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活下去 邓朴方曾到中南海上访

　　中共当政70年，发动了50多场血腥残暴的政治运动。整人，挨整，再整人，再挨整，如此恶性循环，一直到今天，没有谁是安全的。而且这种整人，是冷酷无情的。用中共的术语说，就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记录了这样一个细节：一天清晨，太阳刚刚出来，当时已经瘫痪的邓朴方，请人帮忙，坐上一个破旧的手摇轮椅，从北京北郊的清河救济院出来。他要进城，要去中南海上访，要中央领导同意他治病，他想活下去。

　　邓朴方用轮椅一圈一圈转到中南海

　　邓朴方不能像正常人一样坐公交车进北京城，也不能像正常人一样步行进北京城。正常人坐公交车从清河到中南海，不堵车的活，至少一个小时；步行呢？至少两三个小时。邓朴方是坐在轮椅上，用手作动力，转一圈，前进一步，再转一圈，再进一步。这一行有多难，可想而知。特别是遇到上高坡，就更难，可能要好几个来回才能冲上去。

　　不知走了多长时间，当太阳高照头顶时，邓朴方终于到了中南海西门。此时的他满头大汗，身上的衣服都汗湿透了。他向中南海门口站岗的士兵说，他是谁谁谁，想见中央领导，想治病。这个士兵让他先离开大门，到对面远远的地方等着。等了很长时间，好不容易出来一个人，却叫他到中南海对面灵境胡同的一个院子里去。邓朴方好不容易把轮椅摇到那里，刚进院门，就来了几个人，二话不说，把他连人带轮椅一起抬到一辆吉普车上，关上车门，把他送回了清河救济院。

　　邓朴方在文革中被逼跳楼自杀

　　邓朴方，1944年生于山西省辽县，是邓小平和卓琳的长子。他的名字是刘伯承取的，意为“纯朴方正”。上中学时，邓朴方就读于北京第13中学。1962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1965年9月加入中共。

　　1966年5月16日，中共发布“五一六指示”，十年“文革”开始。同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当晚，中国大陆的电台播出了北京大学红卫兵头头聂元梓的第一张大字报。这时，邓朴方和他的同学正搭火车从外地结束“四清运动”赶回北京。回校后，邓朴方和其他对政治很积极的同学一样，立即投身“文革洪流”，而且被选为系里文革小组副组长。

　　没过多久，跟刘少奇一起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也成了斗争对象，而且成了“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被打倒，邓朴方不理解，私下里说了一些不满的话，却被人打了小报告。1968年春，聂元梓受命写了一张大字报，开始批斗邓朴方，并把邓朴方和当时也在北大念书的妹妹邓楠秘密关在北大物理楼。在长达4个月的折磨中，聂元梓等要他们兄妹交待父母的“罪行”。但是，不管是遭毒打，还是被威胁开除党籍，邓朴方都拒绝开口斗争他的父母。不久，他大祸临头。

　　1968年8月，聂元梓唆使一群红卫兵把邓朴方关进一间被放射性物质污染的实验室，并把门封死。当时北大许多老师、学生在发了疯似的批斗中，实在受不了而自杀。那年只有25岁的邓朴方，万般无奈之际，也选择了跳楼自杀。他后来回忆说：“自己不愿意说假话，真话也不能说，又希望自己是有人格的，可是，当时失去这种人格了。最主要是，如果是作为反革命，将来是没有希望，没有前途的。我就想我到头了，该结束了。现在想来当时还年轻，不是很有弹性。”

　　邓朴方本想一了百了，却命大，没死成，摔成重伤。邓朴方被送到北大校医院，校医院拒绝为他治疗。就在他痛不欲生之际，一个名叫王凤梧的工人，动了恻隐之心，用一辆平板三轮车拉着他到处求医。在北医三院，医生发现他脊骨断裂，胸骨多处骨折，且发着高烧。邓朴方在医院昏迷了三天。医生总算保住了他的性命，但没给他做手术来避免严重瘫痪，这使他的腰部以下失去知觉，丧失控制大小便的能力。邓朴方后来回忆说：“苏醒过来以后，我已心如死灰，生和死已经无所谓了。”

　　邓朴方被送进清河救济院

　　邓朴方被转回北京大学校医院，院方也没有给他动手术改善病情。之后，他被拉到积水潭医院。医生总算同意为他看病。会诊的结果是：第1腰椎、第12胸椎骨折，双下肢截瘫，高烧40度。当时，正值文革乱轰轰、到处在搞批斗时，医术好的大夫都是批斗对象，没人给他好好看病。由于泌尿系统感染，邓朴方常发高烧，护士给他打链霉素时，粗心大意，导致他的一只耳朵完全失聪。

　　1969年夏，邓楠突然获准看望仍住在北京的父母。当时，邓小平长女邓林在河北宣化插队，小女儿毛毛到陕北延安插队，小儿子飞飞到山西忻县插队。“胖子呢？”胖子是邓朴方的小名。邓楠避而不言，在母亲一再追问下，邓楠不得不以实相告。得知儿子已终身瘫痪，卓琳哭了三天三夜，邓小平则坐在一边，一言不发，一支接一支抽烟。然后，邓小平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求给儿子治病。

