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大抢救 蒋介石运故宫文物惊险赴台秘史

一国珍宝花落两岸。关于中国的两座故宫一直有个说法，北京故宫“有馆无宝”，台北故宫“有宝无馆”。如今北京故宫博物院里95％的精品文物都安详静谧地躺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里。

1961～1962年，正当大陆人惨遭中共制造的“大饥荒”折磨、文革疯狂砸文物“破四旧”的前夕，蒋介石迁台的部分国宝精品搭乘着美国“布瑞斯号”军舰远赴华盛顿等五城进行巡回展览，参观总人数高达47万人次。

一个月后，中国古老绚烂的瓷器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美国人由衷地感叹道：“东方文化的主流与中心原来不在日本，而在中国。”

国宝出宫 南下避战火

民国二十二年（1933）2月5日，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紫禁城内突令戒严。

一支驮着2千口封条木箱的板车队从神武门鱼贯潜出、蜿蜒绵延，押运者全是一袭黑衣，军警两边荷枪实弹护卫。

一场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抢运最成功、历史影响最深远的文物大迁徙拉开了序幕。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华的战火引起了国民政府对故宫宝物安全的担忧。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主张文物南迁避难，院长秘书吴瀛等人反对南迁。反对最厉害的要数古物陈列所所长周肇祥。

国宝处置之争也引发了社会舆论的喧嚣，一派主迁，一派反对。胡适、鲁迅、徐志摩等人强力反对文物出宫，理由是势必将造成人心浮动、社会不安。那时的文化名流与民众都很难看到民族瑰宝与文化存亡的真正毒手恰是日后窃政的中共。

每天紫禁城外聚满了来探听消息的民众，以文物是否出宫作为判断时局稳乱的标杆。

1933年1月，日军突破山海关。亡国可复，物毁难还，文化灭则家国尽灭。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因此做出“北平安静，原物仍运还”的承诺，决定将故宫文物南迁到上海暂时规避战火。

谁也没有想到，此批文物自此关山万里，海天相隔。也正因如此，才使得几十万件承载着古老中华文明的国宝虽经历了颠沛流离、惊心动魄的板荡，却得以免遭中共文革摧毁的厄运。

就在国宝起运前几日，故宫古物陈列所所长周肇祥被北平市长下令逮捕，以防他武力劫运。

着名国宝翠玉白菜。（图片来源：国立故宫博物院）

1933年2月6日，两列载满19557箱文物的火车绕开天津，由平汉线转陇海再转津浦线，抵达上海。此趟迁运包括价值连城的全套文渊阁《四库全书》、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翠玉白菜等古籍书画器物。

文物押运安全级别非常高，一方面避人耳目，躲开日军轰炸；另一方面沿途还有地方军队保护，以防劫匪。车顶架设机枪，车内宪警持枪，至重要关口，车内熄灯。列车在续能时才临时停车。

到达浦口时因未接到正式转运上海的指示，那志良等押运者为守护文物，只好在列车上居住一月，之后才将文物运往南京朝天宫，其辛苦程度可想而知。

但，与以后迁运的艰辛与凶险相比较，这次押运竟为待遇最高的一次。

蒋介石夫妇与故宫国宝之缘

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是一位坚定的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守护者，他和故宫之间缘来已久。早在1928年，蒋先生即为37名故宫博物院第一届理事中的一位。九一八事变后，故宫博物院隶属行政院，蒋先生与故宫的关系更为亲近了。

1937年，八一三中日淞沪战役后，“中英庚款董事会”总干事杭立武紧急面见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张群，建议将南京朝天宫里的国宝速速撤至安全地区。

张群立刻拍电报请示身在杭州的蒋介石。第二天，张群回复杭立武说总统已批准，同时命令杭立武为国宝大后方迁运负责人。

当时蒋介石为抗战而投入的军需物资与费用极高，在财物、运输方面非常紧张的情况下，蒋介石亲批调拨火车货车车皮，分南北中三路历经艰险与战乱，将国宝从南京分运到四川乐山、峨嵋、贵州安顺等地安息暂存。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分寄各处的文物像流浪的孤儿们一样，经过残酷的血与火的洗礼，再次迁移汇聚至重庆，后又越过长江三峡辗转返回南京欢聚朝天宫阙。

