”的看法、三年困难的评估和产生困难原因的分析，刘少奇同毛泽东的认识有着巨大的差异。

　　毛泽东一直将自己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牢牢地拴在一起，并千方百计地加以维护和捍卫。几乎在任何场合，毛泽东都觉得“三面红旗”是正确的，1958年到1961年成绩是主要的，是九个指头，而缺点和错误只是一个指头。这是大原则、大前提。缺点与错误的性质是缺乏经验，具体措施不完善，是下面各级领导贯彻不好造成的。而刘少奇在1961年结束历时44天的农村调查，带着丰硕的调查研究成果回到北京后，立即对“大跃进”的失败作出深刻的检讨，从而得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的结论。

　　特别是1961年5月21日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那一篇著名的讲话，观点鲜明尖锐，揭示了问题的本质，获得了与会人员大多数的赞同和接受。刘少奇说，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我也问了几个省委干部。我问过陶鲁笳同志，在你们山西，到底天灾是主要的，还是工作上的缺点错误是主要的？他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造成目前困难的主要原因。河北、山东、湖南的同志也是这样说的。其他一些省我没有问。总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对于成绩和问题，有的同志讲，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现在看来恐怕不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总是九个指头、一个指头，这个比例关系不变，也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我们要实事求是，是怎么样就怎么样，有成绩就是有成绩，有一分成绩就是一分成绩，有十分成绩就是十分成绩。成绩只有七分就说七分，不要多说。我们在执行总路线、组织人民公社、发动大跃进的工作中间，有很多的缺点错误，甚至有严重的缺点错误。难道都是老天爷的关系？说到责任，中央负主要责任，我们大家负责，不把责任放在哪一个部门或者哪一个人身上。回过头来总结经验，我看是到时候了，再不能继续这样搞下去了。

　　刘少奇不考虑个人的得失安危，道出真相，对中央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然而，这些话语令毛泽东十分不悦。在当年8月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说，“现在已退到谷底，形势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升了。”“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人哪能不犯错误？”

　　到了1962年1月11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一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这次会议的主旨是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冷静分析当前形势，深刻总结四年来的工作及经验教训，提出克服困难的方针政策。会上刘少奇作了即席讲话，在分析关于造成经济严重困难的原因时，刘少奇又重提1961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的意思，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条是天灾。还有一条，就是从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在怎样评价“三面红旗”时，刘少奇说，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

　　毛泽东似乎始终没有发表同意刘少奇的这些观点的讲话；相反地，却在不同的场合以“错误就那么一点点”和“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形势开始上升”进行反击。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修正主义”的问题，这与整个会议的反“左”基调是相左的。他说，没有高度的民主，就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三）

　　1964年，由于毛泽东的全国“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的估计，全国城乡开展了“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的“四清”运动。刘少奇被毛泽东委任这场运动的总指挥。也就是这场运动，使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分歧更加白热化了。

　　他们的分歧主要体现在如何认识和看待运动的性质及主要矛盾和斗争对象等问题上。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了全国工作会议。毛泽东一直强调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说，“地、富是后台老板，前台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还是通不过的，迫切的是干部。地富反坏还没有当权，过去又斗争过他们，群众对他们不怎么样。主要是这些坏干部顶在他们头上。至于当权派，没有搞过，没有搞臭。”刘少奇问，怎么讲主要矛盾呀？毛泽东回答说，还是讲当权派，他要多记工分嘛，五大领袖嘛，你五大领袖不是当权派？刘少奇讲，有三种人，漏划的地主，新生的资产阶级，烂掉了的干部。他们同地富反坏勾结在一起，有的地富反坏操纵，也有漏划的地富当了权的。毛泽东进而说，不要管什么阶级阶层，只管这些当权派，共产党当权派，五大领袖和跟当权派走的。不管你过去是国民党共产党。中心问题是整党，不整党没有希望。毛泽东还提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政治术语。

　　刘少奇明显地不同意毛泽东的“走资派”的提法。他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称作为一个派，人数就太多了。因而他提出：运动的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还是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好，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要什么都上升为敌我矛盾。可毛泽东仍坚持与强调要抓敌我矛盾性质的问题，重点是整党内的走资派。刘少奇再一次说，还是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脱口而出：“张霖之就是！”后来语气更加坚定地说，我们这个运动，它的名称就叫作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叫作什么四清四不清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或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的教育运动。哪有那么多交叉？什么内外交叉？性质是反社会主义嘛！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早在1964年5月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就向党的高级干部提出“中央出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的问题。随着“左”倾认识的发展，他越来越注意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他多次同外国党领导人谈到中国的修正主义就是党内搞“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人，多次给地方领导谈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多次对中央的一些部门提出批评，还说党内已经形成了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

　　这次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最后否定了以刘少奇为主制定的《十七条》，而通过了按毛泽东意见起草的《二十三条》。确认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把重点指向了从中央到省、地、县各级党政领导人。

