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北京九所”

中国央视在7月6日刊文揭秘“北京九所”的诸多不为人知的秘闻。

文章称，六十多年前，在北京西郊的一片高粱地里，一座名为“花园路3号院”的办公楼开始动工，“北京九所”就建在这里。此后一段时间，邓稼先、周光召等中国科学家先后加入，来到这里工作。一项隐秘而伟大的事业就此展开。

1957年，中国政府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按照协定，苏联将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而“北京九所”的任务就是“消化”这些资料。但是，到了1959年6月，苏联致函中国，表示不会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

1960 年 7 月，苏联政府撕毁同中国签订的所有协定和合同，苏联专家带着重要的图纸资料撤出中国。

有一种悲观的说法，“中国再过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Getty）

在诸多压力下，中国年轻的科研人员在邓稼先的带领下，紧张地进行着“九次计算”。

所谓“九次计算”，就是利用特征线法解流体力学方程，模拟从启爆到碰靶的物质运动全过程。如果计算结果和苏联资料中提供的数据接近，说明九所掌握了原子弹的工作原理，只有这样，才能开始原子弹的理论设计。

当时，顶尖的科学家在“北京九所”集结，但“九次计算”如同一个关口，卡在那里，得出来的一个重要数据和苏联专家讲课时提到的技术指标不符合。直到1961年，又一位科学家的加入，为“九次计算”画上了句号。

这个人是周光召。周光召提出一个非常大胆的怀疑，会不会苏联专家的数字给错了？

1961年9月，周光召从炸药能量的利用率入手，求出炸药所做的最大功，从理论上证明了九次计算结果的正确性和苏联数据的不可能。“九次计算”持续将近一年时间，反复磨砺，厚积薄发，为之后原子弹和氢弹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九次计算”结束后，原子弹的研制加速进行。1963年初，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按预定计划诞生了。

1964 年10月16日，罗布泊一声巨响，火球腾地而起，冲击波从地面上卷起粗壮的尘柱，戈壁滩上冉冉升起翻滚飞腾的蘑菇烟云。根据现场采集的数据表明，爆炸威力初估 TNT 当量在 2 万吨以上，科学家们确认这是一次成功的核爆炸。

仅仅两年零八个月后，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继美国、苏联和英国之后，中国成为第四个掌握氢弹原理和制造技术的国家。

中国在短时间内接连两次震撼世界，而今，中国的核能力依然是外界关注的焦点。尽管中国的核武器规模远远不如美俄两国，美国川普（Donald Trump）政府仍将中国的核武器描述为川普和普京（Vladimir Putin）应该共同面对的新威胁。

据《纽约时报》6月30日报道，为了让俄罗斯支持中国加入《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美国官员向俄罗斯展示了一份关于中国核建设的机密简报，令俄方官员大感意外。据称，这份机密简报并未在美国公开，即使在美国国会也未广泛传阅。

美方军控谈判代表比林斯利（Marshall Billingslea）始终坚信中国正在罗布泊进行新的核活动，他认为随着中国增强在太空和海上的影响力，这将再次将美国置于危险中。

与此同时，中美两国的裁军大使还在联合国进行了激烈交锋。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6月30日在万国宫举行全会，美国裁军大使伍德（Robert Wood）对中国核军控政策及军力建设进行指责，称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构成主要威胁，并援引《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发表的关于中国应将核弹头数量扩充至1,000枚的言论，要求中方作出解释。

对此，中国裁军大使李松指出，美国大肆奉行单边主义、例外主义，退出一系列重要国际安全和军控条约，其影响相当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使美俄双边核裁军体系濒于崩溃，同时也使自己的国际信誉荡然无存。美方提出所谓“中美俄三边军控对话”，完全是其摆脱自身核裁军责任与义务、谋求在欧洲和亚太地区部署战略力量的借口，中方早就表明了坚决反对的态度。美国作为拥有最大、最先进核武库的超级大国，理应承担大幅度削减核武库的特殊、优先责任，这是国际社会长期共识。

李松表示，美国历史上欠全世界的裁军账，不能单凭一句“后双边世界”就“一风吹”！军控不是儿戏，更不是把戏。中方敦促美方认真响应俄罗斯倡议，使NEW START条约得以延期，并继续致力于大幅度削减自身核武库，为多边核军控与裁军进程创造必要条件。

关于胡锡进发表的言论，李松说，一位报纸主编在个人微博上发表的看法，不能代表中国军控政策，但中方坚决反对有人借此对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横加指责。从胡锡进的原话看，他提出有关看法针对的是个别美国政客对中国的敌视和威胁，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些中国公众和更广泛国际公众的普遍担忧，恰恰说明美国一些人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冷战思维的严重危害性。

除了对中国军力建设指责外，伍德亦在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问题上攻击中国政府隐瞒疫情、贻害世界。

事实上，美国政客自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开始之际，就置本国疫情防控于不顾，肆意指责中国“隐瞒疫情”以及“散播病毒”等。

人贵自省自觉。美国在疫情防控领域以及其他领域中，满眼都是别人的错，却对自身的防控责任和义务视而不见，犹如在过去一周火遍中国的“北京万达女”。

7月3日，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通报了1例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的情况，该无症状患者在居家隔离期间多次破坏门磁报警器外出。截至3日14时，官方已追查到该名无症状患者的密切接触者人数达204名。

但伴随着人类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了解的增多，事实真相不断被揭开。据英国《每日电讯报》7月5日报道，牛津大学有专家相信新冠肺炎不一定来自中国，并指出科学家应从病毒“冬眠”的能力入手，查找病毒的传播途径。牛津大学循证医学中心（Centre for Evidence--based Medicine）高级研究员、纽卡素大学客座教授杰斐逊（Tom Jefferson）医生指出，目前有越来愈多的证据指出病毒在亚洲爆发前，已在其他地方发现。

“病毒”在“伺机而动”，香港社会“毒瘤”亦是如此。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在6月30日通过“港版国安法”后，多个“港独组织”宣布解散。其中，“香港众志”的动态最为受瞩。

6月30日，“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以及周庭等多名成员相继宣布退出“香港众志”后，随后，“香港众志”宣布即日起解散，并停止一切会务。

原本以为，“香港众志”解散是因为“离不开”这几大核心人物。但事实上，地球上没了谁都能照样转，在黄之锋周庭宣布离开后，留守者决定选出新的“领导层”时，却得知账户的资金已于6月29日被三人卷走，所剩无几。

资金窘迫，“香港众志”被迫解散。

不管出于何种原因，“香港众志”等“港独组织”纷纷解散，香港政界人士分析称，“港版国安法”的震慑效果已经显现。

在过去的一周，“港版国安法” 在港全面实施，相关执行工作正在稳步推进。7月6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安委）举行首次会议，林郑月娥等全体成员出集体亮相，会议公布了执法七大实施细则。