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恶毒诬蔑邓小平：江青的话使毛泽东震怒

　　周恩来辞世后，国务院总理之职不可久悬。“四人帮”中的张春桥早就觊觎着国务院总理的职位。“文化大革命”以来，他费尽心机，疯狂地影射、攻击周恩来；策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把斗争矛头指向第一副总理邓小平，无不包含着篡夺国务院总理职务的“祸心”。然而，张春桥却打错了算盘。1976年1月21日和28日，毛泽东先后提议，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一致通过了毛泽东的提议。

　　1976年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1976年1号文件《中共中央通知》，正式向全党通报：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这个文件的下发，是一个重要信号，它表明，毛泽东已经决心用新的接班人华国锋，来取代他自1973年以来所委以重任，寄予信任，重点培养的接班人邓小平。从此，由华国锋代替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和国务院的领导工作。

　　按照毛泽东的这一决策，虽然国务院总理的职务没有交给周恩来和全党全国人民寄予厚望的邓小平，但是也没有交给“四人帮”。这就为以后的历史发展留下了机会，使党和人民粉碎“四人帮”的斗争能够较为顺利地进行。

　　华国锋，山西交城人，生于1921年2月，1938年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典型的“三八式”干部。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曾任交城县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中共交城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治委员，中共阳曲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治委员。

　　在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阶段以后，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向华南广大地区进军时，华国锋是“南下干部”之一。

　　新中国建立后，华国锋历任中共湘阴县委书记兼县人民武装部政治委员，中共湘潭县委书记兼县人民武装部政治委员，中共湘潭地委副书记兼湘潭地区行政公署专员，中共湘潭地委书记。由于湘潭是毛泽东主席的家乡，因此华国锋的工作情况开始受到毛泽东的注意。以后，华国锋被提拔到湖南省委工作，任省委统战部长。

　　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因被打成“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而遭到撤职。中共湖南省委因此而改组。经毛泽东提名，华国锋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同时兼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毛泽东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多次到湖南视察工作。华国锋或汇报工作，或陪同视察，与毛泽东的接触日益增多，在毛泽东的头脑里留下了较好的印象。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的初期阶段，华国锋也曾受到过一些冲击。但很快在1968年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作为“革命领导干部的代表”参加了“三结合”，担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69年，在中共九大上，华国锋第一次进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被选为中央委员。以后，又相继担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代主任、主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兼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政治委员和湖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成为集湖南省党、政、军主要领导职务于一身的重要人物，是湖南省名副其实的“第一把手”。

　　1970年庐山会议以后，林彪反革命集团加紧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1971年，毛泽东为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作准备，在视察大江南北时，曾在长沙对华国锋谈过关于林彪的问题，表示了对华国锋的极大信任。湖南以外的中国人和外国人第一次知道华国锋的名字，主要始于毛泽东在1970年12月18日同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的一次谈话。毛泽东在谈到家乡湖南的情况时说：“湖南省的人物也出来几个了。第一个是湖南省委现在的第一书记华国锋，是老人。”毛泽东在这里说的“老人”，是指华国锋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是湖南省委的负责人之一，是过去湖南省委的“老人”的意思。当斯诺把毛泽东同他的谈话内容整理成文章，在美国《生活》杂志发表后，因其中谈到中美关系和尼克松访华等极为敏感的国际问题，在全世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和震动。华国锋的名字亦开始被外国人所注意。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发动的武装政变后，国内开展批林整风运动，先后下发了几批内部文件，向党内外广大群众传达。《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的谈话纪要》，即为其中之一。于是，中国人也从中知道了华国锋的名字。

　　“九·一三”事件后，经毛泽东提议，华国锋被调入中央工作，先后担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组长。1973年5月，华国锋和王洪文、吴德一起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参加中央政治局的工作。1973年8月，华国锋在中共十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1月，在四届人大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

