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寒而栗 历次运动竟是他为中共“出谋献计”

中共将商鞅思想用于数亿国人，将其发挥到极致。图为商鞅像。

太史公说：商君，他的天性就是个残忍少恩的人。国人多知商鞅变法，不知其思想。这位在历代被批评的变法者，究竟提出了哪些思想，中共又是如何将商鞅思想用于数亿国人，将其发挥到极致的呢？

家庭成员监视检举 刑罚狠辣

商鞅变法之初，下令把十家编成一什，五家编成一伍，互相监视检举，一家犯法，十家连带治罪。不告发的处以拦腰斩断的刑罚，告发的与斩敌首级的同样受赏，隐藏的与投降敌人同样的惩罚。

中共将商鞅之法运用于文革，使家庭成员、亲朋、同事之间相互监听监视、互相揭发检举。子女检举父母、夫妻互相检举、兄弟手足互相检举者层出不穷，红卫兵告密“弑父弑母”等案例，比比皆是，“亲亲相隐”的道德底线全线崩溃。

以1952年“三反”为例，《人民日报》先后报导：《北京市第五中学青年团员王世桓检举他父亲贪污行为》、《许东才站稳人民立场检举奸商父亲》、《门头沟机电厂职工家属大胆检举和规劝丈夫坦白》……

中共也采用商鞅的狠辣刑罚方式，造成很多人被批斗、枪决。

如着名的方忠谋事件。1970年2月，方忠谋在家中发表了支持刘少奇、批评毛泽东的言论，被自己的丈夫张月升和长子张红兵举报。16岁的张红兵写了封检举信，检举的是自己的母亲方忠谋，与红卫兵胸章一起，塞进了军代表的门缝。两个月后，方忠谋被认定为“现行反革命”，遭枪决。

多年后，张红兵悔恨说：“经过这几十年的社会底层生活，我也经历了磨难。整理家庭的各种遗物、档案，写材料。我在心里骂：张红兵啊张红兵，连畜生都不如。我想逃，却无处可逃。”

削弱人民 战胜人民 奴役人民

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先胜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故胜民之本在制民，若冶于金，陶于土也。（《画策》）

商鞅这个思想的意思就是为了统制（不是治，商鞅所说为制），他提倡要削弱人民，继而战胜人民，使人民成为奴仆，受其奴役。这个在正常人看来不寒而栗的制民理论，在中共眼中却是教科书般的理论利器。

100年前，“共产主义”的提出，为削弱人民提供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条件，在“共产”的蓝图下，彻底剥夺人民的财产和一切生产资料，变得堂而皇之，商鞅试图建立的“无恒产无恒心”的社会就真的成为事实。继而给战胜、奴役人们提供了先决条件。

以黄金、白银为例，中共建政后，从民间查抄大量金银，又以“支援国家建设”为名，以4分钱一克白银、3.04元一克黄金从民间强行收兑，同时禁止民间买卖金银，地富反坏右持有金银也是罪过。到1970年代时，民间金银已经很罕见了。这是经济上削弱人民的一个例子。

以奸人治善人 建立流氓政治

以强去强者弱，以弱去强者强。（《去强》）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去强》）以良民治，必乱至削；以奸民治，必治至强。（《说民》）

“以弱去强”、“以奸民治”这个思想简要说来就是：“消灭”，消灭有能力有信仰的那部分人。具体操作办法是，建立流氓政治。以奸人、小人、流氓来压服人民。利用弱民把一切强民除去了，剩下的自然都是弱民奸民，对付操纵起来就游刃有余。

乡绅阶层是中国基层社会的精英，不仅是经济上的精英，还是道德上的精英，是所谓的强民，中共于是搞了一箭几雕的“土改”运动，利用宣传队和农村的地痞流氓在全国范围对乡绅阶层进行群体灭绝，同时达到“以弱去强”、“以奸民治”，建立基层流氓政治的目地。

侮辱人格 用刑罚羞辱

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民有私荣，则贱列卑官，富则轻赏。治民羞辱以刑。（《弱民》）

为了使爵、官、赏具有吸引力，要先使人民辱、弱、贫了。受辱了，就会希望通过政府和爵位来改变自己的处境；弱小了，就会依恃官吏的保护；贫穷了，就会看重政府的奖赏。所以，治理人民，要用刑罚来羞辱他们。

中共对这个思想使用的是登峰造极，在文革中，利用“红卫兵”极尽羞辱之能事。“红卫兵”其实是所谓的“弱民”，既无传统思想也无立足社会的资本，但中共煽动他们对大批真正有思想的文化精英进行侮辱，刑罚上的羞辱，又达到了消灭强民的“以弱去强”的目地。

杀戮去强民

能生不能杀，必削，能生能杀，曰攻敌之国，必强。（《去强》）

被视为“毒”、“虱”的“强民”，对其灭绝的最重要的手段是杀力，就是对其进行肉体消灭。除了国内消灭，还可通过战争手段缓解内部张力，消灭国内强民。

如在韩战中，大批国民将士被送去战场……中共建政以来发动的历次战争，可以说都达到了去强民的效果。

暴力威化 人民噤若寒蝉

商鞅变法后，效果如何？变法初期，给新法提意见的人很多，但是不久后“秦人皆趋令”，再也不敢批评新法。新法推行10年后，“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一些原来批评变法的人，都改口说变法的好话，从此“民莫敢议令”。

这可怕的后果，正是中共梦寐以求的。在发动了几次运动后，1957年反右以后，党外再没有人敢批评共产党；1959年党内反右倾机会主义以后，党内也不敢批评领导，不敢批评党的政策；文革中，人们在家中再不改议论共产党。

参考：《史记･商君列传》《商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