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晚年是如何被蒋介石吓出心脏病而死的？

众所周知，杜月笙是20世纪上半叶上海滩最富有传奇性的一个人物。他从一个小瘪三到涉足娱乐、文化、教育、金融、新闻各业的财富大亨，呼风唤雨，无所不能，所建立的庞大黑帮王国至今让人惊骇不已。

枭雄本自贫贱来。杜月笙曾这样回忆童年：“当时一个月学费只有五角钱，可惜因为家里实在太穷了，读到第五个月，先母缴不出学费，只好停学。”

失学儿童的痛苦经历，让杜月笙永生难忘。他虽是粗人出身，但很看重文化。成名后，他一直在努力提高自身文化修养，门厅高悬对联“友天下士，读古人书”，时时鞭策自己。然而毕竟识字少，无法去“读”，他就重金聘请高明的说书艺人长期为他讲《三国》说《水浒》，学习历史知识和古人处世方式。

他勤练书法，签名写得相当漂亮。

他非常注重仪表文明，不论天气多热，他长衫最上面一颗纽扣也从不解开，并禁止衣冠不整、赤膊袒胸的徒众出入杜门。

杜月笙生于1888年，江苏川沙(今上海浦东新区)人，原名叫杜月生，这是一个很普通且有些土气的名字。发迹后，他嫌这个名字不够高大上，就托人帮他改名了。

帮他改成杜月笙这个名字的，是个很牛的人，叫章太炎，著名的国学大师。

大师就是大师，章太炎以其原名“月生”之不雅，帮他从“东方之乐为笙，西方之乐为镛”这句话中，给他找了个名，主张大名叫“镛”，号“月笙”。只改了一个字，立马就使名字上层次了，气场大了许多。

手中有大钱，身边朋就多。除了章太炎，许多文化界大名鼎鼎的人物如黄炎培、章士钊、杨度、江一平、郑毓秀、秦联奎、陈群、杨云史、杨千里等，都是杜月笙的寻常座上客。

曾任民国大总统的黎元洪手下有个秘书长叫饶汉祥，也是个大文人，他赠给了杜月笙这么一副对联：“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

评价不可谓不高，倒也符合事实。

广结名流当然是有好处的，利于一个人的整体提升。文化的熏陶，使杜月笙的整个气质脱胎换骨。著名老报人徐铸成回忆他年轻时第一次见到杜月笙的情景时说，他原本以为此人定会是青面獠牙，见了面才知道原来是位言谈举止都很斯文的瘦削老人。

当年有这么一句话形容上海滩的三个黑社会老大：黄金荣爱钱，张啸林善打，杜月笙会做人。黄金荣在法租界黑白通吃，张啸林在军界手眼通天，唯有杜月笙，靠着人情，长袖善舞，表面看上去最无黑社会习气，被誉为了“青帮三百年来之第一号人物”。

现在的很多人很羡慕杜月笙当年很有钱，对有关杜月笙励志的鸡汤文在微信圈里转了又转。但杜月笙的钱从何来，很少去问。答案是：从黄赌毒中来。杜月笙当年联合黄金荣和张啸林，不仅垄断了上海滩的鸦片生意，而且通过法租界，将鸦片销往了全国各地，残害了很多人。

1930年杜月笙建造的杜氏祠堂落成，规模很大，捧场的名家云集。但很少有人知道，杜氏祠堂的另一个用场，就是在这里制作吗啡等毒品。

杜月笙的人生之痛，莫过于帮蒋介石干的这件坏事。

1927年4月初，上海的形势波诡云谲。4月5日，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将自己亲笔书写的一块“共同奋斗”的牌匾送到上海总工会，同时却磨刀霍霍准备大开杀戒。而这一系列活动中，打先锋的是上海帮会。

4月11日晚，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来到了法租界华格臬路杜月笙公馆，应杜月笙邀请到其府上商议解决工人纠察队与帮会组织“中华共进会”之间的摩擦事宜。

临行前，工人纠察队的总指挥顾顺章曾建议他带一小队工人纠察队员去，但汪寿华笑着回答：“不用。我和杜先生是老朋友了，这次暴动成功，他帮了我们不少忙，给了我们不少枪。再说，不久前一群溃兵滋扰浦东杜家祠堂，是我派兵将他们灭了的。我与他有来有往，翻不了脸。”

汪寿华还是太天真了，结果很惨——他被杜月笙指使的人活埋在了上海的枫林桥，年仅27岁。

杜月笙随后又指使大批流氓袭击工人纠察队，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工人群众，犯下了滔天罪行。

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成立后，杜月笙当上了南京政府陆海空总司令部顾问、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和行政院参议。