　　华国锋被毛泽东亲自选定为国务院代总理，一下子堵住了张春桥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路子”。张春桥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朝思暮想、日夜盼望的国务院总理的位置一下子落到了华国锋手里，虽然气急败坏，但是又无可奈何。联想到1975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张春桥气不打一处来，非常愤恨地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一则《有感》，以发泄他对毛泽东的重要决策的强烈不满，赤裸裸地暴露出他反革命野心家的真面目。

　　张春桥这样写道：

　　又是一个一号文件。

　　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

　　真是得志更猖狂。

　　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

　　错误路线总是行不通的。可以得意于一时，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开始一个什么新“时代”了。他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

人民是决定的因素。

　　代表人民的利益，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人民群众一边，站在先进分子一边，就是胜利，反之，必然失败。正是：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

　　张春桥在《有感》中，把自己打扮成一副“代表人民的利益，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人民群众一边”的样子。实际上，“文化大革命”以来他的所作所为，丝毫也没有代表人民的利益，丝毫也没有为大多数人谋利益，丝毫也没有站在人民群众的一边。相反，他始终代表着“四人帮”的利益，为“四人帮”谋利益，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四人帮”一边，为“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的权力，为制造“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局面，或出谋划策，或下达指令，或直接指挥，对党和国家犯下了累累罪行。

　　周恩来逝世以后，人们曾希望“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就此被打断。然而，“四人帮”却倒行逆施，逆民心而动，企图用“反击右倾翻案风”冲淡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的悲痛气氛。1976年1月13日，姚文元连续三次给新华社下达指示：“不要因为刊登悼念总理的活动把日常抓革命促生产的报道挤掉了。”他还指责说：“这几天报纸登唁电数量太多，太集中”，并具体要求以后唁电版面要往后放。在“周恩来同志追悼大会”举行的前一天，由姚文元一手策划于1976年1月14日在《人民日报》第一版以通栏标题刊登《大辩论带来大变化——清华大学教育革命和各项工作出现新面貌》的长篇文章，胡说什么：“近来，全国人民都关心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公然信口雌黄，伪造民意。

　　在举行“周恩来同志追悼大会”的同一天，“四人帮”控制的《人民日报》不去反映中国人民的悲痛心情，却又抛出“梁效”的黑文《教育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胡说什么“树欲静而风不止，斗争并没有止息”。

　　1976年2月13日，《光明日报》在第一版刊登了一篇题为《孔丘之忧》的文章，用极其恶毒的语言影射攻击周恩来，把悼念周恩来逝世的中国人民诬蔑为“哭丧妇”。这篇文章写道，“让旧制度的‘哭丧妇’抱着孔丘的骷髅去忧心如焚、呼天号地吧。我们伟大的祖国‘到处莺歌燕舞’，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正在胜利前进!”其手段之卑鄙，令人发指。“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

　　2月份，在“四人帮”的策划下，以《红旗》杂志第二期发表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和《人民日报》发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为起点，“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再次掀起新的“浪潮”。针对1975年的全面整顿，矛头对着邓小平和在各个领域主持整顿工作负责人的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文章，在报刊上连篇累牍地抛了出来。一时篇篇黑文犹如滔滔浊浪翻滚而来，大有排山倒海、铺天盖地之势。

　　“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再度“升级”。

　　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扩大传达范围，传达到党内外群众。

　　2月6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军委关于停止学习和贯彻执行1975年7月邓小平、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的文件。

　　2月25日，中共中央召开有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会上传达了毛泽东自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的多次谈话。

　　在这次会议上，已经受命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于2月25日代表中央在会上讲话。他要求与会的领导干部“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

　　针对当时与会的许多领导干部，对批判邓小平很不理解，难以接受，思想上转不过来弯子等问题，华国锋要求大家，“在揭发批判过程中转好弯子”。

　　华国锋在讲话中，还要求到会的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开展起来”。

　　华国锋还说：“毛主席说，错了的，中央负责。政治局认为，主要是邓小平同志负责。”