　　8月5日，邓朴方获准转到301医院。在这里，邓朴方虽然还是频繁发生泌尿系统感染，经常发高烧，但是，医院开始给他进行一些必要的检查治疗，并用针灸给他治疗截瘫。一些医生、护士和病友对他也不错，气氛相对轻松。但是，北京大学没有忘记他。1970年1月21日，离中国新年还有一个星期，北大突然来了几个人，不由分说，把邓朴方一车拉到了位于北京北郊清河镇的北京市社会救济院。

　　邓朴方一生最痛苦的一段日子，可能要数在清河救济院的半年。据当时到那儿探视的王凤梧说：“当我推开门进去，一股难以忍受的大小便气味熏得我直流眼泪。脏兮兮的床上用品已经用了好几个月。”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中，邓朴方和他的病友，用铁丝编字纸篓赚钱，一天编12小时，每编一个赚4分钱，每月赚四五块钱。

　　邓朴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已沦落到社会最底层，北大一些人还不肯放过他。一天，北大派人来通知他，学校已决定取消他的预备党员资格。有病不能看，有家不让回，党籍也没了，邓朴方心里一片茫然。难道就在这里等死？不行，邓朴方不想就此罢了。于是，有了本文开头讲的他从清河坐轮椅手摇到中南海“上访”的故事。

　　邓朴方永远不可能站起来了

　　邓朴方的姑姑几经周折终于在清河救济院找到他。经过四处奔走，最后，把他安顿到北京宣武门一座小四合院的一个小房间里。然后，写信给被发配到江西南昌的邓小平夫妇。1971年2月3日，邓小平写信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请求接邓朴方到江西。1971年6月，与父母分别5年的邓朴方终于被送到江西。邓朴方说，父亲难过是一定的，但他不会表现出来，“他没说什么，我也没说什么，就是无言相对”。为了照顾瘫痪的邓朴方，家里三位老人分了工，邓小平干最重的活，比如帮助翻身、擦澡。卓琳干最脏的活，比如倒屎倒尿、换洗弄脏了的垫布。奶奶负责做饭送饭，帮卓琳洗衣物等。

　　1971年9月13日，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离奇坠机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1973年2月，邓小平获准回到北京。不久，邓朴方再次住进301医院。直到1974年夏，一些下放劳动的医生“被解放”回到北京。在钱信忠大夫的主持下，上海骨科专家和301医院骨科专家正式给瘫痪6年的邓朴方会诊。结果发现：他的胸部及腰椎骨折严重，胸骨第12节到第6节之间的脊髓纤维化坏死，他的截瘫从双腿上升到双乳的地方。医生认为，6年前，如果给予适当治疗，他的瘫痪可降到大腿以下。骨折形成血肿，使血液沿脊椎腔向上蔓延，并长期压迫脊髓，那段脊椎已无法复原。这就意味着，从今往后，邓朴方永远不可能站起来了。

　　加拿大免费给邓朴方做手术

　　1979年年初的一天早上，邓朴方正准备吃早点，长年照顾他的护士发现他的背后鼓起一个大包，他自己动动身体，没感觉，脊椎骨却嘎吧嘎吧响，家人立即将他送进医院检查，结果是，他的脊椎骨再次骨折。医生说，这种骨折很危险，一旦骨头刺破脊椎两旁的动脉，就会导致内出血，万一骨折后的脊椎刺穿皮肤，露出体外，可能会感染致命的脑炎。当时，中国大陆的医学界对他的病况束手无措。

　　在极度痛苦中，又过了一年，1980年，刚当选美国骨科协会下届会长的马昆医生，率团到北京开会。301医院的几位骨科医生请求马昆医生给邓朴方检查，并请教他有没有办法通过手术，让邓朴方能够坐起来。马昆说，这种手术难度很大，必须在一处设备完善的手术室进行，当时的中国大陆没有这样的手术室。马昆回美国后，曾经和有关医院联系，希望能够免费为邓朴方治疗，但没成功。之后，他向世界闻名的脊椎外科专家，加拿大渥太华市立医院主任医生阿姆斯特朗求助。

　　阿姆斯特朗医生则通过医院向加拿大政府求助，自己不要分文手术费，最后，加拿大政府支付了全部医疗费。手术后，邓朴方在周身钢钉的支撑下，总算能坐起来了，但他仍是个不折不扣的瘫痪病人。

　　文革发生前，邓小平是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处在中共权力的最顶层，作为邓小平长子的邓朴方，不说是风光无限，至少没人敢轻视他。但是，文革爆发，邓小平被当成中共党内第二号走资派被打倒后，邓朴方也随之遭难，关押、审查、批斗、打骂、羞辱，成了家常便饭，以至于绝望之下跳楼自杀，导致终身瘫痪。为了活命，他也不得不到中南海上访，后半生不得不在轮椅上度过。

　　文革结束至今已经44年。中共整人的本质有一丝一毫改变吗？没有。中共你死我活的内斗停止了吗？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