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延安坠马真相 原来此事和江青有关

在大多数人的眼里，周恩来无论是在会上作报告，还是走路、与人谈话或干其他事情，他的右臂总是弯曲地端在身前，大家都以为这是这位伟人的一种特有的风度和习惯。殊不知，这是一个无奈的、痛苦的习惯。其实，这致使周恩来右臂伤残以及后来又有一次意外摔伤的背后，都有着鲜为人知的不同寻常的内情。

1939年: 延河坠马致右臂骨折

周恩来总理第一次摔伤，是在1939年7月10日骑马到中央党校作报告时摔伤右臂的。

1939年7月10日下午，革命圣地延安城烈日当空。延安中央党校礼堂坐满了人，大家都兴奋地等待不久前由重庆归来的周恩来作报告……时间过了，还不见人。周恩来向来是遵守时间的模范，怎么今天……正当人们发出一个个问号时，突然有一个人慌慌张张地跑到正在休假的周恩来的警卫员刘久洲座位旁：“小刘，副主席出事了，你怎么还坐在这儿?”刘久洲一下子从座位上“蹦”了起来，就跟着来人跑。

跑到党校会客室，刘久洲见有许多中央领导已赶来，医生们围着周恩来正在进行抢救。医生问：“您怎么从马上摔下来的?”

周恩来忍着痛说：“自己不小心，落下了马，可能是这一年多来没骑马，生疏了。”

周恩来一向细致谨慎，长征时他骑马白天夜里爬山涉水，长途行军；第一次会见张学良时，他和李克农在雪地上“飞马”去延安……但谁也未听说他遇过险、出过事。这回怎么摔下马而且跌断右臂呢？当时许多人问他，他总是这几句话，而且总是说自己不小心。只是朱德去看他时，刘久洲从旁隐隐约约听他说，“是江青突然跑马引起的。”但是在那时，保密纪律性很强，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谁问也不能说。一直到周恩来去世后，刘久洲才听当时随同周恩来的警卫员王来音告诉他，周恩来坠马伤臂的真相。

那天早上，毛泽东接到两个请柬：一个是延安马列学院，一个是中共中央党校，都是请他去作报告的。毛泽东就对周恩来说：“恩来，你从大后方回来，外边的形势大家都想知道，你就帮我去一处吧。我到马列学院，你到党校。要不，我一个人，怎好去两家呢？”周恩来同意了。这时正好江青也在场，也要求到中央党校去。

当时，周恩来、江青在警卫人员的陪同下骑马去党校，在过延河时，江青心血来潮策马狂奔，致使周恩来的坐骑受惊，从马上摔了下来，导致右臂骨折。受伤以后，周恩来忍受着剧烈的疼痛步行来到党校会客室，由中央卫生处派来的医生作了简单的包扎，打上了石膏。

当时延安的医疗条件很差，不能接骨。直到8月18日，印度援华医疗队的柯棣华大夫和巴素华大夫再次对周总理的病情进行了检查，取下石膏后才发现骨折处的愈合很不理想。他的肘部已经不能活动，右臂肌肉开始萎缩。尽管进行了按摩和热敷，右臂仍然无法伸直，只能处于半弯曲状态。于是中共中央决定送周恩来到苏联莫斯科去治疗。

邓颖超陪同周恩来赴苏治疗

自跌伤之后，周恩来从未卧床休息过一天。虽然有医生的督劝、来探视的同志的恳求，可是他硬是说自己胳膊伤了头脑毫无损伤，依旧可以照常工作。于是，中央开会他照常去参加，文电照旧亲自处理。他只要求中央组织部给他派人记录文稿，因为写文稿这件事并不是可以用左手去写的。

那时给周恩来派去作书记员的，是当年在延安马列学院第二支部学习的陈舜瑶，她曾回忆说：“刚要毕业，中央组织部给马列学院写了个条子，找我去谈话，说周副主席受了伤，手不能正常写字了，周副主席口述的话你要记下来，材料要保密——女同志不多接触人，保密条件好。到杨家岭后，周副主席问了我的简历，给了我一个笔记本，说试试看。先记的是‘八一’报告提纲。他很不习惯他说一句等着别人记一句。他回别人的书信总是一口气说完，我写出来。有时他指出口气不对，就说一句，让我写一句。他的手不能写字。他伤得非常重，医生差不多天天来给他看病、换药。现在有的回忆材料里说，总理当时用左手写了一本厚厚的文件提纲，那是不可能的。总理口述过许多文件，章句明确，甲、乙、丙、丁层次清楚，好记录，我在的那一段，都是超工作量的工作，没有散步、活动。来找他谈问题的人不少。那时他是我党驻重庆代表团的负责人，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又是中共南方局书记，特别是想了解当时大后方情况的人，都来找他。”