让一个黑社会头子摇身一变为少将，只有蒋介石才能干出来。

所以蒋介石的所作所为，历来为人所瞧不起。

抗战中，杜月笙是做了些支持抗战的事情，很多人就此对他评价很高。

杜月笙参加了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任主席团成员兼筹募委员会主任。仅月余时间，杜月笙主持的筹募会就筹集到救国捐款150余万元，有力地支援了前方的抗战。他筹集了大量毛巾、香烟、罐头食品用以劳军。八一三抗战后期，他得知驻守在四行仓库的谢晋元团缺乏食品时，仅用了一天时间即向谢团送去了20万个饼。他主动将杜美路的私宅借给财政部“劝募委员会”作办公地点，发动与组织上海各界力量认购了救国公债7500万元，几占全部发行量的1／6。杜月笙还弄到一些军中急需的通讯器材、装甲保险车送给中共将领，并应八路军驻沪代表潘汉年的要求，将从荷兰进口的一千套防毒面具，赠送给晋北前线的八路军将士使用。

上海沦陷后，杜月笙还以市各界抗敌委员会负责人的身份仍在租界内坚持了一段时间。他曾不惜巨资买了不少中共党组织设法出版的《西行漫记》、《鲁迅全集》等进步书籍，烫上“杜月笙赠”的金字送给租界内的各大图书馆，为广大市民提供抗日救亡的精神食粮。

但他也没少发国难财。

1943年，中日双方激战正酣。杜月笙与戴笠合作成立了通济公司。当时的国统区常年炮火，轻工业非常落后。轻工业的发展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国统区生活必需品非常有限，出现了恶意囤积货物的情况，导致了很严重的通货膨胀，通济公司是其中最主要的因素。

与此同时当时的被日本占领的地区，轻工业发展也很快，但是缺乏重工业发展的材料，比如有色矿石之类的。随后就发生了人类战争史上最骇人听闻的一幕：中日双方激战正酣，但是为了让战争持续下去，双方在背地里进行贸易。杜月笙这边得到了稀缺的生活必需品，日本人那边得到了重工业材料。

典型的官商勾结，发的是国难财，而且是赤裸裸地为侵华日寇提供战略资源。

抗战后，杜月笙想在蒋介石政权中捞个有影响的职位，但未能如愿。因为这些职务，蒋介石都有人选了，也就是说，杜月笙被蒋介石抛弃了。于是杜月笙后来就此说了这样一句很感慨的话：蒋介石拿我当夜壶，用过了就塞到床底下。

4月21日，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23日南京解放，上海的解放在即。在奉化溪口老家的蒋介石仍念念不忘杜月笙，电令上海市长吴国桢、警察局长毛森等，力劝杜月笙去台。

但杜月笙执意去了香港。

寓居香港后，杜月笙偶然在报纸上看到这样一则新闻：1950年冬，上海市民在枫林桥挖到了中国共产党早期上海工运领袖汪寿华的尸骸，并将汪寿华的血衣在工人文化宫进行展览。

后来接着报道，上海政府在逸园万人公审来杀死汪寿华的凶手马祥生、叶焯山，并判处极刑，在枫林桥汪寿华的遇害地点，二人被执行枪决。

作为杀害汪寿华的主要凶手，杜月笙的内心从此波澜起伏，心绪极为不宁，本来身体就已很不好的他病倒了。

这块心病越来越重。

在台湾的蒋介石此时仍然没忘杜月笙，派出俞鸿钧、洪兰友等赴港游说，要他去台湾，杜月笙均以疾病缠身为由推拒了。

杜月笙很清楚，蒋介石安的不是好心。台湾绝对不能去，去了会死得更快，也死得更难看。

1951年3月11日，台湾《中央日报》转发中新社香港10日专电：钱永铭、张公权、杜月笙等，已准备申请赴台。

这当然是假新闻，是蒋介石的舆论战。

制作假新闻，历来是国民党的拿手好戏。

火上再添一把柴！生性狡诈的蒋介石接着又施用了恐吓术。

1951年4月初，在香港的国民党特务传话给杜月笙：大陆正欲与港英当局交涉，要把他押回上海，在清算“四·一二”政变大会上批斗，同时大陆已派人潜入港岛，如交涉不成时，则将他就地处决。

由于当时的信息不畅，无法求证真伪，杜月笙就陷入了极度恐惧之中，引发了严重的神经衰弱和心脏病。当年7月，杜月笙中风偏瘫却拒绝治疗，于8月16日撒手人寰，终年才63岁。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人物，就这样被吓死了，无可奈何花落去。

杜月笙对子女的教育还是值得称道的，他严格要求他们的学业，严禁他们沾染烟赌娼。儿子杜维藩高中时一次大考逃考，被他狠甩两个耳光；女儿杜美如一次外语考试成绩不佳，被他用鞭子责打十下。其八子三女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培养，后都活跃在海外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