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桐梓县有个小西湖，那里山清水秀、景致秀丽，是休闲旅游的绝佳地方，可是1946年的那个夏天，却有一个人每天都在想着何时才能离开那里，这个人就是张学良，而此时距离西安事变，已经整整过去了十个年头。
1936年1月4日，蒋介石无视诺言、背信弃义，一纸“特赦令”将张学良的人身自由彻底扼杀，后来随着抗战的爆发和发展，他一路辗转，并在1946年来到了桐梓。不过，与往年不同，进入1946年后的每一天，张学良都是满怀着希望的，当年军委会判了他十年“看管”，而今十年之期已到，在他看来，或许这样的日子总该结束了吧。
希望有时也是残酷的，因为它总会让人情不自禁的陷入幻想。这一年中，除了军统沈醉来过一次，告诉了他戴笠已经遇难的消息外，并没有再来什么人看望过他，更不要说那个让他高兴的“好消息”了，直到9月的一天，曾经的下属莫德惠的到来，才终于让他看到了一丝自由的曙光。
所谓“曙光”，并不是他自己凭空幻想的，莫德惠并不是第一次前来看望张学良了，却只有这次，他们见面是没有军统特务“陪同”的，而且，莫德惠最先就告诉过张学良，这次他是带着蒋介石的手谕来的。
这次见面，莫德惠的心情格外的好，两人刚一坐定，他就迫不及待的告诉张学良：自由在望了！
对于这样的消息，张学良不止盼了一天两天，于是他顿时便来了精神，不过也许是被“看管”的久了，他虽然兴奋却并不敢高兴的太早，只是让莫德惠赶快说的具体些。
原来，自从张学良被限制自由后，社会各界中就始终有人为他不时发声，特别值此“刑满”之际，呼吁还张学良以自由的声音就更加高涨。蒋介石迫于形势就表示同意将张学良解除“管束”，不过却要他先答应三个条件再说。
张学良默不作声的听着，莫德惠不紧不慢的说：一，承认西安的事是上了“他人”的当；二，交还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在南京给发给他的那封电报；三，自由后必须出洋。
听完莫德惠的话，张学良的脸色已经变的异常难看，他早想到蒋介石不会轻易放他，条件也是可以谈的，却没想到蒋的条件竟如此苛刻，随后张学良几乎是不假思索的便向莫德惠表示了拒绝，并告诉他：自由与我无缘了。
对于张学良坚定的表态，莫德惠颇感意外，尽管他也知道张学良不可避免的要承受一些委屈，可毕竟“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如果再过一个十年，张学良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他不敢再想下去了，便不停地苦劝张学良一定要从长计议。
张学良当然知道莫德惠的苦心，不过自他听了这三个条件，就已彻底的心灰意冷，为了使属下也能了解他的心思，张学良转而又开始开导起了莫德惠。
张学良告诉莫德惠，三个条件看起来容易的很，实际却是要他背叛良心、背叛人格。其一，事变之前他没有将消息透漏给杨虎城之外的任何人，纯属他的个人行为，栽赃的事他不能干；其二，早在1930年8月间中村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就电告他，称无论以后日军在东北如何挑衅，都不应予以抵抗。在九一八后的第二天，蒋又发来电报，告诉他日军在沈阳的行动，要作为地方事件处理，一定要力避冲突，避免事态扩大，那么蒋介石现在要回电报又是什么意思？其三，他已经交出了所有权利，为什么非要将一个爱国者驱逐国门？外人又会作何解读？
听了张学良的一番肺腑之言，莫德惠不得不中止了他的劝说，而张学良却仍没有说完，他继续告诉莫德惠，蒋介石之所以让他出国，无非是怕他召集旧部、重掌兵权。其实在这点上他早就表示过，出去后不带兵，不问政，只做个纯粹的闲人，哪怕做个教书先生也行，可现在来看，蒋介石连这点竟也容不下。
张学良唯一一次接近自由的机会就这样被他断然放弃了，之后两个人一直交谈了很久，从惋惜到理解，莫德惠的内心对张学良又多添了一分敬意，尽管他是高兴而来失望而归的，可此时他真正的失望，却已不再是对张学良而的了，或许他也会想，蒋介石这三个条件里，到底又有几分的诚意可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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