　　（四）

　　1966年“五一六”通知发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爆发。毛泽东亲自发动这场大革命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防止国家改变颜色的考虑。它的理论依据就是“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被修正主义把持了”“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睡在我们身边”、不少领导成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起初，毛泽东并没有亲自领导这场大革命，他远离北京前往南方的杭州、长沙、武汉等地巡视。因此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的初期只能由在一线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顶着和领导。当然，毛泽东也并非不知悉北京的情况，他密切地注视着北京的动态，通过各种渠道，源源不断的情报流向到毛泽东那里。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就时常向毛泽东汇报。比如，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是陈伯达率领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后炮制出来的，发表前并没有经主持一线工作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刘少奇和中共中央审阅、同意。又比如，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贴出炮轰校党委的大字报就是由康生密报给在杭州的毛泽东。毛泽东并作出批示：“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而刘少奇是6月2日下午才从报纸上看到大字报的。这一系列的大事，刘少奇不知道，周恩来不清楚，其他中央领导感到意外。

　　根据运动的需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5月29日开会决定，由陈伯达率工作组去人民日报社，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承先率工作组去北京大学。当时周恩来当场用电话向毛泽东请示，获得同意。为慎重起见，5月30日，刘、周、邓联合致信毛泽东，书面请示派工作组一事，信是刘少奇亲自起草的。毛泽东收到信后即批示：“同意这样做。”

　　刘少奇还多次提出请毛泽东回北京主持工作，但毛泽东没有同意。后又数次打电话向毛泽东请示运动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人经过商量，决定去杭州当面向毛泽东汇报并请示运动的指导方针。6月12日回到北京后，刘少奇、邓小平主持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派工作组在全国铺开。随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仿照中央的做法，陆续地向学校和有关单位派出了工作组。

　　聂元梓的大字报贴出并播出后，全国各地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各校的党委、领导成了斗争的目标。乱批乱斗已出现，而且迅速蔓延。领导、教授、专家、学者被揪出批斗示众。人身污辱、打人、抄家已成家常便饭。甚至自杀、打死人的情况也时有发生。针对这种局面，6月21日，刘少奇、邓小平又一次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布置对运动的领导。会上，刘少奇提出：要划一个界线，不要把什么人都说成黑帮，运动中要恢复党、团组织生活，党委烂掉的，工作组可以代行党委职权；不准随便提出夺权，不要打倒一切；运动的整个过程要抓生产、工作、生活，恢复星期日，注意劳逸结合；禁止打人、污辱人和变相的体罚。会议精神贯彻下去后，各地的工作组开始反干扰，对前段的错误行为给予反击。严重者被关押。在反干扰中，个别被斗者自杀身亡。

　　7月18日，毛泽东结束杭州、长沙、武汉之行回到北京。刘少奇见毛泽东已是他回京后的第7天了，即7月24日。一见面，毛泽东劈头便说，“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的大门关起来了，甚至有人镇压学生运动。谁才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刘少奇感到一阵愕然。毛泽东还说，大字报贴出来又盖起来，这种情况不允许。这是方向错误。毛泽东立即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批评刘少奇、邓小平，并作出撤销工作组的决定。在会上，毛泽东说：“不要搞工作组，不要发号施令”，“由学生、老师的左派组成革命委员会自己来搞。只有让他们自己搞才能搞好，我们都不行，我也不行。”毛泽东认为刘少奇“镇压学生运动”，犯了“方向性错误”。这一天，毛泽东宣布召开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

　　8月1日，八届十一中全会正式开幕。会上，刘少奇讲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工作，并在工作组问题上作了自我批评。刘少奇说，这一段我在北京，“文化大革命”中有错误，特别是工作组上出了问题，责任主要由我负。陈伯达正式写了一个不要工作组的书面提议，讨论时，多数同志的意见还是要工作组。我是主张要工作组的。工作组这个方式比较方便，要去就去，要撤就撤。毛泽东说，当时只有去的问题。刘少奇解释说，那个时候已经是撤的问题，我说这个比较简单，要撤，下一个命令就撤了。毛泽东反驳道，陈伯达撤了，你们就没撤。刘少奇又解释，当时我考虑，这样大的运动，北京各院校大部分组织已瘫痪，怕中断了党的领导不好。毛泽东反问，怎么会中断呢？刘少奇接着说，当时我想，是不是下这个决心撤，还是先看一看。这个时候主席回来了，我们就请示，主席就下了决心，撤销工作组。毛泽东再次打断刘少奇的讲话说道，工作组，不到百分之十是好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作组完全是错误的，起了一个镇压群众、阻碍群众的作用，起了坏作用。

　　全会最后一天，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进行中央领导机构改选，新选出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排名，毛泽东为第一，林彪紧随其后排第二，而刘少奇由原来的第二跌到第八。后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在全国公开发表。字里行间，明眼人一看便知矛头是直指刘少奇的。从此时起，注定刘少奇要走向灭顶之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