就这样，日复一日，由周恩来口授，陈舜瑶代他记录、抄写、整理有关文稿、文件。他出国之前有很多工作要完成，有好多材料要送往重庆。于是，他指挥着大家整理东西，将材料装进袋子，请陈舜瑶代写了给各方面的信。只有一封他没让陈舜瑶代笔，那就是给邓颖超的信。邓颖超知道消息后，打电报给中央，请求组织批准她陪同周恩来赴苏就医，中央考虑到恩来同志的生活需要照料，批准了邓颖超的请求。此时邓颖超正在重庆，需要她立即赶回延安。周恩来十分体贴邓颖超的心情，怕她着急，用左手给她写了一封亲笔信。邓颖超收到这封信后，虽然担心，却很镇静，她以最快的速度回到延安，陪同周恩来去了苏联。

这封左手写的信，是周恩来对妻子——同志十分敬重的见证，同时也是周恩来右臂伤残那段艰难困苦岁月的鲜明见证。

当时苏联政府安排了许多高明的医生为他治疗，先后进行过三次大的会诊，提出两个治疗方案，供周恩来选择：一个是把肘骨拆开，重新接上。这样胳膊可以运动自如，但要动两次手术且花费的时间会长一些。这个方案即使不能恢复原来的状态，可效果肯定是好的。二是不开刀，就是强力拉展已经愈合的肌肉，可最后手臂只能伸展40度到60度，这样做所需的时间短，但是坏处是愈合的效果不会太好。

苏联医生希望采用第一个方案。他们有自己的自信和自尊，他们不愿意看到病人弯曲着手臂走出他们的医院。然而，周恩来考虑到国内工作太忙，不允许在国外滞留太久，所以他坚持选择第二个方案。他说：“我现在不可能长期在国外治病，国内的事情很多。只要能够用它进行工作和生活，我就满意了。”

手术是9月19日在克里姆林宫医院进行的。这是一次小手术，只切除了一小块突出的骨头。过了一周之后，即25日就已经拆线，经检查伤口已经全部愈合。从拆线的第二天起就开始新的疗程，主要是按摩、烤电、运动和浴疗，目的是使受伤的手臂逐渐恢复运动技能。按照教授和医生们的最初估计，周恩来的手臂将可以弯曲45度。

经过了一周卓有成效的治疗，周恩来的手已经可以移动，手部的颤抖也已经减轻。但是，邓颖超在信中不无哀伤地指出：尽管以后手的弯曲程度要比预料的大些，但是要完全恢复将是不可能的，这只手最终将是半残疾的。

强力拉伸是很痛的，多次强力拉伸受的罪就更大了。治疗过程中，有时在注射麻药后，医生把他的胳膊强行按一定的角度加以固定，简直是痛苦异常，特别是在麻药失效后，更加疼痛难忍。

然而，坚强刚毅的周恩来都以极大的毅力坚持了下来。

当时师哲在克里姆林宫医院为周恩来担任翻译，每天陪伴着。他曾回忆说：“疼呵，是人承受不了的疼呵。我从来没有见过能比上总理那样坚强的人呵，他竭力地忍住巨痛。”“从某种角度上讲，总理这弯曲的残疾是他自愿留下的，因为最大的原因就是他想赶快回国。”

周恩来在医院总共住了两个多月，在新年的前几天出院。

赴苏治疗期间仍心系中央工作

周恩来在医院里密切注视国际形势和有关中国情况的报道，读了许多东西，其中包括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文件，还会见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人员。由于他的成功交涉，使遭到康生诬陷而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的李立三获释出狱。11月7日，为纪念苏联十月革命22周年，周恩来写了《帝国主义战争与民族解放战争》一文。文章就共产国际六大决议案所说的帝国主义战争的三种形式（进攻苏联、帝国主义相互之间、侵略弱小国家）指出，第一种没能实现，第二种正在进行，弱小国家已经先后成为帝国主义侵略的牺牲品，只有中国站在反侵略的最前线。共产国际由此发表宣言，表示“日本帝国主义毒害中国已达两年之久，中国正在为独立而战，共产国际援助为解放而战斗的弱小民族。” 