　　会议期间，张春桥多次攻击邓小平是“垄断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对内搞修正主义，对外搞投降主义”。

　　江青于会议期间，在3月2日擅自召集十二省、区领导干部会议，并发表长篇讲话。她拉开架势，信口开河，胡说八道，大放厥词，集中攻击诬蔑邓小平。同时，吹捧武则天、吹捧吕后，借古喻今，为自己篡党夺权制造舆论。江青说：

　　“邓小平这种事，恐怕很多同志不知道内幕，当然我知道的也不太多。不过，我是一个首当其冲的人物。他在去年4月底，不请示主席，擅自斗争一个政治局委员，从4月底一直斗我到6月。邓小平是谣言公司的总经理，他的谣言散布的很多……

　　“首先打我。因为他知道我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在捍卫主席革命路线上，我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我很光荣。我这个过了河的卒子，能够吃掉他那个反革命老帅，所以他首先打我……

　　“他七五年一月出来，刚刚只有一年多嘛。不过我对他一直有警惕，有这么一个问号。这个人出来以后，从来不说一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什么伟大的成果……

　　“据这次揭发，他家的常客是什么人呢?李井泉、胡乔木、胡耀邦，还有王海容、唐闻生，还有什么人，我就搞不清了，那都是无话不说，交待任务的……

　　“邓小平说我是个勇敢分子。现在看来，全国的谣言都是邓小平弄的。说我一切职务撤销，下放劳动啊，说我已经自杀了。其他的，人家不给我看，说怕我看了生气……

　　“别人造谣说我是武则天。我说，在阶级问题上，我比她先进，但在才干上，我不及她。

　　“有人写信给林彪说我是武则天，有人又说是吕后。我也不胜荣幸之至。吕后是没有戴帽子的皇帝，实际上政权掌握在她手里。她是执行法家路线的。

“武则天，一个女的，在封建社会当皇帝啊，同志们，不简单啊，不简单。她那个丈夫也是很厉害的，就是有病，她协助她丈夫办理国事，这样锻炼了才干。从李世民到李治的能臣，她都用，而且为她所用。她简单吗?但是那些个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专门攻击这样的人。其实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个很厉害的女人——赵太后。同志们知道我讲过这个历史。齐威后，那都是很厉害的。他们就是用下流的东西诽谤武则天，诽谤吕后，诽谤我……”

　　江青的讲话，不仅肆意攻击了邓小平，而且明目张胆地为自己在1975年春天多次受到毛泽东的批评翻案、为自己在1975年5月和6月间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几次会议的批评翻案。有人把她的讲话内容汇报给毛泽东以后，引起毛泽东极大的震怒，他愤怒地斥责说：“江青干涉太多了，单独召开十二省讲话。”

　　3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的通知》，转发了毛泽东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多次谈话。同一天，中共中央还转发了华国锋在中央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同志会议上的讲话。

　　从此，“批邓”问题在党内正式公开了。

　　就在中央召开会议期间，“四人帮”控制的舆论工具“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势头更加猛烈。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梁效”、“任明”的《评“三项指示为纲”》。这篇文章诬蔑说：“‘三项指示为纲’是一个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这个纲领的要害，是复辟资本主义。”文章不点名(但实际上已经点了名)地攻击邓小平，说“‘三项指示为纲’是党内那个坚持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提出来的。”“‘三项指示为纲’，是直接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和批林批孔运动的。”

　　此文一出，“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一词，就成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报刊上的一个“专有名词”——专门用来指邓小平，成为一种“不点名”的“点名批判”。

　　对于“四人帮”通过《评“三项指示为纲”》散布的歪理邪说，广大干部、群众极为反感。在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的一次会议上，为李宗仁先生归国作出了贡献，并与李宗仁先生一起归国的程思远的发言就很有代表性。