1947年，蒋介石、宋美龄、蒋经国一家三口参观了在南京举办的故宫国宝展览，众多展览的珍宝中，商司母戊大方鼎和周毛公音鼎乃为蒋总统直接经手赠送给故宫博物院的收藏品。

日寇虽驱，赤难已至。南京朝天宫里惊魂未定的故宫文物，即将面临着一次更为惊险与意义非凡的历史性战略大转移。

史界通常认为70万件大陆国宝运台是宋美龄委派杭立武所为。

但有日本学者据《蒋介石日记》研析，徐蚌会战后，蒋介石就已经考虑撤退地点事宜，拟将中华民国撤到隔海相望的海南岛或台湾与大陆的中共对峙。1948年秋，蒋介石与幕僚讨论研究过将故宫宝物如何迁台事宜。

当时的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与时任教育次长的杭立武在文物迁台的想法上不谋而合，而蒋复璁关于古物迁台的提案很可能来自最高层的总统。

据档案记载，1948年12月31日，杭立武收到两封信，一封是“总统府代电”公文，公文中蒋介石表示已请海军军舰押运3000箱文物赴台；另一封是蒋介石秘书周宪章的信函，信函提及让杭立武负责南运文物。

蒋介石夫妇深刻地认知到国学传统文化精神对民族的教化功能，所以中共在大陆搞文革破坏传统文化之际，他们却在台湾全面推行国学教育，保护和发扬传统文化。

二人对中华古物国宝亦是情有独钟。据台北故宫老人高仁俊回忆，台北故宫刚落成开馆的时候，蒋介石宋美龄夫妇每个礼拜都要莅临一次，就像拜访邻居似的习惯性地来看一下，看过之后才放心。

高仁俊还驳斥了关于蒋夫人把故宫文物运到圆山饭店的谣言，他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库房有好几层关卡，连正副院长都没有钥匙。

早在文物存放于北沟库房那会儿，蒋介石夫妇就经常利用从台北去日月潭之便，中途就去雾峰北沟休憩一会儿，在库房门口搬个小桌椅，二人并肩翻阅古籍，怡性情赏名画。

五次迁台抢运

折槛图，宋人绘，（图片来源：国立故宫博物院）

从1948年12月21日到1949年12月9日，大陆国宝总共经历了五次大迁移，庄严、那志良等运宝人临危受命，以身护宝，披荆斩棘乘风破浪，最终将38万件文物与30万件古籍善本安全运送到台湾。

1948年12月22日，中鼎轮载着712箱国家级精品文物与故宫押运人及众多逃难家属起航了。为了多装文物，很多家属被海军司令桂永清劝下了船。晚间，因没有空间休息，文物押送人员就睡在装文物的大木箱上，风浪很大，船体颠簸非常厉害，有人开始呕吐，船上的一条大狗比人晕得还厉害，一晕就叫，边叫边吐。

1949年1月6日，第二批文物，3503箱，其中包括11178册《四库全书》搭乘海沪轮，历时5天到达基隆港。就在军舰从南京下关起航的前一天，毛泽东划定43名所谓“战犯”，声称“国人皆可杀”。其中就有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和故宫押运人翁文灏。

1949年1月28日，南京码头细雨连绵，冬天的南方阴冷寒湿。随昆仑号逃离的国民党家眷实在是太多，原定2000箱文物只能装1248箱。起航之际，杭立武派人突然运来4箱宝贝，其中有汪精卫曾献给日本人、战后已归还的翡翠屏风等三件国宝，但彼时的逃难船早已没有了空间。

船上的工作人员立刻把办公的桌椅拆除，腾出空间勉强安置了4箱宝物。这是昆仑舰艇最为惊险的一次运送。中共频频阻击，舰行缓慢。舰艇启动伊始，人们发现船头是向上海方向跑，而不是南下，原来舰长沈彝懋欲带着这些无价之宝向中共投诚，但他很快被制服。昆仑舰沿途险象环生，共花了22天才到达台湾。

最后两次的运转是文物空中迁移。1949年11月29日，重庆白市驿机场，国民党303、369号飞机载着38箱河南博物馆的文物躲过中共枪炮，克服了起飞后的机器故障，沿昆明、海口一线飞往台北松山机场。此次飞运是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在得到蒋介石“不惜一切代价抢运”的命令后采取的紧急行动。