出院后，周恩来立即开始了紧张的工作。周恩来和王稼祥一起多次会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的工作人员，商谈干部问题，并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起草关于中国共产党工作的报告。报告详细介绍了边区政府的工作，八路军、新四军的作战和国共统一战线的情况。报告指出，抗战两年半以来，特别是汪精卫投靠日本以后，国民党领导层投降情绪加重。同时，主张打反共内战的势力越来越大，国民党精锐部队胡宗南正在封锁边区，华中的新四军和山东的游击队都被武装攻击等等。 

周恩来曾几次会见季米特洛夫，打消了共产国际一些领导人的顾虑——他们担心中国共产党会因为把工作重点从城市转到农村而远离工人阶级。周恩来讲述了在城市中开展工作的困难，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在农民中间成功开展工作的传统，并向他们保证说，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正在一步步无产阶级化。他向季米特洛夫通报了王明放弃中共在抗日统一战线内部的独立自主、主张与蒋介石无条件合作的错误。周恩来还参加了共产国际对李德问题的审查，了解了共产国际各支部的工作情况，会见了共产国际一些著名的活动家，并在高级党校讲课。 

12月29日，他为共产国际撰写《中国问题备忘录》完稿，全文共5．5万字。备忘录详细介绍了中国抗日战争的现状，说目前中共遇到一系列困难，主要是国民党的反共、投降活动和腐化，加上日本侵略者的诱降、英法的妥协，致使投降与分裂成为主要危险。备忘录这一部分还系统介绍了两年半来的抗日战争中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情况。 

经过周恩来的工作，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作出了关于中共代表团报告的决定，肯定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强调指出，中共为组织抵抗日本侵略及争取中国人民民族解放战争，不论对中国人民以及别的国家的劳动者——特别是对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有着巨大的意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向共产国际各支部提议：展开最广泛的同情和支持援助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运动，并把这一运动同国际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的斗争结合起来。 

周恩来在苏联期间，同任弼时一起就中共“七大”的召开时间、新中央的人选及一些人员的安排使用问题，重新进行了慎重而全面的研究，他们的意见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原则赞同。 

周恩来还有一项最重要的工作是保护好革命的后代。当年他在白区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搜寻烈士遗孤，安排抚养。他常说：不这样我怎么能对得起他们的父母？他在延安时亲自安排将瞿秋白、蔡和森、苏兆征、张太雷、赵世炎、王若飞等烈士的子女送到苏联上学。这次又把刘少奇、高岗等人的孩子带到苏联，在与斯大林会谈时提出了保护要求，达成协议：这批中共子弟在苏联只求学，不上前线（苏联国际儿童院中其他国家的子弟，在前线共牺牲了21名）。这恐怕是当时世界上两个大人物，达成的一个最小的协议。可见周恩来的苦心。 

毛泽东让周恩来带了两封给亲人的信，第一封是给毛岸英、毛岸青的，还有一封则是给两年前与毛泽东吵翻被送往苏联治病的贺子珍的。信中说，“今后我们就是同志了……”贺子珍那年30岁。 

1940年春天，周恩来身着粗呢西服回到了中国，带回了一架电影放映机和五部苏联电影胶片。

即便进行了如此医治，但周恩来的手臂完全恢复已不可能，右臂已半残。

延河坠马，终使右臂残疾，其中真相周恩来生前连邓颖超都未曾吐露。历史之谜沉寂了38年之后即在周恩来逝世后大家才知道了真相：原来此事与江青有关。

1964年:周恩来出访时右手第二次意外受伤

1963年12月14日至1964年2月4日，周恩来总理在外交部长陈毅元帅的陪同下，连续访问了非洲10国以及阿尔巴尼亚。这些外交活动，是新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期间，周恩来总理在这项前所未有的系列外交活动中曾经再次负伤，并由此引发了一段故事。

周恩来总理在访问埃塞俄比亚时，受到东道主的热情接待。抵达后的第三天上午，根据埃方安排，去首都郊区的一家农场参观。这天，当地降雨，周恩来和东道主一边说话一边朝迎宾馆外走。不料，在走下宾馆主楼门口的台阶时，由于下雨路滑，致使周恩来脚下一滑，身子随之一个趔趄摔倒在台阶上。

周恩来摔倒时，右手下意识地往地上撑了一下。总理的右手现在这么一撑，再次负伤。

陈毅马上召来随团医生，立刻给周恩来紧急治疗。埃塞俄比亚国王也当即命令其私人医生前往迎宾馆一起替周恩来检查。周恩来根据自己的感觉，又征询了随团医生的意见，认为“没有问题”，坚持按预定的计划进行外事活动。可是，当天晚上，周恩来的手伤开始发作，疼痛不已。次日，周恩来按原计划离开埃塞俄比亚，前往访问计划中的最后一个非洲国家索马里。在索马里的三天外事活动中，由于东道主方面各界人士每日无数次的热情握手，致使周恩来的右手出现肿胀，非常痛苦。最后一天，当周恩来和送行的东道主握别，进入机舱坐下时，额头已经沁出了汗珠。

