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之子曾递信废高考 11年后又求邓小平参加

1978年初的一天，北京起重机厂铆焊工刘源收到一封印着“北京师范学院”字样的信。从这一天起，国家前任主席刘少奇之子刘源，确定将迈入大学的门槛。

此时，距离刘源的父亲刘少奇辞世，已近十年。

距此大约12年前，北京四中初二学生刘源，把一封同样轻飘飘的信件，悄悄搁在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案头。

信是四中高三(5)班的两位学长托送的。这两个当时的优秀生，把信交给刘源的时候很郑重，说是要造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反，说当时的教育考试制度让白专的留下来了，把闹革命的、工农兵都挡在学校外面了。

没过几天，这封信就刊载在1966年6月18日的《人民日报》上。信的结尾是“现在北京四中全体革命师生向全市革命的同志倡议：立即废除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与这封信同时刊载的还有来自北京女一中的另一封抨击高考制度的信件，和《人民日报》社论。

新中国在1952年建立起来的统一高考制度由此而废。

提及这封信，刘源摇头苦笑：1966年我递的信要求取消高考，11年以后，又是我写信要求参加高考。

这一次，刘源致信的对象是“中共中央邓小平副主席”。

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主抓科技和教育工作。恢复高考的消息裹挟着人们的兴奋和期待在民间迅速流传。

当年8月21日清晨，北京长安街沿途的高音喇叭里传出头条新闻：恢复高考。

北京起重机厂召开正式会议传达相关文件，报考条件就张贴在车间的墙上。刘源经过仔细研读，发现报名的政审条件中不涉及出身，只说了本人不能有历史问题、政治问题。于是，他决定报考，但内心深处，对会不会被允许参加考试非常怀疑。毕竟，他的父亲刘少奇头上还压着“全国最大走资派”的帽子。

刘源的不安很快被证实不是没来由的。他的报名被厂里组织部门退回，理由是超龄。刘源26岁，非正式的传达里，恰好有“最好25岁以下”一说。刘源不服气。他初二辍学，是老三届的初中生，是年的高考，对老三届的高中生都是放开的。以刘源的年龄划线，厂子里九个年龄大过他的工友，一律被卡下。

“我挺生气，所以就给邓小平写了封信。”刘源至今仍能很清晰地复述信的内容：我管他叫小平叔叔，开头就自报家门，说我是刘少奇的儿子刘源。我这几年从农村又到工厂，听说您恢复工作抓高考，很高兴，大家都很振奋。我想考大学，现在厂子里不让考，如果因为我父母的原因、我的出身不让我考，我很不服气，何况你这个招生简章并没有这么讲，让我考我考不上，是我自己的事情。谁也不怨。

信不长，就一页纸，钢笔书写工整。刘源在信封上写就“中共中央邓小平副主席”，贴上4分钱邮票，在自己的住处北京永安里附近随便找了一个邮筒投了进去。

十余天后，来了回音。刘源和九个情况相近的工友，全部被放行。

报考的时候，刘源填了政审表。父亲一栏，填“刘少奇”，母亲一栏，填“王光美”，本人成分一栏，填“战士、学生、农民”，“现在是工人”。籍贯、政治面貌、社会关系等等，一概填了一个“众所周知”。

刘源他们拿到的是当年北京市高考考场里最后10个考号。这时离高考举行仅余一个星期。

小平叔叔的批复，刘源至今没见过，具体怎么批的不知道，只知道邓小平批给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吴德批转给北京市负责高招的同志，最后是厂教育处通知刘源可以报考。

1979年1月，刘源的母亲王光美出狱。在和邓小平的一次碰面中，王光美提及儿子要求参加高考的信和邓的亲自批复。邓小平微微笑了一会儿。其时，刘源已经在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就读。

师院历史系77级班主任周兴旺第一次见到刘源，是在北京崇文门内旅馆中。这家旅馆，是当年北京市高校招生录取现场。周兴旺就代表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在此招生。在他住的房间里，床上摊满了档案袋。他所能接触到的档案，都已经过北京市高招办筛选。高招办当时掌握着一份20个典型“可教育好子女”的名单，都是被打倒的中央一级领导人的子女。

录，还是不录？考生刘源的问题，一直报到当时师院的领导机构“北京师范学院革命委员会”，并为此专门开会研究。革委会主任是军人，副主任崔耀先是老干部。在讨论会上，崔耀先展现了四两拨千斤的功力。他看着刘源的档案，说，这个学生在农村插队，是因为肝炎被退回北京养病的。这个身体，能过关吗？得让他去医院复查。身体行的话，没有理由不让他上吧？一个可能被上升到政治层面的问题，就此降到了一个很普通的、可度量也能执行的标准上。

刘源因此有机会去崇文门内旅馆。周兴旺带着刘源去了同仁医院，这是一场只有一个学生的特殊体检。

1978年3月8日，刘源入学。起点公平的高考，让他的命运曲线重新划出上升的轨迹。

刘源的大学之路，似乎充满着偶然。偶然的信，偶然的送达，偶然的批示，偶然地遇到崔耀先……这些偶然，只可能发生在1977、1978年。那是中国的惊蛰期。

在纪念恢复高考30周年时，当年的直接受益者刘源表示，恢复高考决策的英明和意义，怎么评价都不过分，“它挽救了这么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