最后的飞离是在1949年12月9日的成都新津机场发生的，当时画家张大千带着78幅私藏敦煌临摹壁画，乘坐西南长官张群的坐车风驰电掣般地赶到机场，但飞机早已超载，无法再容纳壁画的重量。情急之下，杭立武主动丢弃自己毕生积攒的二十几两黄金，换得壁画登机，条件是张大千赴台后须将这78幅壁画捐给国家。后张大千果不食言。

当年故宫出宫南下避难的所有宝物多达百万件，五次文物迁台因情势危急与条件所限，并非悉数全迁，其中，着名的司母戊大方鼎因重达千斤而未能如愿赴台。

但从后来的历史看，蒋介石抢运近70万件国宝赴台事件，不仅见证了民国政府的远见卓识，更为典藏与保护中华民族璀璨文明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颇为遗憾的是，北京故宫院长马衡在运输文物后期、中共攻入北平前后，由于不能认清中共之邪恶，蓄意拖延民国政府转移故宫文物国宝的命令，致使部分古物失去了迁台机缘。

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1956年将一生心血与财产换来的私藏书画献给了中共治下的北京故宫，第二年便被毛泽东打成右派而凄惨离世。1955年马衡病逝，相比于张伯驹，他是幸运的，但后来中共政权给文物带来了空前浩劫，如若马老泉下有知的话，怕是会对自己阻碍国宝赴台的决定悔不当初吧。

古物真有灵

故宫宝物南迁颠簸历险的旅途中，人们见证了穿越千年时空而不损之古物的神奇一面。

人们通常认为，文物在其物质性的一面总是脆弱和不堪一击的。但在故宫宝物南迁颠簸历险的旅途中，人们见证了穿越千年时空而不损之古物的神奇一面。在环境恶劣的运输过程中，每每意外发生时，过程十分惊险，结果却是万般平安，冥冥中仿佛上天有感、神灵有知。

1937年8月，曾经远赴伦敦展览的80余箱精品安置在湖南大学图书馆地下室，那段时间日军开始对湖南湖北轰炸，故宫行政院赶紧将文物转走。之后不久，湖南大学图书馆地下室被炸成平地，人们想起来非常后怕。

满载宝物的卡车在绵阳的一座桥上，不慎翻沟里了，恰好沟里没水，那可是一卡车的古籍书本啊。

由宜宾开往乐山的船行到江心，纤绳突然断裂，江水急下，船在漩涡里打转，眼看就要出现险情，岸上和船上的人都感到回天无力，但不知是怎么回事，船却行驶了一段险路后冲上了沙滩，人和文物均安然无恙。

1946年1月，一辆大车载着西周时期的十个石鼓东运回南京，因石鼓非常沉，就没有用绳子将其固定在车上。在走黔江龙潭一段下坡路时，司机为省油，空档滑行，对面突然来车，司机猛打方向盘，车翻了，掉到山涧里去了。人跳车了没伤着，石鼓躺在山涧里也没事，如若当时把石鼓捆在车子上，后果不堪设想。

这样的故事还很多，那志良回忆说：“为什么总能在敌机轰炸、千钧一发时刻安然离去，翻车、翻船也平安无事，我这才开始相信古物有灵。”

前生造定故宫缘

故宫文物大转移造就了一段让历史永远铭记、艰辛却值得的文化历程，也锻造出了数十位中国文物守护者和中华文化的守望者。

与文物一起渡海的庄严就是其中一位。庄严192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任职于清室善后委员会，1925年，北京故宫博物院诞生，直至1969年从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位子上退离，庄严将毕生都交给了故宫与文物。

庄严经常讲述他记忆尤深的三个故事：溥仪被赶出宫时接到突如其来的通知，还未吃完的半个苹果放在养心殿的桌子上被庄严清点文物时发现；溥仪的一位宫女出宫时私挟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被驻警发现拦下，避免了价值连城之古物的流失。