骨科名医郑怀贤为总理治愈手伤

回国后，卫生部方面认为，中医对于骨伤治疗自有一套独特而行之有效的手段，所以，他们建议请中医骨伤科专家诊治，可能会有奇效。陈毅把卫生部的意见转告给周恩来，周恩来笑了：“对了！贺老总以前对我说起过四川有位姓郑的武术家，特别擅长治疗跌打损伤！”于是，周恩来给贺龙元帅打了电话。贺龙当即去了中南海西花厅，听了受伤的情况，笑道：“总理啊，您放心，这事能够解决，只要找郑怀贤先生！”

郑怀贤，1897年9月15日出生于河北省安新县，是著名的武术家，也是中医骨科专家。解放后，郑怀贤担任成都体育学院教授。一次，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元帅抵达成都，对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说想请郑怀贤先生治疗他在战争年代受伤的手。郑怀贤应邀而来，豪爽而又通晓武术的贺龙元帅一边接受治疗，一边和郑怀贤谈着武林掌故、奇闻轶事。片刻，贺龙那只经郑怀贤拿捏过的手就消除了疼痛。贺龙回到北京后，在多个场合说起过郑怀贤的高超医技，引起了其他一些高级干部的兴趣。董必武、徐特立、李先念等前往成都请郑怀贤治疗伤痛，无不奏效。董必武在进行最后一次治疗后，对郑怀贤说：“郑先生你有这么一手高超的医技，应该用于社会，为广大人民群众造福啊！”郑怀贤受此启发，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体育医院，开创了中国体育医学之先。

1964年2月7日傍晚，周恩来在邓颖超的陪同下飞抵成都，下榻于金牛招待所。周恩来抵达后没有休息，就提出请求：“请郑怀贤先生过来。”

郑怀贤直到进了门才知道竟是给共和国总理治疗，心中非常激动，原地站在那里朝周恩来鞠躬行礼。

周恩来已经站起来，大步迎上前，忍痛和郑怀贤握手。周恩来把受伤经过和之后的情况简述了一遍，说着，让邓颖超把X光片拿给他看。

郑怀贤还没有打开X光片袋就开口道：“总理的手伤，并没有伤及骨头，只是软组织受伤不轻，又没有及时得到有效的治疗，所以产生了肿胀疼痛现象。……刚才总理跟我握手时我就已经感觉到了。”

周恩来叹道：“郑老师医术高明，果然名不虚传啊！”

郑怀贤在周恩来的手部按摩、捏拿，一番治疗后，周恩来右手疼痛马上减轻不少。郑怀贤还当场调制了中药敷在伤处，然后交代了饮食禁忌。郑怀贤的治疗确实有奇效，当天晚上，周恩来就感觉到受伤部位不像前几天那样痛得几乎难以入眠，好好地睡了一觉。次日早上，周恩来自己打开裹在手上的纱布，惊喜地发现竟然已经消肿了。

从2月7日到2月12日，郑怀贤一共给周恩来进行了六次治疗，周恩来的手伤基本痊愈。

1964年的除夕是2月12日，当天下午，郑怀贤给周恩来作了最后一次治疗。

周恩来高兴地说：“真的多谢郑老师了，你这次可真是帮了我的大忙，后天我出访时又能够从容地跟人握手了。”

郑怀贤想了想，说：“总理，您每次出访得跟很多人握手，这对于您的手伤彻底恢复肯定是不利的。我教您一个姿势，您再跟人握手时，对方就握不痛您的手了。”随后，郑怀贤把中国擒拿术中的一个姿势教给周恩来。

治疗结束后，周恩来让邓颖超跟郑怀贤结账付钱。

郑怀贤坚持不收受这笔钱。

周恩来说：“这是我个人的事情，不是四川省委的事。我自己走路不小心而摔了跤，所以这治疗费应该由我个人承担。”

次日，周恩来飞返北京。

2月14日，周恩来按照预定计划，离开北京，对缅甸、巴基斯坦、锡兰三国进行了为期16天的正式访问。出访期间，由于郑怀贤治疗得法和所教的那个握手姿势，周恩来的手没有再发生伤痛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