　　程思远说：“这些日子，有一个多月了，对新近开展的批‘三项指示为纲’、反击‘右倾翻案风’，我处于非常困惑、思想紊乱的状态。有理论问题、认识问题，更有实际问题，我都迷惑不解。在理论上，有个问题我感到糊涂。根据毛主席的教导，党内有思想斗争，这毫不为怪。但党内思想斗争是否会一下子扩大到篡改党的路线，复辟资本主义呢?是依据哪些条件而由思想斗争上升到阶级斗争的呢?一个人思想认识上有错误，提‘三项指示为纲’，而没有提‘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人是否就一下子上升为敌我矛盾，成为无产阶级的敌人呢?我实在弄不清楚。第二个问题，‘三项指示为纲’里的三项指示都是毛主席的话，我过去认为很好，现在的‘文件’、‘社论’又告诉我，‘三项指示为纲’错了，而且是严重的方向性的政治错误，但是‘三项指示为纲’的错误其要害究竟是什么?我实在搞不明白，这个思想弯子不容易转过来。第三，毛主席、周总理在去年四届全国人大，对国家领导机构已做了人事交替的安排，这是一件大事。但是不到一年的时间，国内政治局面仍不安定，特别是自周总理病逝至今，明确开展了这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风起云涌，再度陷入混乱。像我这种不了解内情、心中有事放不下、神经又脆弱的人，真是经受不了啊，我的血压也由原来长期正常的130/80，升到160/90，那是夜不能寐的恶果啊!我家小孩子从外边抄回来的《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最大走资派一百例》，说是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纲领，我看了又看，就是看不懂，理解不了，何以它成了反革命的纲领?我还听来人讲，最近四川省大字报上街，炮轰中共四川省委，公开点了四川省委主要负责人的名，而且指名邓小平是后台，提出再度打倒邓小平。我听到这些消息，很不理解，心里非常难过!”程思远讲到这里，竟然热泪长流。

　　尽管广大人民群众对“四人帮”诋毁全面整顿、批判“三项指示为纲”的胡说八道不屑一顾，但“四人帮”仍然全力开动各种宣传机器，与《评“三项指示为纲”》这篇毒汁四溅、暗藏杀机的黑文相呼应，接连抛出了一大批长篇理论文章。

　　3月1日，《红旗》杂志第三期发表经姚文元审定的池恒的文章《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2月12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

　　在同期的《红旗》杂志上，还发表了初澜的《坚持文艺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

　　3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以本报记者名义写的《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文章。

　　4月1日，《红旗》杂志第四期发表苗雨的《反击卫生战线的右倾翻案风》。

　　同期的《红旗》杂志还发表程越的《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剖析》。

　　在这些文章中，“四人帮”除了肆意诬蔑邓小平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算文化大革命的账，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诬蔑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是“复辟、倒退”以外，还提出了“老干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动公式。根据江青关于“民主派发展到走资派是客观的必然规律”的旨意，公然论证道：“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同路人到社会主义时期的反对派、复辟派，这不正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所走过的道路吗?”

　　“四人帮”的帮派体系还公开明目张胆地叫嚷：“现在革命的对象，就是旧社会吃过糠，抗日战争负过伤，解放战争扛过枪，抗美援朝渡过江的民主派”；“现在要打倒的就是爬雪山、过草地的‘走资派’，戴红领章、红帽徽的‘走资派’”等等；妄图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打倒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

　　“四人帮”逆历史潮流而动，违背中国人民的意志而行，全盘否定1975年的全面整顿，肆意攻击在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期间作出了巨大成绩的邓小平，在报刊上影射诽谤周恩来，这种种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极大的愤慨。

　　面对“四人帮”掀起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阵阵恶浪，中国人民勇敢地发出了正义的呐喊。本文摘自《历史的见证：“文革”的终结》，薛庆超 著，人民出版社，2008.11 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