第三个有趣的事是，外人不曾想到大清各宫清册的编排竟是按照千字文的文字顺序进行的，乾清宫的天字第一号文物乃是用来开关门用的一只红油木器小板凳。

1938年，部分文物迁往贵阳安顺，80箱伦敦展出精品保管在窑洞里，而这80箱精品正是庄严护送到伦敦展出的，展览获得了巨大成功。

庄严的妻子和三个未成年的孩子也一同住在安顺东门坡的一栋木厢房里，四子庄灵便出生在这里。他们一住就是五年，随文物共存亡。

那段日子非常清苦，庄灵回忆，吃的都是石子拌麦壳的“八宝饭”，穿的都是打补丁的衣服，晚间一家人点着一盏菜油灯碗读书做功课。

贫苦却抵挡不住文物薰陶带来的乐趣。孩子们的启蒙教育内容即是父亲毕生积累的书画知识和国宝实物。晚上睡觉前，庄严和孩子们都要进行文物接龙游戏，庄严说“宋代”，老大就接“董源”，老二接“洞天山堂图”，以此类推，文物名画的薰陶使孩子们与故宫文物结下了不解之缘。

庄严一家随第一批中鼎轮来到了台湾。因为整个行程计划事先是保密的，庄严当时只对家人说：“我们去台湾。”十多年来，不断地搬家与迁徙，一家人早已习惯了天南海北地挪移，妻子和孩子们也都以为在台湾住几年还要回来。他们对中共政权从内心里很不喜欢。

就是这样一位北平的故宫人，1980年病逝于异乡台北。生前他曾写过这样一首诗：“我与青山结宿缘，岩居招隐四十年。此日披图重太息，何时归卧故乡山。”

两岸国宝命运大不同

风景秀丽的外双溪风景区距离台北市区半个小时的车程，1964年11月12日，国父孙中山诞辰日，台北故宫在这里落成，蒋介石之前来视察时，不经意间说出：“把这个博物院定名为‘中山博物院’岂不更有意义？”因此新馆定名中山博物院。

台北故宫收藏之富举世难有匹敌。书画、铜器、瓷器、玉器、漆器、珐琅、雕刻、文具、图书、文献、明清档案等共约68万件。

当年北平故宫文物出宫后，历经近二十年的大迁徙大转移，没有一件损毁的，堪称人类历史上的奇迹，而文物运到台湾后，同样被保存得非常好，台北故宫以世界文物保护典范而闻名遐迩。

六十多年来，近70万件文物只丢了一张纸、一包盐。1989年台北故宫清点文物时，发现一本满文善本，里面少了一页女尸图，经研判确定是1969年台湾某出版单位计划出版满文原档，拿出馆外拍照，还回去时丢失的。

此后台北故宫形成严格规定，任何文物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拿出故宫院外。而那一包盐则是乾隆年间新疆咸水湖里的晒制出的一包上好精盐，被送到北京当贡品。丢失盐的原因，是因为年头太久，盐挥发了。

这么多年来，地震、盗贼等天灾人祸从来都不能损毁破坏这些承载历史的台北故宫文物，随着台北故宫的开放传播与展览交流，众多国宝精品面世亲民，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文物的巧夺天工与精美绝伦。

而在中共治下的大陆国宝文物，境遇完全不同。

1966年文革“破四旧”运动，1958年中北京市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来的6843处文物古迹，竟有4922处——半数以上被毁；北京颐和园万寿山顶1000尊琉璃浮雕佛像，面目被人为毁坏。

始建于汉代的中国第一个佛教寺院、洛阳城东白马寺，当地大队书记和农民砸毁了寺中辽代十八罗汉泥塑，两千年前印度高僧带来的贝叶经、稀世珍宝玉马等佛像、经卷也被无情毁坏。

山西代县建于一千六百年前的天台寺，塑像、壁画被悉数尽毁；就连偏远新疆吐鲁番附近火焰山上千佛洞的壁画，也未能幸免。

更有山东孔子墓被挖掘，孔子被挫骨扬灰，“造孔家店的反”直接焚毁古书、字画、国家一级文物、历代石碑等5300多件。

中共摧毁了载负着传统历史文化内涵的文物古迹，目的是想斩断炎黄子孙与传统中华文化的传承血脉，摧毁中华传统文化道德体系，其恶之大、遗害之深，举世无双，难以尽诉。

参考书目：

台北故宫博物院：《故宫七十星霜》

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故宫文物迁台史料选辑》

那志良：《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我与故宫五十年》

杭立武：《中华文物播迁记》

周兵：《台北故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